编辑 | 木蒙、顺子
在大多数人眼中，空姐、空少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颜值高、身材好、收入稳定、总能出国。
但实际上，空乘人员的工资并不如大家想得丰厚。他们把自己称做“小时工”，收入按底薪+飞行时间计算。
今年整个航空行业遭遇新冠“黑天鹅”，航班数量骤减、甚至暂停，部分中小型航空公司、机票代理公司都受到严重影响。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这群离天空最近的人：
他们之中有收入下滑到每月1000元、见到湖北籍乘客就紧张万分的空姐、停薪留职的空少、还有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上班的机票代理商、以及国际机场地面值机人员。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底薪低、时薪100元/小时，停飞后我在咖啡馆兼职维生薛嘉怡 | 空姐 | 女 | 31岁 | 上海
就职于国内某上市航空公司
我们公司国际航班、国内航班都有，其中国际航线主要承接运货和包机业务。
这类业务大多当天往返、不过夜，因此我们公司的空乘没有驻外津贴，飞行时间就是国际空乘的主要收入来源。
到手的收入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多。空乘都是“小时工”，每小时100元，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比如去年我飞巴黎、纽约、多伦多等欧美城市，平均每个月要飞2-3趟美国，单程飞行时间13小时左右，往返能有个2600元收入，之前收入还算稳定。
去年妈妈查出直肠癌，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都陷入僵局。
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又是个独生女。为了照顾妈妈，我不得不跟领导申请多飞一些国内航班，减少收入更高的国际航班班次。
我本以为，省一点花，能多匀一点时间陪家人也是值得的。但今年疫情一来，不仅影响了整个航空公司的收入，对我家更是毁灭性打击。
最开始公司国际航线减少，按规定每个目的地国、每个航空公司每周只能飞一班。
如果去了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回来还需要隔离7-14天不等。我需要长时间陪伴在妈妈身边，自然是放弃了国际航班这种高风险的班次。
紧接着，二月份，国内航线也宣布关停，我的排班量无限趋近于零。
那个月我只飞了3次，总共不到10小时的飞行时间，除了这一千多元的绩效和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底薪，我几乎没有别的收入。
即便是到6月份，航班班次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数量。从2到6月，我一共飞了30个小时，甚至比不上之前一个月的飞行时长。
收入急剧下滑让我很焦虑。妈妈每次去医院打针，来回路费都需要200元左右。
此外，化疗后她身体虚弱，还需要食补，多吃一些黄鳝、牛肉、海参等高蛋白食物，再加上手术费用，我工作几年的积蓄也所剩无几。
为了省钱，我甚至动过飞国际航班、回来隔离的心思。当时上海出台“入境机组人员全部要隔离”的政策，我一听隔离期间不仅包吃住、计算工时、还另外150元补贴，特别心动。
但我最后还是没去，我妈一个人在家，我要隔离了就没人能照顾她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过得“行尸走肉”：
一方面，我们航空公司没有裁员、没有破产，只保证每个人的底薪，对于我来说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五险一金都挂靠在公司，我也不敢在现在随意出去找工作，怕一旦情况稳定了，我再想做空乘也回不来了。
为了多挣钱，我只好在咖啡馆找了一份兼职做，每小时22元。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落差，在咖啡馆传递饮料和在机舱里分发食物，干的都是同样的事，能赚钱就行。
说实话，每天吃老本的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能都要卖房了。
现在我觉得家人健康、有工作挣钱，就是最大的幸福。
航班恢复后最怕见湖北游客，每天套两层手套依然提心吊胆小雪 | 空姐 | 女 | 28岁 | 成都
湖北刚解禁的那会，客舱里多了很多湖北籍的旅客，我也变得焦虑起来。
一是老觉得湖北是“疫区”，担心他们接触过患者，是无症状感染者，携带病毒。
所以每天我都会按照公司的规定，带好口罩、手套，甚至还会自己偷偷多带一层手套。
另一方面是，我们公司内部要求执行的一些措施，加剧了我对这部分旅客的恐慌。
公司当时要求，我们需要在湖北籍的乘客落座后，到他们座位前大声询问：“请问你是湖北人吗？过去30天你去过户籍所在地吗？”
这也是为了保证其他旅客的知情权，但被询问的湖北的旅客多数会显得很拘谨，有的会生气；说跟审问犯人一样。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和公司都有点小题大做，这些措施加重了他们刚被解封还未抚平的伤痛。每当他们到为难、甚至露出本不该有的愧疚时，我内心其实比较自责。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湖北乘客，是一个年轻的武汉姑娘。在我循例“盘问”完她之后，坐她旁边的小伙子立马紧张地说，“我要升舱。”
同事看这边有情况，就过来跟他解释，飞行时长只有两个多小时，升舱要补780元，并不是很划算，是否确定升舱？
这时，小伙子很不客气地提着行李直接站起来，大声质问：
“你们到底有没有空位？我要升舱！”说完就直接往商务舱的方向快速走去。
这时候小姑娘已经低下头不吭声了。但乘务长还是要求我再去找她核实一遍，到底是从武汉还是从其他湖北城市来的，到底有没有健康证明。
小姑娘眼眶已经红了，特别小声地说，“我是湖北其他城市来的，有健康证明，我们那儿已经很多天没有新增了，真的很安全”。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但面儿上还是按要求嘱咐她，下飞机后还要跟地面报备，主动说明自己是从湖北来的。
飞行全程我就比较留意这个姑娘。在发餐的环节，这个小姑娘也是等别人都吃完、带上口罩，然后她才摘下了口罩吃饭。
下飞机时，她还特定找到我，特别坚定地跟我说：“我们湖北人挺安全的。我在武汉也呆过几年，那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别歧视我们了”。
航空公司欠我们公司1个亿，我今年上半年收入仅5000元杨华亮 | 机票代理公司员工|男 | 26岁 | 成都
我在一家机票服务企业工作，俗称机票代理人，主要工作是帮航空公司销售机票。
我们没有底薪，每个月收入按实际出票量计算，也就是说客户如果退票、改期都会影响到收入。
2013年我20岁左右入行，当时每个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左右。在同龄人眼里这是算比较高的工资。
干到2017年，我攒了些钱，邀请朋友合伙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合伙人机票代理公司。
那时候做这一行的门槛不高，启动资金只需要几十万元。大概半年时间，摊到我个人的利润就达到30多万。
当时是我过的最风光的日子，买车、合伙开餐馆。我是几个朋友里最早买车的人，当时我不到25岁，家里没出一分钱全靠自己买的车。
但好久不长，公司出了一些内部矛盾，导致很快分崩离析。那段时间我甚至背了债，为了还钱我把车也给卖了。
这次创业失败给我的打击不小，短时间内我也不想自己单干了，于是又回到老本行，继续找了个机票代理公司上班，年收入十几万左右。
本想今年东山再起，再试试自己做这门生意，没想到一场疫情搅和了一切。
首先是近几年航空公司普遍想脱离代理公司，自己销售机票。这导致代理公司所能分到的代理费越来越少，很多连代理资质也拿不下来了。
疫情爆发后，先倒下的就是这批小型代理公司，90%都破产或者转型。
接着就是我们这些在代理公司上班的人，年终奖没着落了，连未来公司能不能继续给我开工资都不好说。
我们公司裁员三分之一，负责旅游票务的部门直接解散。在今年6月之前，公司采用轮休制，干半个月、休半个月。
此外，我们代理的一个航空公司濒临破产，压了一亿的票款没有结算。
这几天我算了算，过完年复工到现在，我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只有5000块。
疫情期每个月只飞一次航班，坐商务舱的乘客比经济舱的多林晴 | 空少|男 | 24岁 | 厦门
西南地区某知名航空公司
我做空乘已经四年了，主要飞成都到拉萨。
以往我每个月差不多要飞70到80个小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个月只飞一班，月飞行时骤减到10小时不到。
这几个月国内疫情有所缓解，月飞行时常恢复到30个小时左右。但不同的同事差异很大，有的同事每周都有机会飞，有的同事可能半个月才能被排一次航班。
大家都以为做空乘收入高又稳定，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出行的航班采用随机排班制，每次飞哪里、和哪个同事一起飞、每个月飞多长时间并不由空乘自己说了算。
也许你们会说，那这样怎么保证收入？
以往我们收入还算稳定，之前每班飞机几乎都是经济舱满员的状态，商务舱偶有空位。但疫情后，情况反过来了，坐商务舱的人比经济舱的人多。
大家都觉得疫情期间，商务舱人会少一些，空间也宽敞，会更安全一些。
疫情给我所在的航空公司带来不小的影响。有几个月所有航班都停了，飞机都只能留在机场“落灰”。
空乘的收入结构是由底薪+飞行时薪的，没有航班可飞让我们的收入只剩下底薪。况且我们的底薪不高，也就2000-3000左右，扣除五险一金后没剩下多少。
有的同事五险一金缴纳标准高，碰上这个情况甚至每个月要倒贴个几百上千。
因为收入骤减，还房贷都成了问题
鉴于眼下疫情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考虑到有些空乘收入骤减后存在生存问题，公司也给了三个选择方案：自动离职、停薪留职、或者留职并保留底薪的政策，保证最低的成本消耗。
留职的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公司培训、和各类会议都还是需要准时参加。
现在也不知道公司航班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彻底恢复，留岗的人都还没接到复飞通知。最近从我们微信群里的讨论来看，停薪留职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收入骤减后，我的同事都干起了副业，微商卖点化妆品、小龙虾，也有人投资了小店。
不过那些做副业的同事似乎也没赚多少钱，甚至比不上以前正常工作时的收入。
为了减少支出，我搬出了机场附近租住的房子回老家靠存款度日。每天都是煎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月后没值过红眼航班，登机需查出发地和目的地健康码、核酸唐小飞 | 女 | 20岁 | 机场值机人员
就职于首都机场
我是去年八月来机场工作的，负责旅客进港值机和出港的业务。
最开始我负责的是国际航班。今年2月疫情爆发，国际航班关停，我就被调往做国内航班业务。
我也没想过，在机场工作第一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个月前还是熙熙攘攘的机场大厅，一场疫情就让大厅空空荡荡。
要知道以前我常需要做红眼航班的值机，今年以后我就没在夜里去过机场。
因为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是根据航班量而定，之前航班多我们就很忙、也常需要熬夜加班。
以往我的工作地点大部分在机场大厅，疫情后航班少了，我们的培训考试反而增加了不少，因此还是需要上班的。
以前像菜市场一样热闹的候机区疫情之后人迹寥寥
5月后国内疫情有所缓解，国内部分开始接受航班，但这些航班大多也是飞往正常开放旅游的城市，平均每个航班的旅客也不多，就几十个。
旅客登机之前，我们都会先在登机口消毒，旅客上机前需要出示健康二维码，正常才会允许登机。
以前航站楼外车水马龙，疫情之后根本看不到几辆车
没想到情况刚有好转，北京新发地又爆发疫情。现在出北京的旅客我们会检查健康宝、核酸检测结果、去往目的地的健康二维码，如果一切符合要求才会允许登机。
从过年开始，看着乘机的人慢慢变少、航班停飞，再到后来航班恢复、现在又紧急叫停，这起起伏伏的过程让人太惆怅了。
只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国际航线空姐等待复飞的90天
1时隔三个月，肖圆圆盯着舱门，突然发懵了。
因为害怕出错，她在脑海里反复回想工作流程，手上的动作开始变得缓慢。即使是在平日，当需要手动关闭舱门时，她也会感到紧张。如果遇上调皮的小孩试探性地摸门把手，她会吓得马上制止。一旦出错，对她来说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现在，这套动作她已经三个月没有操作过了。
重新进入机舱的紧张，从5月26日复飞当日的清晨就开始了。
那一天，肖圆圆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收拾行李，在50平米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寻找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物件。往常这个过程只需要5分钟。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乱了套。那个有些许磨损的紫色登机箱，以前会放在门边固定的位置，她直接拖着就可以走，这一次却需要重新整理。
唯独蓝白色的空姐制服，还一直挂在衣柜里显眼的位置，很好找。重新穿上，肖圆圆吸了口气，比三个月前紧多了。
飞行前一天的复飞考核，即使她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包裹着严严实实，居家附赠的10斤肉，还是轻而易举地被同事发现了。她有点担心。公司对她们的形象有要求，如果被监督员发现她的身材走形严重，她将面临一段时间的停飞，直到瘦到标准线以下。
但她已经不能再忍受停飞了。
没人能提前预知这场瘟疫对航空业造成的破坏。密密麻麻的国际航线，将地球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成一个整体，人们已经习惯了搭飞机旅行的生活。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政府都出台了航空管控措施，地球停摆了。
据国际航协报告显示，2020年4月，客运需求断崖式下跌94.3%。这是自1990年开展客运调查报告以来，出现的史上最大降幅。进入6月，欧洲开始讨论开放边境，国际航班也在逐渐增加，但这个过程和空姐们迫在眉睫的生活相比，实在是太缓慢了。
没有航班，意味着肖圆圆每个月只能靠2250元的基本工资生活。这几乎与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她还记得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低谷的。1月底的一天，在从布鲁塞尔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机组成员被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全副武装，一个没戴口罩的女乘客登机时被这样的阵势吓到了，冲她喊：“你们是在歧视我。”而一个月后，当肖圆圆再次飞这条航线，她看到另一位女士已经身着防护服登机了——她还自带了透明的类似塑料材质的坐垫，找到座位后，将整个座位都包起来，不让自己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接触飞机，就连脚下踩的那块地板也没放过。
人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她惊奇地发现，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几乎没有人摘下口罩吃飞机餐。大家的距离比礼貌所需要的还要多，机舱里被一种独特的安静笼罩着。
这是她停飞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肖圆圆知道，世界真不一样了。
图丨东方IC
2
待飞的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轮休的日子叠加起来的。每周六的晚上八点半，肖圆圆都会收到公司发来的未来一周航班计划，她要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开始，每次收到“继续休息”的信息时，她只觉得“爽”。对她来说，爽的意思就是：“躺着，真的是天天躺着。”
客厅较软的灰色沙发宽敞得可以同时躺下俩个人，除了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她穿着睡衣在上面一躺就是一天。工作时的长期站立，让肖圆圆的腰出现了问题。飞十小时以上的国际航线会带来巨大的疲惫感，换班的时候，她将经济舱最后三排的帘子一拉，接近173cm的她，很快就能蜷缩在座位上睡着。
继续休息还意味着，她不需要再和旅行团打交道了。对于主飞欧洲航线的肖圆圆来说，老年团是空乘人员的“噩梦”。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们往往听不清她说话，有时还会有人不停在机舱内走动，或者做大幅度的“广场舞”。
她也不需要再去照顾大声哭闹的熊孩子了。他们会直接将疲惫和不舒服转化为高音贝的尖叫和哇哇大哭。有一次从比利时飞北京时，一对法国夫妻带着的两个小孩，从上飞机开始就尖叫吵闹，一刻都没有消停。飞机上，一位四五十岁的北京大哥直呼要去打小孩，她们马上过去道歉。即使她知道自己也有童年和老年，但那些时刻仍然会心烦意乱。
长久以来，空姐这个职业还让她有种“这个世界好像与我无关的脱节感”。飞晚班的时候，肖圆圆经常需要4点半赶到公司开会，在路上会看到反方向拥挤的车流。那时候，别人都在往家赶。而回来的时候，晚上一两点落地，等待她的只有黑车师傅——出租车半夜费用很高，她一般会在黑车群里找师傅接机，15元就能送到小区。
终于，她的时间跟这个世界同步了，只不过这是一个变得陌生的世界。肖圆圆从来没在出租屋里呆过这么长时间。她每天早上七八点就醒了，从睁眼开始，就面对手机屏幕，在抖音、游戏、微博和微信这些软件中来回切换。大多数时间，她都是自己在刷剧或是打游戏。
和航空公司大部分在北京基地的乘务员一样，她住在了离公司通勤只需要15分钟的顺义。因为距离，她很少去三十公里外的繁华市区。来北京两年了，热门景点也只去过天安门和野生动物园。
最初，这种生活意味着一段漫长的休息。在这个阳光无法直达的出租屋里，她连续一个月没和人面对面说过话。很快她发现，这种生活还是另一种与世界的脱节，她再次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无关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日子仿佛永无尽头。打游戏是她发泄情绪的方式。最开始接触游戏，是肖圆圆离开家去参加空姐培训的时候。那时，她有大把的时间在酒店里度过。游戏世界里，虚拟地“杀”掉对手会让她觉得很爽。而被“杀”，她就会在游戏里“口吐芬芳”来发泄不满。
但没日没夜地面对电子屏幕，开始让她感到崩溃。想看看窗外，却因为自己二楼的房间临近商业街，目光所及，只有商铺的后门和白墙。平日里就没有太多行人经过的街道，更寂静了。她开始怀念那些没有瘟疫的正常的夜晚，偶尔从街边会传来驻唱歌手的演唱。
被高楼遮挡住的阳光，建筑商为了利益压低的层高，加深了她的压抑感。她本来想要休息，却越来越觉得疲惫。三个月过后，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适应工作的节奏。时间的感觉更迅速地消失，有时候，晚上十点之后收到的消息，她通常早上七点睡醒才能看到。而平日里，那个时间她可能正在化妆，准备一个国际航班的通宵飞行。
每一次起飞前整理妆容的洗漱台
正常的日子里，她也要在装满了人的狭窄飞机里忍受长达10多个小时的封闭，但每当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家，她起码还可以逛街。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样，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低于国内的价格，她也忍不住剁手。有段时间，她热衷于购买香水，每次飞国际航线都会去商场或者免税店。碰上喜欢的味道，就会买一瓶最大毫升的回国。
对她来说，那是一种生活的安慰。两年来，她收藏了一大堆护肤品、化妆品、香水。遇上不合适的或者不再喜欢的，再去网上二手市场以半价卖掉。花费最多的一次是在罗马的一家商店，肖圆圆看到了一直想购买的名牌包，觉得价格合适，便咬咬牙，分期半年刷了一万多的信用卡，直到去年年底才还完。
小康家庭长大的她，不需要每个月给家里汇钱，工资都用在自己身上。不论领到多少，大大小小的开销总是刚刚好。但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发现，假如再不复飞，自己甚至连房租都交不上了。
3
在朋友和家人的印象中，肖圆圆过去是一种吵闹的性格。她喜欢和朋友开玩笑，给人起外号，笑起来也毫无遮拦。但自从工作之后，她开始变得安静。标准化，是这个职业留给她的痕迹。从被公司大巴送到机场，再到进入机舱。她们需要精致的妆容，统一的制服、行李箱，甚至是统一的步伐。这种痕迹从工作中那种标准化的微笑开始，一直渗透到生活的细节里。
肖圆圆高高瘦瘦的，留着过肩的黑色长发。头发没有烫染的痕迹，从头顶中分到两边，露出了她干净的额头和肉肉的脸颊。学生时代厚厚的挡在额头前的刘海，上班之后就没再见过了。她喜欢化平眉，眼睛和鼻头也是圆圆的。按照公司要求，手上需要涂透明甲油加一点白色的边。
成为一名空姐对她来说非常偶然。201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最开始的职业理想是做一名记者，但是在电视台实习了半个月就放弃了。如果有机会，她还想转行去时尚媒体，但是她对这个领域没有经验和了解。因为从小都长得比较高，周围的叔叔阿姨就开玩笑说，以后去当空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航空公司的招聘信息，抱着尝试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成功了。
她还能够回想起来工作第一年带给她的惊喜。世界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喜欢旅行，读书时去过韩国和美国，而这个工作给了她更多机会。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抵达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么多完全不同的生活。每飞到一个新的城市，她就会发一张自己戴着笑容的单人照和定位到微博上。
2018年9月，她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站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建筑旁的回眸。这是她成为空姐之后第一次飞国际航线的目的地。清晨，随机组人员一起到达酒店后，她简单吃几口酒店的早餐，便脱下航空制服，穿上舒服的休闲卫衣和牛仔裤，踩着帆布鞋出门了。
她在广场周围的商铺里买比利时的Godiva巧克力吃，然后去寻找历史书中撒尿小童的雕像。直到她走到才发现，这个有着典故的纪念雕像就在一个普通的街角，被栅栏围起来，看上去像一个还没有自己脸大的玩具。
在莫斯科十月就已经下雪的傍晚，她想找一家有落地窗的烤肉店吃热腾腾的五花肉；而柏林十一月风雨交加的一天，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柏林墙的一个涂鸦前拍了照。肖圆圆最远从北京酷热的八月起飞，经过北极，然后穿着卫衣坐在加拿大的露易丝湖边，看着远方的雪山和森林；而在六月的曼彻斯特，她在晴雨天的街口用手来挡住细雨。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肖圆圆见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海，但她不喜欢的是：在这个城市里逛着街，会突然遇到一群拿着枪的魁梧士兵。机缘巧合之下，她还去过一次罗马，一个初夏万里无云的蓝天迎接了她，她一边快乐地跟着偶遇的小鸽子，一边在磨损了千年的石板路上小跑。
肖圆圆分享最多的是布拉格。她总是喜欢从酒店乘坐二十多分钟的地铁，到查理大桥上散步。布拉格所诉诸的，是一种更为微妙而稀有的感情。那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摊贩，提供肖像服务的画家，唱歌的演艺人，还有卖各种纪念品的手艺人。她喜欢河岸有着尖尖的红色屋顶的东岸布拉格老城，而远处的城堡正散发着欧洲童话的气息。2019年9月，她又分享了自己在查理大桥上的照片。一个月后，飞往布拉格的航班停飞了，她再也没有踩过查理大桥的鹅卵石。
肖圆圆上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国外的动态还是2019年底
这些都是空姐这个职业带给她的礼物。世界以一种多样的、丰富的面貌呈现给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旅途的新鲜终于被工作的疲惫替代了。大多数空姐在飞了一段时间以后，旅途对于她们就重新变成了工作的附属品。她们被运往不同的目的地，无法决定去哪儿，或是停留多久，唯一不变的就是等待：等待启程和等待离开。
肖圆圆开始不再对目的地感到好奇。大多数时间，她都选择在酒店里度过。她也常常逃离回家。2019年工作强度最大的时候，她在一个月内飞了5次国际航班，往返于北京与布鲁塞尔、卡尔加里和柏林之间。由于疲惫过度，3月和6月，她甚至请了两次长达一个月的病假。最后一次微博上更新国外定位的照片，是2019年年底在布鲁塞尔的那一周。照片里没有她，也没有景点，只有冬季傍晚的阴天下，一排还没被点亮的路灯和毫无生机的树枝。她在朋友圈里同样发了定位，配图是八张在酒店吃的餐食记录，并写道：“记：牢里的日子。”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生活在“牢里”。而只有当人们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失去的是什么。现在想想，那个可以自由飞行的世界，简直就是人类的黄金年代。
待飞了三个月后，她开始怀念逝去的日子。
4
特殊时期，由于断航、封城，仍然在坚持运营的国际航班也变成了“救生艇”一样的存在。为了一张机票，躲避瘟疫的人们情愿付出七八万元的天价。4月，在一架从厦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237个位置空荡荡的，没有一位乘客。但是返程的航班上，机舱已经被两百多名乘客塞满。他们几乎全部是中国的留学生。冯萌欣是那趟航班的空姐，她记得当地机场的部分工作人员还没有佩戴口罩，但大部分留学生都已经和她们一样，穿上了防护服。
而在3月13日厦门往返马尼拉的一架飞机上，早上起飞时只有一位乘客，晚上返回时280个位置都坐满了。他们几乎都是游客。在马尼拉封城前夕，他们为了抢到一张回家的机票而焦虑。李晓言是那一班的空姐。回国的第七天，她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当天航班上有确诊乘客，机组所有成员都需要集中隔离。她一下就慌了，开始回想在飞机上与乘客的距离，她记起来俯身帮助询问填表的乘客讲解细则。庆幸的是，她最终是安全的。
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世界航空业正在遭受着重创。当地时间3月5日，英国Flybe正式宣布破产。这家有着40年历史的英国最大国内航线运营商，成为全球疫情中倒下的第一家航空公司。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月份以来，全球已经有近20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或倒闭。最新的一家是拉美第四大航空公司墨西哥航空集团，而股神巴菲特也选择清空了手中美国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
裁员、停薪、破产，以及请求政府救助，成了今年航空业的常态。澳航给2万员工放假，美国航空业超过10万名员工自愿降薪或提前退休。7月1日，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宣布全球裁员1.5万人，占员工总数的10%以上…….
和这些国外的同行比起来，肖圆圆实在是太幸运了。随着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肖圆圆所在的航空公司开始增加国内的班次。在接到排班通知后，她第一时间分享给了关系好的同事。收到的回复是：“钱，终于是你赚了。”屏幕那边的同事待飞时间更久，只有她们彼此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正常飞行时，她每个月最高拿过一万五的工资，最少也有九千。而现在，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房租。
她被房东通知搬家，不得不开始重新找房。在以前，这不是为难的事。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她看中了一套阳光充足的公寓，卧室有一整面墙的玻璃。她跟中介和房东打电话磨蹭了好久，对方才松口100元，肖圆圆又在中介费上讨价还价，最终砍掉了700元。签完合同，需要交付三个月的租金和押金时，她才发现自己的窘迫。为了这点钱，她足足凑了一下午，晚上才把钱打过去。
花呗和信用卡能预支的额度已经快要用完了。肖圆圆今年最贵的开销，是一瓶420元的粉底液——家里的那瓶不小心打碎，为了工作，她不得不重新购入。
复飞的早上，公司要求的标准妆容，她一般需要20分钟以上完成，现在只花了10分钟。抱着不会有人检查口罩下妆容的心理，她下半张脸从粉底到口红全部省略了。今年让许多人诟病、呼吸难受的口罩，还很好地掩饰了她不太习惯的职业微笑。
甜美的微笑对肖圆圆来说并不容易。尽管这是她们最基本的素养。从培训的第一天开始，她们就会被要求微笑。但面对生人，她感到局促和尴尬。有一次在提供服务中，她因为没有微笑，被专程坐飞机巡视的检查员发现，扣了两千元的工资。
哭对她来说却是刚飞行时的家常便饭。工作中遇到稍微尖锐一点的词汇，都会让她觉得委屈，她的眼泪会止不住往下流。而飞机上的厕所，是可以短时间内隔绝乘客和同事的避风港，她需要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发泄完自己的所有情绪，再重新站出去面对乘客。
这份职业会消磨人的精力，表情似乎也成了一种消耗品。她现在能回忆起来最深刻的话，也是因为自己的表情。乘务长说她：“才刚飞就有了飞疲了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个新乘的样子。”
但她想不到离开这个职业，还能去做什么？身边有同事待飞时靠直播赚钱，她不能接受。没有经历过办公室职场，她对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只是偶尔想象。她担心坐班的生活会附带社交，而这件事她并不擅长。
至少空姐这个职业可以带给她一点好处：工作和生活严格地分开。只要她离开机场，就不需要再思考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她开始自己做饭，还准备学习油画。闲暇时，她会打开自己喜欢的韩国电视剧和综艺，《Running Man》已经从头追到现在。
如今，国内航班陆续复飞 图丨人民视觉
踏入三个月不见的机舱，她开始重新面对乘客，重新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她不需要太多的脑力和社交，而只需要聚焦于一次飞行，让乘客有舒适的旅途，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无论是在一个正常的日子，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这都是肖圆圆每次工作的任务，也是她目前最理想的状态。
这让她感到放心。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使用了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木蒙、顺子
在大多数人眼中，空姐、空少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颜值高、身材好、收入稳定、总能出国。
但实际上，空乘人员的工资并不如大家想得丰厚。他们把自己称做“小时工”，收入按底薪+飞行时间计算。
今年整个航空行业遭遇新冠“黑天鹅”，航班数量骤减、甚至暂停，部分中小型航空公司、机票代理公司都受到严重影响。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这群离天空最近的人：
他们之中有收入下滑到每月1000元、见到湖北籍乘客就紧张万分的空姐、停薪留职的空少、还有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上班的机票代理商、以及国际机场地面值机人员。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底薪低、时薪100元/小时，停飞后我在咖啡馆兼职维生薛嘉怡 | 空姐 | 女 | 31岁 | 上海
就职于国内某上市航空公司
我们公司国际航班、国内航班都有，其中国际航线主要承接运货和包机业务。
这类业务大多当天往返、不过夜，因此我们公司的空乘没有驻外津贴，飞行时间就是国际空乘的主要收入来源。
到手的收入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多。空乘都是“小时工”，每小时100元，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比如去年我飞巴黎、纽约、多伦多等欧美城市，平均每个月要飞2-3趟美国，单程飞行时间13小时左右，往返能有个2600元收入，之前收入还算稳定。
去年妈妈查出直肠癌，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都陷入僵局。
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又是个独生女。为了照顾妈妈，我不得不跟领导申请多飞一些国内航班，减少收入更高的国际航班班次。
我本以为，省一点花，能多匀一点时间陪家人也是值得的。但今年疫情一来，不仅影响了整个航空公司的收入，对我家更是毁灭性打击。
最开始公司国际航线减少，按规定每个目的地国、每个航空公司每周只能飞一班。
如果去了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回来还需要隔离7-14天不等。我需要长时间陪伴在妈妈身边，自然是放弃了国际航班这种高风险的班次。
紧接着，二月份，国内航线也宣布关停，我的排班量无限趋近于零。
那个月我只飞了3次，总共不到10小时的飞行时间，除了这一千多元的绩效和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底薪，我几乎没有别的收入。
即便是到6月份，航班班次也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数量。从2到6月，我一共飞了30个小时，甚至比不上之前一个月的飞行时长。
收入急剧下滑让我很焦虑。妈妈每次去医院打针，来回路费都需要200元左右。
此外，化疗后她身体虚弱，还需要食补，多吃一些黄鳝、牛肉、海参等高蛋白食物，再加上手术费用，我工作几年的积蓄也所剩无几。
为了省钱，我甚至动过飞国际航班、回来隔离的心思。当时上海出台“入境机组人员全部要隔离”的政策，我一听隔离期间不仅包吃住、计算工时、还另外150元补贴，特别心动。
但我最后还是没去，我妈一个人在家，我要隔离了就没人能照顾她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过得“行尸走肉”：
一方面，我们航空公司没有裁员、没有破产，只保证每个人的底薪，对于我来说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五险一金都挂靠在公司，我也不敢在现在随意出去找工作，怕一旦情况稳定了，我再想做空乘也回不来了。
为了多挣钱，我只好在咖啡馆找了一份兼职做，每小时22元。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落差，在咖啡馆传递饮料和在机舱里分发食物，干的都是同样的事，能赚钱就行。
说实话，每天吃老本的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能都要卖房了。
现在我觉得家人健康、有工作挣钱，就是最大的幸福。
航班恢复后最怕见湖北游客，每天套两层手套依然提心吊胆小雪 | 空姐 | 女 | 28岁 | 成都
就职于国内某上市航空公司
湖北刚解禁的那会，客舱里多了很多湖北籍的旅客，我也变得焦虑起来。
一是老觉得湖北是“疫区”，担心他们接触过患者，是无症状感染者，携带病毒。
所以每天我都会按照公司的规定，带好口罩、手套，甚至还会自己偷偷多带一层手套。
另一方面是，我们公司内部要求执行的一些措施，加剧了我对这部分旅客的恐慌。
公司当时要求，我们需要在湖北籍的乘客落座后，到他们座位前大声询问：“请问你是湖北人吗？过去30天你去过户籍所在地吗？”
这也是为了保证其他旅客的知情权，但被询问的湖北的旅客多数会显得很拘谨，有的会生气；说跟审问犯人一样。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和公司都有点小题大做，这些措施加重了他们刚被解封还未抚平的伤痛。每当他们到为难、甚至露出本不该有的愧疚时，我内心其实比较自责。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湖北乘客，是一个年轻的武汉姑娘。在我循例“盘问”完她之后，坐她旁边的小伙子立马紧张地说，“我要升舱。”
同事看这边有情况，就过来跟他解释，飞行时长只有两个多小时，升舱要补780元，并不是很划算，是否确定升舱？
这时，小伙子很不客气地提着行李直接站起来，大声质问：
“你们到底有没有空位？我要升舱！”说完就直接往商务舱的方向快速走去。
这时候小姑娘已经低下头不吭声了。但乘务长还是要求我再去找她核实一遍，到底是从武汉还是从其他湖北城市来的，到底有没有健康证明。
小姑娘眼眶已经红了，特别小声地说，“我是湖北其他城市来的，有健康证明，我们那儿已经很多天没有新增了，真的很安全”。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但面儿上还是按要求嘱咐她，下飞机后还要跟地面报备，主动说明自己是从湖北来的。
飞行全程我就比较留意这个姑娘。在发餐的环节，这个小姑娘也是等别人都吃完、带上口罩，然后她才摘下了口罩吃饭。
下飞机时，她还特定找到我，特别坚定地跟我说：“我们湖北人挺安全的。我在武汉也呆过几年，那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别歧视我们了”。
航空公司欠我们公司1个亿，我今年上半年收入仅5000元杨华亮 | 机票代理公司员工|男 | 26岁 | 成都
我在一家机票服务企业工作，俗称机票代理人，主要工作是帮航空公司销售机票。
我们没有底薪，每个月收入按实际出票量计算，也就是说客户如果退票、改期都会影响到收入。
2013年我20岁左右入行，当时每个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左右。在同龄人眼里这是算比较高的工资。
干到2017年，我攒了些钱，邀请朋友合伙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合伙人机票代理公司。
那时候做这一行的门槛不高，启动资金只需要几十万元。大概半年时间，摊到我个人的利润就达到30多万。
当时是我过的最风光的日子，买车、合伙开餐馆。我是几个朋友里最早买车的人，当时我不到25岁，家里没出一分钱全靠自己买的车。
但好久不长，公司出了一些内部矛盾，导致很快分崩离析。那段时间我甚至背了债，为了还钱我把车也给卖了。
这次创业失败给我的打击不小，短时间内我也不想自己单干了，于是又回到老本行，继续找了个机票代理公司上班，年收入十几万左右。
本想今年东山再起，再试试自己做这门生意，没想到一场疫情搅和了一切。
首先是近几年航空公司普遍想脱离代理公司，自己销售机票。这导致代理公司所能分到的代理费越来越少，很多连代理资质也拿不下来了。
疫情爆发后，先倒下的就是这批小型代理公司，90%都破产或者转型。
接着就是我们这些在代理公司上班的人，年终奖没着落了，连未来公司能不能继续给我开工资都不好说。
我们公司裁员三分之一，负责旅游票务的部门直接解散。在今年6月之前，公司采用轮休制，干半个月、休半个月。
此外，我们代理的一个航空公司濒临破产，压了一亿的票款没有结算。
这几天我算了算，过完年复工到现在，我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只有5000块。
疫情期每个月只飞一次航班，坐商务舱的乘客比经济舱的多林晴 | 空少|男 | 24岁 | 厦门
西南地区某知名航空公司
我做空乘已经四年了，主要飞成都到拉萨。
以往我每个月差不多要飞70到80个小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个月只飞一班，月飞行时骤减到10小时不到。
这几个月国内疫情有所缓解，月飞行时常恢复到30个小时左右。但不同的同事差异很大，有的同事每周都有机会飞，有的同事可能半个月才能被排一次航班。
大家都以为做空乘收入高又稳定，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出行的航班采用随机排班制，每次飞哪里、和哪个同事一起飞、每个月飞多长时间并不由空乘自己说了算。
也许你们会说，那这样怎么保证收入？
以往我们收入还算稳定，之前每班飞机几乎都是经济舱满员的状态，商务舱偶有空位。但疫情后，情况反过来了，坐商务舱的人比经济舱的人多。
大家都觉得疫情期间，商务舱人会少一些，空间也宽敞，会更安全一些。
疫情给我所在的航空公司带来不小的影响。有几个月所有航班都停了，飞机都只能留在机场“落灰”。
空乘的收入结构是由底薪+飞行时薪的，没有航班可飞让我们的收入只剩下底薪。况且我们的底薪不高，也就2000-3000左右，扣除五险一金后没剩下多少。
有的同事五险一金缴纳标准高，碰上这个情况甚至每个月要倒贴个几百上千。
因为收入骤减，还房贷都成了问题
鉴于眼下疫情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考虑到有些空乘收入骤减后存在生存问题，公司也给了三个选择方案：自动离职、停薪留职、或者留职并保留底薪的政策，保证最低的成本消耗。
留职的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公司培训、和各类会议都还是需要准时参加。
现在也不知道公司航班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彻底恢复，留岗的人都还没接到复飞通知。最近从我们微信群里的讨论来看，停薪留职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收入骤减后，我的同事都干起了副业，微商卖点化妆品、小龙虾，也有人投资了小店。
不过那些做副业的同事似乎也没赚多少钱，甚至比不上以前正常工作时的收入。
为了减少支出，我搬出了机场附近租住的房子回老家靠存款度日。每天都是煎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月后没值过红眼航班，登机需查出发地和目的地健康码、核酸唐小飞 | 女 | 20岁 | 机场值机人员
就职于首都机场
我是去年八月来机场工作的，负责旅客进港值机和出港的业务。
最开始我负责的是国际航班。今年2月疫情爆发，国际航班关停，我就被调往做国内航班业务。
我也没想过，在机场工作第一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个月前还是熙熙攘攘的机场大厅，一场疫情就让大厅空空荡荡。
要知道以前我常需要做红眼航班的值机，今年以后我就没在夜里去过机场。
因为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是根据航班量而定，之前航班多我们就很忙、也常需要熬夜加班。
以往我的工作地点大部分在机场大厅，疫情后航班少了，我们的培训考试反而增加了不少，因此还是需要上班的。
以前像菜市场一样热闹的候机区疫情之后人迹寥寥
5月后国内疫情有所缓解，国内部分开始接受航班，但这些航班大多也是飞往正常开放旅游的城市，平均每个航班的旅客也不多，就几十个。
旅客登机之前，我们都会先在登机口消毒，旅客上机前需要出示健康二维码，正常才会允许登机。
以前航站楼外车水马龙，疫情之后根本看不到几辆车
没想到情况刚有好转，北京新发地又爆发疫情。现在出北京的旅客我们会检查健康宝、核酸检测结果、去往目的地的健康二维码，如果一切符合要求才会允许登机。
从过年开始，看着乘机的人慢慢变少、航班停飞，再到后来航班恢复、现在又紧急叫停，这起起伏伏的过程让人太惆怅了。
只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国际航线空姐等待复飞的90天
1时隔三个月，肖圆圆盯着舱门，突然发懵了。
因为害怕出错，她在脑海里反复回想工作流程，手上的动作开始变得缓慢。即使是在平日，当需要手动关闭舱门时，她也会感到紧张。如果遇上调皮的小孩试探性地摸门把手，她会吓得马上制止。一旦出错，对她来说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现在，这套动作她已经三个月没有操作过了。
重新进入机舱的紧张，从5月26日复飞当日的清晨就开始了。
那一天，肖圆圆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收拾行李，在50平米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寻找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物件。往常这个过程只需要5分钟。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乱了套。那个有些许磨损的紫色登机箱，以前会放在门边固定的位置，她直接拖着就可以走，这一次却需要重新整理。
唯独蓝白色的空姐制服，还一直挂在衣柜里显眼的位置，很好找。重新穿上，肖圆圆吸了口气，比三个月前紧多了。
飞行前一天的复飞考核，即使她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包裹着严严实实，居家附赠的10斤肉，还是轻而易举地被同事发现了。她有点担心。公司对她们的形象有要求，如果被监督员发现她的身材走形严重，她将面临一段时间的停飞，直到瘦到标准线以下。
但她已经不能再忍受停飞了。
没人能提前预知这场瘟疫对航空业造成的破坏。密密麻麻的国际航线，将地球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成一个整体，人们已经习惯了搭飞机旅行的生活。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政府都出台了航空管控措施，地球停摆了。
据国际航协报告显示，2020年4月，客运需求断崖式下跌94.3%。这是自1990年开展客运调查报告以来，出现的史上最大降幅。进入6月，欧洲开始讨论开放边境，国际航班也在逐渐增加，但这个过程和空姐们迫在眉睫的生活相比，实在是太缓慢了。
没有航班，意味着肖圆圆每个月只能靠2250元的基本工资生活。这几乎与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她还记得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低谷的。1月底的一天，在从布鲁塞尔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机组成员被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全副武装，一个没戴口罩的女乘客登机时被这样的阵势吓到了，冲她喊：“你们是在歧视我。”而一个月后，当肖圆圆再次飞这条航线，她看到另一位女士已经身着防护服登机了——她还自带了透明的类似塑料材质的坐垫，找到座位后，将整个座位都包起来，不让自己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接触飞机，就连脚下踩的那块地板也没放过。
人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她惊奇地发现，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几乎没有人摘下口罩吃飞机餐。大家的距离比礼貌所需要的还要多，机舱里被一种独特的安静笼罩着。
这是她停飞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肖圆圆知道，世界真不一样了。
图丨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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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飞的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轮休的日子叠加起来的。每周六的晚上八点半，肖圆圆都会收到公司发来的未来一周航班计划，她要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名字。最开始，每次收到“继续休息”的信息时，她只觉得“爽”。对她来说，爽的意思就是：“躺着，真的是天天躺着。”
客厅较软的灰色沙发宽敞得可以同时躺下俩个人，除了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她穿着睡衣在上面一躺就是一天。工作时的长期站立，让肖圆圆的腰出现了问题。飞十小时以上的国际航线会带来巨大的疲惫感，换班的时候，她将经济舱最后三排的帘子一拉，接近173cm的她，很快就能蜷缩在座位上睡着。
继续休息还意味着，她不需要再和旅行团打交道了。对于主飞欧洲航线的肖圆圆来说，老年团是空乘人员的“噩梦”。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们往往听不清她说话，有时还会有人不停在机舱内走动，或者做大幅度的“广场舞”。
她也不需要再去照顾大声哭闹的熊孩子了。他们会直接将疲惫和不舒服转化为高音贝的尖叫和哇哇大哭。有一次从比利时飞北京时，一对法国夫妻带着的两个小孩，从上飞机开始就尖叫吵闹，一刻都没有消停。飞机上，一位四五十岁的北京大哥直呼要去打小孩，她们马上过去道歉。即使她知道自己也有童年和老年，但那些时刻仍然会心烦意乱。
长久以来，空姐这个职业还让她有种“这个世界好像与我无关的脱节感”。飞晚班的时候，肖圆圆经常需要4点半赶到公司开会，在路上会看到反方向拥挤的车流。那时候，别人都在往家赶。而回来的时候，晚上一两点落地，等待她的只有黑车师傅——出租车半夜费用很高，她一般会在黑车群里找师傅接机，15元就能送到小区。
终于，她的时间跟这个世界同步了，只不过这是一个变得陌生的世界。肖圆圆从来没在出租屋里呆过这么长时间。她每天早上七八点就醒了，从睁眼开始，就面对手机屏幕，在抖音、游戏、微博和微信这些软件中来回切换。大多数时间，她都是自己在刷剧或是打游戏。
和航空公司大部分在北京基地的乘务员一样，她住在了离公司通勤只需要15分钟的顺义。因为距离，她很少去三十公里外的繁华市区。来北京两年了，热门景点也只去过天安门和野生动物园。
最初，这种生活意味着一段漫长的休息。在这个阳光无法直达的出租屋里，她连续一个月没和人面对面说过话。很快她发现，这种生活还是另一种与世界的脱节，她再次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无关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日子仿佛永无尽头。打游戏是她发泄情绪的方式。最开始接触游戏，是肖圆圆离开家去参加空姐培训的时候。那时，她有大把的时间在酒店里度过。游戏世界里，虚拟地“杀”掉对手会让她觉得很爽。而被“杀”，她就会在游戏里“口吐芬芳”来发泄不满。
但没日没夜地面对电子屏幕，开始让她感到崩溃。想看看窗外，却因为自己二楼的房间临近商业街，目光所及，只有商铺的后门和白墙。平日里就没有太多行人经过的街道，更寂静了。她开始怀念那些没有瘟疫的正常的夜晚，偶尔从街边会传来驻唱歌手的演唱。
被高楼遮挡住的阳光，建筑商为了利益压低的层高，加深了她的压抑感。她本来想要休息，却越来越觉得疲惫。三个月过后，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适应工作的节奏。时间的感觉更迅速地消失，有时候，晚上十点之后收到的消息，她通常早上七点睡醒才能看到。而平日里，那个时间她可能正在化妆，准备一个国际航班的通宵飞行。
每一次起飞前整理妆容的洗漱台
正常的日子里，她也要在装满了人的狭窄飞机里忍受长达10多个小时的封闭，但每当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家，她起码还可以逛街。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样，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低于国内的价格，她也忍不住剁手。有段时间，她热衷于购买香水，每次飞国际航线都会去商场或者免税店。碰上喜欢的味道，就会买一瓶最大毫升的回国。
对她来说，那是一种生活的安慰。两年来，她收藏了一大堆护肤品、化妆品、香水。遇上不合适的或者不再喜欢的，再去网上二手市场以半价卖掉。花费最多的一次是在罗马的一家商店，肖圆圆看到了一直想购买的名牌包，觉得价格合适，便咬咬牙，分期半年刷了一万多的信用卡，直到去年年底才还完。
小康家庭长大的她，不需要每个月给家里汇钱，工资都用在自己身上。不论领到多少，大大小小的开销总是刚刚好。但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发现，假如再不复飞，自己甚至连房租都交不上了。
3
在朋友和家人的印象中，肖圆圆过去是一种吵闹的性格。她喜欢和朋友开玩笑，给人起外号，笑起来也毫无遮拦。但自从工作之后，她开始变得安静。标准化，是这个职业留给她的痕迹。从被公司大巴送到机场，再到进入机舱。她们需要精致的妆容，统一的制服、行李箱，甚至是统一的步伐。这种痕迹从工作中那种标准化的微笑开始，一直渗透到生活的细节里。
肖圆圆高高瘦瘦的，留着过肩的黑色长发。头发没有烫染的痕迹，从头顶中分到两边，露出了她干净的额头和肉肉的脸颊。学生时代厚厚的挡在额头前的刘海，上班之后就没再见过了。她喜欢化平眉，眼睛和鼻头也是圆圆的。按照公司要求，手上需要涂透明甲油加一点白色的边。
成为一名空姐对她来说非常偶然。201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最开始的职业理想是做一名记者，但是在电视台实习了半个月就放弃了。如果有机会，她还想转行去时尚媒体，但是她对这个领域没有经验和了解。因为从小都长得比较高，周围的叔叔阿姨就开玩笑说，以后去当空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航空公司的招聘信息，抱着尝试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成功了。
她还能够回想起来工作第一年带给她的惊喜。世界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喜欢旅行，读书时去过韩国和美国，而这个工作给了她更多机会。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抵达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么多完全不同的生活。每飞到一个新的城市，她就会发一张自己戴着笑容的单人照和定位到微博上。
2018年9月，她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站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建筑旁的回眸。这是她成为空姐之后第一次飞国际航线的目的地。清晨，随机组人员一起到达酒店后，她简单吃几口酒店的早餐，便脱下航空制服，穿上舒服的休闲卫衣和牛仔裤，踩着帆布鞋出门了。
她在广场周围的商铺里买比利时的Godiva巧克力吃，然后去寻找历史书中撒尿小童的雕像。直到她走到才发现，这个有着典故的纪念雕像就在一个普通的街角，被栅栏围起来，看上去像一个还没有自己脸大的玩具。
在莫斯科十月就已经下雪的傍晚，她想找一家有落地窗的烤肉店吃热腾腾的五花肉；而柏林十一月风雨交加的一天，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柏林墙的一个涂鸦前拍了照。肖圆圆最远从北京酷热的八月起飞，经过北极，然后穿着卫衣坐在加拿大的露易丝湖边，看着远方的雪山和森林；而在六月的曼彻斯特，她在晴雨天的街口用手来挡住细雨。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肖圆圆见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海，但她不喜欢的是：在这个城市里逛着街，会突然遇到一群拿着枪的魁梧士兵。机缘巧合之下，她还去过一次罗马，一个初夏万里无云的蓝天迎接了她，她一边快乐地跟着偶遇的小鸽子，一边在磨损了千年的石板路上小跑。
肖圆圆分享最多的是布拉格。她总是喜欢从酒店乘坐二十多分钟的地铁，到查理大桥上散步。布拉格所诉诸的，是一种更为微妙而稀有的感情。那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摊贩，提供肖像服务的画家，唱歌的演艺人，还有卖各种纪念品的手艺人。她喜欢河岸有着尖尖的红色屋顶的东岸布拉格老城，而远处的城堡正散发着欧洲童话的气息。2019年9月，她又分享了自己在查理大桥上的照片。一个月后，飞往布拉格的航班停飞了，她再也没有踩过查理大桥的鹅卵石。
肖圆圆上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国外的动态还是2019年底
这些都是空姐这个职业带给她的礼物。世界以一种多样的、丰富的面貌呈现给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旅途的新鲜终于被工作的疲惫替代了。大多数空姐在飞了一段时间以后，旅途对于她们就重新变成了工作的附属品。她们被运往不同的目的地，无法决定去哪儿，或是停留多久，唯一不变的就是等待：等待启程和等待离开。
肖圆圆开始不再对目的地感到好奇。大多数时间，她都选择在酒店里度过。她也常常逃离回家。2019年工作强度最大的时候，她在一个月内飞了5次国际航班，往返于北京与布鲁塞尔、卡尔加里和柏林之间。由于疲惫过度，3月和6月，她甚至请了两次长达一个月的病假。最后一次微博上更新国外定位的照片，是2019年年底在布鲁塞尔的那一周。照片里没有她，也没有景点，只有冬季傍晚的阴天下，一排还没被点亮的路灯和毫无生机的树枝。她在朋友圈里同样发了定位，配图是八张在酒店吃的餐食记录，并写道：“记：牢里的日子。”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生活在“牢里”。而只有当人们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失去的是什么。现在想想，那个可以自由飞行的世界，简直就是人类的黄金年代。
待飞了三个月后，她开始怀念逝去的日子。
4
特殊时期，由于断航、封城，仍然在坚持运营的国际航班也变成了“救生艇”一样的存在。为了一张机票，躲避瘟疫的人们情愿付出七八万元的天价。4月，在一架从厦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237个位置空荡荡的，没有一位乘客。但是返程的航班上，机舱已经被两百多名乘客塞满。他们几乎全部是中国的留学生。冯萌欣是那趟航班的空姐，她记得当地机场的部分工作人员还没有佩戴口罩，但大部分留学生都已经和她们一样，穿上了防护服。
而在3月13日厦门往返马尼拉的一架飞机上，早上起飞时只有一位乘客，晚上返回时280个位置都坐满了。他们几乎都是游客。在马尼拉封城前夕，他们为了抢到一张回家的机票而焦虑。李晓言是那一班的空姐。回国的第七天，她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当天航班上有确诊乘客，机组所有成员都需要集中隔离。她一下就慌了，开始回想在飞机上与乘客的距离，她记起来俯身帮助询问填表的乘客讲解细则。庆幸的是，她最终是安全的。
就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世界航空业正在遭受着重创。当地时间3月5日，英国Flybe正式宣布破产。这家有着40年历史的英国最大国内航线运营商，成为全球疫情中倒下的第一家航空公司。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月份以来，全球已经有近20家航空公司申请破产或倒闭。最新的一家是拉美第四大航空公司墨西哥航空集团，而股神巴菲特也选择清空了手中美国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
裁员、停薪、破产，以及请求政府救助，成了今年航空业的常态。澳航给2万员工放假，美国航空业超过10万名员工自愿降薪或提前退休。7月1日，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宣布全球裁员1.5万人，占员工总数的10%以上…….
和这些国外的同行比起来，肖圆圆实在是太幸运了。随着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肖圆圆所在的航空公司开始增加国内的班次。在接到排班通知后，她第一时间分享给了关系好的同事。收到的回复是：“钱，终于是你赚了。”屏幕那边的同事待飞时间更久，只有她们彼此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正常飞行时，她每个月最高拿过一万五的工资，最少也有九千。而现在，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房租。
她被房东通知搬家，不得不开始重新找房。在以前，这不是为难的事。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她看中了一套阳光充足的公寓，卧室有一整面墙的玻璃。她跟中介和房东打电话磨蹭了好久，对方才松口100元，肖圆圆又在中介费上讨价还价，最终砍掉了700元。签完合同，需要交付三个月的租金和押金时，她才发现自己的窘迫。为了这点钱，她足足凑了一下午，晚上才把钱打过去。
花呗和信用卡能预支的额度已经快要用完了。肖圆圆今年最贵的开销，是一瓶420元的粉底液——家里的那瓶不小心打碎，为了工作，她不得不重新购入。
复飞的早上，公司要求的标准妆容，她一般需要20分钟以上完成，现在只花了10分钟。抱着不会有人检查口罩下妆容的心理，她下半张脸从粉底到口红全部省略了。今年让许多人诟病、呼吸难受的口罩，还很好地掩饰了她不太习惯的职业微笑。
甜美的微笑对肖圆圆来说并不容易。尽管这是她们最基本的素养。从培训的第一天开始，她们就会被要求微笑。但面对生人，她感到局促和尴尬。有一次在提供服务中，她因为没有微笑，被专程坐飞机巡视的检查员发现，扣了两千元的工资。
哭对她来说却是刚飞行时的家常便饭。工作中遇到稍微尖锐一点的词汇，都会让她觉得委屈，她的眼泪会止不住往下流。而飞机上的厕所，是可以短时间内隔绝乘客和同事的避风港，她需要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发泄完自己的所有情绪，再重新站出去面对乘客。
这份职业会消磨人的精力，表情似乎也成了一种消耗品。她现在能回忆起来最深刻的话，也是因为自己的表情。乘务长说她：“才刚飞就有了飞疲了的那种感觉，没有一个新乘的样子。”
但她想不到离开这个职业，还能去做什么？身边有同事待飞时靠直播赚钱，她不能接受。没有经历过办公室职场，她对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只是偶尔想象。她担心坐班的生活会附带社交，而这件事她并不擅长。
至少空姐这个职业可以带给她一点好处：工作和生活严格地分开。只要她离开机场，就不需要再思考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她开始自己做饭，还准备学习油画。闲暇时，她会打开自己喜欢的韩国电视剧和综艺，《Running Man》已经从头追到现在。
如今，国内航班陆续复飞 图丨人民视觉
踏入三个月不见的机舱，她开始重新面对乘客，重新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她不需要太多的脑力和社交，而只需要聚焦于一次飞行，让乘客有舒适的旅途，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无论是在一个正常的日子，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这都是肖圆圆每次工作的任务，也是她目前最理想的状态。
这让她感到放心。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使用了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