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科技，明察秋毫！
4月13日，江西赣州警方成功抓捕了涉及一起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这起案件不同寻常，因为它发生在整整23年之前。
23年前，2000年3月11日，江西赣州寻乌县的一所中学内，3名嫌疑人闯入女生寝室，连续猥亵、强奸多名女学生，造成严重后果及恶劣影响。
案发之后，警方迅速展开追捕，先后将2名嫌疑人抓捕到案，但依然有一名狡猾的嫌疑人刘某在外潜逃，二十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
这23年间，寻乌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都已经换了好几批人，但都在不断接力追捕这名只从卷宗上看到过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在今年4月份，警方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潜逃23年的刘某抓获。
近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都抓到了不少多年潜逃的要犯，有的甚至已经躲了30多年。而在警方的通报里，总提到的“新技术”、“新手段”，指的就是刑侦中的高科技。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几千年前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现在的中国拥有的还是一张“科技加持”的天网。
在没有科技的古代，古人想要破案难度不小。
上古时期，中国司法始祖皋陶想要破案，用的是一头神兽，传说中它极具智慧，能辨是非曲直、善恶忠奸，发现奸邪就会直接吞入肚中。
而这头神兽正是象征司法公正的“獬豸”。
又有佚史说，在秦始皇的宫中，有一面方镜，可直接照清人的五脏六腑，秦始皇就以此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杀之。
后来这个故事引申为典故“明镜高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兽”、“神器”的出现，也是古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向往，希望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侦破手段，只不过不懂科技的古人将其神化了。
传说归传说，向往归向往。我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在刑侦中应用技术手段的国家之一。
比如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对尸体进行尸检，对指纹、足印的应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比较早的。
早在先秦竹简《封诊式》中，就记录了当时的官吏对案发现场的勘验情况，并且对死者的衣着、伤痕都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并将这些信息制成“爱书”，作为勘验笔录使用。
世界上最早的尸体检验案例也出自《封诊式》，只不过当时古人的尸检手段还很单一，只是对尸体的外部创伤进行查验，并没有解剖尸体的能力。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尸检在刑侦中的应用就全面和系统多了，因为提点刑狱使宋慈，编著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而且成为了南宋官方的“尸检工具书”。
中国还是最早把指纹、掌纹以及足印用于刑侦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起通过指纹破案的案例发生在元朝，当时浙西廉访副使根据成人指纹与未成年人指纹的不同，发现契约上的指纹并不属于契约者本人，进而破案。
可以说古人查案也是有科技的，但着实不多。
比如鉴定亲子关系，古人就认为“滴血认亲”是具有很高可信度的技术手段，但在现代人看来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技术手段的落后，也就催生出了“刑讯逼供”这样的手段，牺牲了程序正义以获得线索、证据。
好在，古人碰上的刑事案件大多不复杂，十之八九都是抓了现行，大人们只用公正判刑就可以了。
而对于难度极大的无头公案，古人也是很苦恼，会将这些案件编纂成册供后人学习。比如五代时期和凝父子编纂的《疑狱集》。
但是古代的那些“疑案”，倘若发生在拥有高科技的现代，可能都不用上报到市局刑警队，辖区派出所当天都能把案子破了。
比如古籍曾记载有一疑案：
一位老妪在夜间被盗贼夺走包袱，一路人见状前去追击。最后，路人抓到了盗贼，但盗贼反诬路人是盗贼，自己是见义勇为。两人在官府僵持不下，而老妪又因为天黑什么也没看清。
最后，官府让两人比赛跑步，跑得慢的就是盗贼（因为被路人追上了），虽然没有实证但放在古代已经可以定罪了。
而要是在现代，辖区派出所直接一查监控，到底谁抢的包、谁追的谁，一清二楚。即便没有监控，比对一下包上的指纹也可以确定盗贼。
古代对办案人员要求最高的，其实是逻辑推理能力。但若是在现代，查案可不仅仅是要有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得拥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
比如著名的华人神探李昌钰，他不仅思维逻辑缜密，同时还是生物化学和分子化学硕士、生化博士、法医学教授。
他用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参与侦破了世界上多起重大案件，比如肯尼迪遇刺案、尼克松水门事件、911事件，等等。
在侦查美国一起警员杀妻案时，李昌钰用显微镜观察受害人的发梢，结果发现受害人的发梢是碾碎的，其上的角质层已被破坏，说明遭过钝器打击。
不得不说：真的是细！
而在另外一起别墅杀人案中，李昌钰发现一男子晾晒的衣服上，有和凶器砖头上相同的一种水藻细胞，而这种水藻细胞又是附近一个私人湖泊特有的，从而男子就是凶手。
在一起纵火案中，李昌钰团队还对现场已经烧成焦黑的灰烬进行二次燃烧，结果在蒸发出的水汽中发现了微量促燃剂，又经过质谱仪分析发现成分是汽油，从而认定是人为纵火。
这一波又一波操作，让人不得不惊叹：唯有科技，明察秋毫！
我们都听过刑侦中的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嫌疑人只要到过犯罪现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发现和鉴别这些痕迹，从而给抓捕凶手带来了很大阻碍。
在刑侦剧中，往往在刑警达到现场前，已经有一批身着白大褂、手提工具箱的人进入现场取证了，这些人其实都属于一个部门：刑事科学技术室。
而这帮人“玩起”科技来，那才真是明察秋毫。
上世纪，公安干警在现场取证，可能用的主要工具就是一个手电筒，一处处搜索有无可疑物品。
但现在科技进步了，警方技术人员有比手电筒更先进的装备：多波段光源。
进入现场之后，先用多波段光源的强白光，在掠入射的强白光下，灰尘足迹会变得很明显，同时也能用于发现毛发、纤维这样的微量物证。
多波段光源还可以切换不同波长的光，配合不同颜色的滤光镜，可以发现肉眼难以发现的痕迹。
这是因为很多物质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会发出荧光。比如人体的体液其实都是可以发出荧光的，只是激发波段不一样。
即便是嫌疑人睡觉时在枕头上留下的哈喇子，用波长440nm的光一照就会显现，还有精液、汗渍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连射击残留物也会在特定波长范围内发出荧光，即便枪手开枪后捡走子弹壳也没用。碰上密封的牛皮纸信封，用532nm的绿光一照，还可以直接透视看到信封内的文字。
还有我们常在刑侦剧中看到，警方用鲁米诺试剂检测血迹，即便血迹已经洗去或是过去多年也能显现出来。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每到一个案发现场，就用鲁米诺试剂把现场都喷一遍，一般是依据线索和刑警的经验检测重点区域。
但现在，可以用多波段光源全方位检查，因为血迹在蓝光、紫光照射下也会显现。
对足迹的提取也是个功夫活，古人用的是现场临摹、拓印，上世纪用的是掠入射光源和照相机。
但是，拍照取证也有很多问题，一些灰尘足迹在特定物体上并不明显，比如光滑地砖上的灰尘足迹，怎么拍都不明显。
现在，技术科的同志们可以用静电吸附器，利用高压静电把灰尘足迹提取到吸附膜上，然后再进行拍照取证。
对于成趟足迹，还可以用卷轴式静电吸附器，吸附膜全拉出来能有5米长，不仅提取了足迹，还能保留嫌疑人的步幅间距、行动轨迹。
科技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取证效果，更能为警方破案带来全新的方法，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刑侦剧《他是谁》里，卫国平想要查出1988年系列强奸杀人案的凶手，但多少年过去了毫无线索。
而实际上，早就有受害者的指甲中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组织。只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DNA检测技术，卫国平为了抓到凶手，还曾自学DNA相关知识。
而在现实中，我国公安在掌握DNA技术后，依然碰到了不少困难。
比如在2002年6月1日，济南一餐厅员工刘某下班后遭人劫持，凶手将其杀害后，抛尸在一个水泥搅拌机内。
当时警方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但由于人体组织和水泥混在一起，用当年的检测手段并没有检测出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20年后，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又把当时存档的检材取了出来，用最新的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结果检测出了第二个人的DNA，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以前，想要检出DNA至少需要50-200微升的产物量，如果是血液，差不多至少要1滴。但是在一些案件中，生物残留可能连50微升都不到，就很难提取到DNA信息。
结果在2012年，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蒋佳林自创了“蒋佳林提取法”，把对产物量的要求降低到了0.5-1微升。可以说但凡嫌疑人掉块头皮屑，都能给你检测出来。
不仅是DNA检测水平提升了，以前检测出现场的DNA后，也只能用于和怀疑对象进行对比，并不能根据DNA直接找到犯罪嫌疑人。
但自2005年后，我国公安投入运行了DNA数据库，截至2013年时已拥有数据量2242.2万条，数据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在2012年，现场生物物证 DNA 信息入库比中率达到 23.59%，虽然并不高，但已经能提高不少办案效率。
但由于DNA涉及公民隐私，我国并没有建立全民DNA数据库，只建立了现场库、前科库以及失踪人员库。
对于一些有过前科的犯罪分子能够快速确定身份，对于受害者也可以从失踪人员库中进行比对，失踪人员库还能用于帮助被拐卖儿童尽快找到亲人。
DNA有了数据库，指纹自然也是有数据库，而且比DNA数据库的数据量更大。
以往指纹的对比和DNA一样，只能对已找到的指纹进行比对，给出是否是一个人的结论。
现在有了指纹库，可以指纹和指纹库进行比对，最快速度地确定人员身份，即便现场采集到的指纹是残缺的，指纹比对系统也能给出相近的结果，再由技术人员进一步比对。
不过在现在看来，DNA技术和指纹比对技术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了，如今我国警方办案真正的高科技其实是：大数据人脸识别。
在大数据人脸识别出现之前，公安干警追捕逃犯基本上用的是两条腿、一张嘴：大量走访。但人力毕竟有限，在很多陈年旧案里，民警都快走遍全中国了，还是没有逃犯的半点踪影。
即便有监控，也得由民警逐个翻看，常常是一个人看得累了，换一个人继续看，碰上案情紧急的时候，还得加班加点看监控。并不能像电视剧里那样一个人看16个监控屏幕还开16倍速。
直到2014年前后，我国公安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刑侦，并在2017年发展成熟，尤其是在“天网系统中”进行了应用。
在2019年6月13日到7月24日之间，全国警方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抓获了在逃人员57106名，用时仅仅42天。
很多重大刑事案件的逃犯都是败在了人脸识别上，比如恶名昭著的“美女蛇”劳荣枝，在1999年杀害7人后潜逃，20年来未被警方发现。结果在2019年11月27日，厦门警方通过与城市视频监控相连的大数据人脸识别系统，发现了劳荣枝正在一家商场里购物。
当时根据人脸识别系统显示的信息，这名女子的面部信息与劳荣枝相似度高达97.33%！最终经过人工比对、现场摸排，警方于11月28日将其抓获，从人脸识别系统告警到抓捕成功，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离谱的是，劳荣枝落网后，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劳荣枝，质疑人脸识别出现了问题，直到DNA比对结果出来才让劳荣枝彻底死心。
劳荣枝敢质疑人脸识别，就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自己的长相已经有所改变。但也由此可见，我国公安目前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是很先进的，基本上只要不是整容，都不可能骗得过。
而且我国还有不少高校在与公安展开合作，不断更新算法，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检测能力，对于部分面部遮挡（眼镜、口罩）、模糊人脸（远距离拍摄）都能识别出来。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公共区域，大概2000多万台人脸识别摄像头，不同的城市覆盖率会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在车站、机场、城市主干道、主要商圈，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如果是逃犯出现在这些人脸识别摄像头前，后台就会立即告警并通知最近的派出所、治安岗亭、周边巡警。
曾有BBC记者亲自测试天网系统的人脸识别能力，结果“逃亡”刚开始不到7分钟，记者就被警方抓到了。
甚至现在在一些城市的警车上、执法记录仪上，也增加了人脸识别功能，只要逃犯从警车、民警的身边经过，就会被发现。
除了这些固定点位的人脸识别摄像头，警方还会时不时地在一些临时重点区域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比如张学友的演唱会。
历年来，警方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已经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了超过60名逃犯，张学友也以此战绩成为“逃犯克星”，还曾创下连续七场演唱会，场场都有逃犯被抓的记录。
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不论是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还是抓捕潜逃的疑犯，都只会更快、更准。唯有科技，明察秋毫！
唯有科技，明察秋毫！
4月13日，江西赣州警方成功抓捕了涉及一起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这起案件不同寻常，因为它发生在整整23年之前。
23年前，2000年3月11日，江西赣州寻乌县的一所中学内，3名嫌疑人闯入女生寝室，连续猥亵、强奸多名女学生，造成严重后果及恶劣影响。
案发之后，警方迅速展开追捕，先后将2名嫌疑人抓捕到案，但依然有一名狡猾的嫌疑人刘某在外潜逃，二十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
这23年间，寻乌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都已经换了好几批人，但都在不断接力追捕这名只从卷宗上看到过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在今年4月份，警方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潜逃23年的刘某抓获。
近年来，全国各地警方都抓到了不少多年潜逃的要犯，有的甚至已经躲了30多年。而在警方的通报里，总提到的“新技术”、“新手段”，指的就是刑侦中的高科技。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几千年前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现在的中国拥有的还是一张“科技加持”的天网。
在没有科技的古代，古人想要破案难度不小。
上古时期，中国司法始祖皋陶想要破案，用的是一头神兽，传说中它极具智慧，能辨是非曲直、善恶忠奸，发现奸邪就会直接吞入肚中。
而这头神兽正是象征司法公正的“獬豸”。
又有佚史说，在秦始皇的宫中，有一面方镜，可直接照清人的五脏六腑，秦始皇就以此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杀之。
后来这个故事引申为典故“明镜高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兽”、“神器”的出现，也是古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向往，希望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侦破手段，只不过不懂科技的古人将其神化了。
传说归传说，向往归向往。我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在刑侦中应用技术手段的国家之一。
比如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对尸体进行尸检，对指纹、足印的应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比较早的。
早在先秦竹简《封诊式》中，就记录了当时的官吏对案发现场的勘验情况，并且对死者的衣着、伤痕都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并将这些信息制成“爱书”，作为勘验笔录使用。
世界上最早的尸体检验案例也出自《封诊式》，只不过当时古人的尸检手段还很单一，只是对尸体的外部创伤进行查验，并没有解剖尸体的能力。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尸检在刑侦中的应用就全面和系统多了，因为提点刑狱使宋慈，编著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而且成为了南宋官方的“尸检工具书”。
中国还是最早把指纹、掌纹以及足印用于刑侦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起通过指纹破案的案例发生在元朝，当时浙西廉访副使根据成人指纹与未成年人指纹的不同，发现契约上的指纹并不属于契约者本人，进而破案。
可以说古人查案也是有科技的，但着实不多。
比如鉴定亲子关系，古人就认为“滴血认亲”是具有很高可信度的技术手段，但在现代人看来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技术手段的落后，也就催生出了“刑讯逼供”这样的手段，牺牲了程序正义以获得线索、证据。
好在，古人碰上的刑事案件大多不复杂，十之八九都是抓了现行，大人们只用公正判刑就可以了。
而对于难度极大的无头公案，古人也是很苦恼，会将这些案件编纂成册供后人学习。比如五代时期和凝父子编纂的《疑狱集》。
但是古代的那些“疑案”，倘若发生在拥有高科技的现代，可能都不用上报到市局刑警队，辖区派出所当天都能把案子破了。
比如古籍曾记载有一疑案：
一位老妪在夜间被盗贼夺走包袱，一路人见状前去追击。最后，路人抓到了盗贼，但盗贼反诬路人是盗贼，自己是见义勇为。两人在官府僵持不下，而老妪又因为天黑什么也没看清。
最后，官府让两人比赛跑步，跑得慢的就是盗贼（因为被路人追上了），虽然没有实证但放在古代已经可以定罪了。
而要是在现代，辖区派出所直接一查监控，到底谁抢的包、谁追的谁，一清二楚。即便没有监控，比对一下包上的指纹也可以确定盗贼。
古代对办案人员要求最高的，其实是逻辑推理能力。但若是在现代，查案可不仅仅是要有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还得拥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
比如著名的华人神探李昌钰，他不仅思维逻辑缜密，同时还是生物化学和分子化学硕士、生化博士、法医学教授。
他用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参与侦破了世界上多起重大案件，比如肯尼迪遇刺案、尼克松水门事件、911事件，等等。
在侦查美国一起警员杀妻案时，李昌钰用显微镜观察受害人的发梢，结果发现受害人的发梢是碾碎的，其上的角质层已被破坏，说明遭过钝器打击。
不得不说：真的是细！
而在另外一起别墅杀人案中，李昌钰发现一男子晾晒的衣服上，有和凶器砖头上相同的一种水藻细胞，而这种水藻细胞又是附近一个私人湖泊特有的，从而男子就是凶手。
在一起纵火案中，李昌钰团队还对现场已经烧成焦黑的灰烬进行二次燃烧，结果在蒸发出的水汽中发现了微量促燃剂，又经过质谱仪分析发现成分是汽油，从而认定是人为纵火。
这一波又一波操作，让人不得不惊叹：唯有科技，明察秋毫！
我们都听过刑侦中的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嫌疑人只要到过犯罪现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发现和鉴别这些痕迹，从而给抓捕凶手带来了很大阻碍。
在刑侦剧中，往往在刑警达到现场前，已经有一批身着白大褂、手提工具箱的人进入现场取证了，这些人其实都属于一个部门：刑事科学技术室。
而这帮人“玩起”科技来，那才真是明察秋毫。
上世纪，公安干警在现场取证，可能用的主要工具就是一个手电筒，一处处搜索有无可疑物品。
但现在科技进步了，警方技术人员有比手电筒更先进的装备：多波段光源。
进入现场之后，先用多波段光源的强白光，在掠入射的强白光下，灰尘足迹会变得很明显，同时也能用于发现毛发、纤维这样的微量物证。
多波段光源还可以切换不同波长的光，配合不同颜色的滤光镜，可以发现肉眼难以发现的痕迹。
这是因为很多物质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会发出荧光。比如人体的体液其实都是可以发出荧光的，只是激发波段不一样。
即便是嫌疑人睡觉时在枕头上留下的哈喇子，用波长440nm的光一照就会显现，还有精液、汗渍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连射击残留物也会在特定波长范围内发出荧光，即便枪手开枪后捡走子弹壳也没用。碰上密封的牛皮纸信封，用532nm的绿光一照，还可以直接透视看到信封内的文字。
还有我们常在刑侦剧中看到，警方用鲁米诺试剂检测血迹，即便血迹已经洗去或是过去多年也能显现出来。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每到一个案发现场，就用鲁米诺试剂把现场都喷一遍，一般是依据线索和刑警的经验检测重点区域。
但现在，可以用多波段光源全方位检查，因为血迹在蓝光、紫光照射下也会显现。
对足迹的提取也是个功夫活，古人用的是现场临摹、拓印，上世纪用的是掠入射光源和照相机。
但是，拍照取证也有很多问题，一些灰尘足迹在特定物体上并不明显，比如光滑地砖上的灰尘足迹，怎么拍都不明显。
现在，技术科的同志们可以用静电吸附器，利用高压静电把灰尘足迹提取到吸附膜上，然后再进行拍照取证。
对于成趟足迹，还可以用卷轴式静电吸附器，吸附膜全拉出来能有5米长，不仅提取了足迹，还能保留嫌疑人的步幅间距、行动轨迹。
科技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取证效果，更能为警方破案带来全新的方法，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刑侦剧《他是谁》里，卫国平想要查出1988年系列强奸杀人案的凶手，但多少年过去了毫无线索。
而实际上，早就有受害者的指甲中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组织。只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DNA检测技术，卫国平为了抓到凶手，还曾自学DNA相关知识。
而在现实中，我国公安在掌握DNA技术后，依然碰到了不少困难。
比如在2002年6月1日，济南一餐厅员工刘某下班后遭人劫持，凶手将其杀害后，抛尸在一个水泥搅拌机内。
当时警方对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但由于人体组织和水泥混在一起，用当年的检测手段并没有检测出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20年后，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又把当时存档的检材取了出来，用最新的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结果检测出了第二个人的DNA，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以前，想要检出DNA至少需要50-200微升的产物量，如果是血液，差不多至少要1滴。但是在一些案件中，生物残留可能连50微升都不到，就很难提取到DNA信息。
结果在2012年，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的蒋佳林自创了“蒋佳林提取法”，把对产物量的要求降低到了0.5-1微升。可以说但凡嫌疑人掉块头皮屑，都能给你检测出来。
不仅是DNA检测水平提升了，以前检测出现场的DNA后，也只能用于和怀疑对象进行对比，并不能根据DNA直接找到犯罪嫌疑人。
但自2005年后，我国公安投入运行了DNA数据库，截至2013年时已拥有数据量2242.2万条，数据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在2012年，现场生物物证 DNA 信息入库比中率达到 23.59%，虽然并不高，但已经能提高不少办案效率。
但由于DNA涉及公民隐私，我国并没有建立全民DNA数据库，只建立了现场库、前科库以及失踪人员库。
对于一些有过前科的犯罪分子能够快速确定身份，对于受害者也可以从失踪人员库中进行比对，失踪人员库还能用于帮助被拐卖儿童尽快找到亲人。
DNA有了数据库，指纹自然也是有数据库，而且比DNA数据库的数据量更大。
以往指纹的对比和DNA一样，只能对已找到的指纹进行比对，给出是否是一个人的结论。
现在有了指纹库，可以指纹和指纹库进行比对，最快速度地确定人员身份，即便现场采集到的指纹是残缺的，指纹比对系统也能给出相近的结果，再由技术人员进一步比对。
不过在现在看来，DNA技术和指纹比对技术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了，如今我国警方办案真正的高科技其实是：大数据人脸识别。
在大数据人脸识别出现之前，公安干警追捕逃犯基本上用的是两条腿、一张嘴：大量走访。但人力毕竟有限，在很多陈年旧案里，民警都快走遍全中国了，还是没有逃犯的半点踪影。
即便有监控，也得由民警逐个翻看，常常是一个人看得累了，换一个人继续看，碰上案情紧急的时候，还得加班加点看监控。并不能像电视剧里那样一个人看16个监控屏幕还开16倍速。
直到2014年前后，我国公安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刑侦，并在2017年发展成熟，尤其是在“天网系统中”进行了应用。
在2019年6月13日到7月24日之间，全国警方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抓获了在逃人员57106名，用时仅仅42天。
很多重大刑事案件的逃犯都是败在了人脸识别上，比如恶名昭著的“美女蛇”劳荣枝，在1999年杀害7人后潜逃，20年来未被警方发现。结果在2019年11月27日，厦门警方通过与城市视频监控相连的大数据人脸识别系统，发现了劳荣枝正在一家商场里购物。
当时根据人脸识别系统显示的信息，这名女子的面部信息与劳荣枝相似度高达97.33%！最终经过人工比对、现场摸排，警方于11月28日将其抓获，从人脸识别系统告警到抓捕成功，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离谱的是，劳荣枝落网后，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劳荣枝，质疑人脸识别出现了问题，直到DNA比对结果出来才让劳荣枝彻底死心。
劳荣枝敢质疑人脸识别，就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自己的长相已经有所改变。但也由此可见，我国公安目前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是很先进的，基本上只要不是整容，都不可能骗得过。
而且我国还有不少高校在与公安展开合作，不断更新算法，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检测能力，对于部分面部遮挡（眼镜、口罩）、模糊人脸（远距离拍摄）都能识别出来。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公共区域，大概2000多万台人脸识别摄像头，不同的城市覆盖率会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在车站、机场、城市主干道、主要商圈，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如果是逃犯出现在这些人脸识别摄像头前，后台就会立即告警并通知最近的派出所、治安岗亭、周边巡警。
曾有BBC记者亲自测试天网系统的人脸识别能力，结果“逃亡”刚开始不到7分钟，记者就被警方抓到了。
甚至现在在一些城市的警车上、执法记录仪上，也增加了人脸识别功能，只要逃犯从警车、民警的身边经过，就会被发现。
除了这些固定点位的人脸识别摄像头，警方还会时不时地在一些临时重点区域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比如张学友的演唱会。
历年来，警方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已经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了超过60名逃犯，张学友也以此战绩成为“逃犯克星”，还曾创下连续七场演唱会，场场都有逃犯被抓的记录。
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不论是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还是抓捕潜逃的疑犯，都只会更快、更准。唯有科技，明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