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美国报道 亚裔美国人推动着美国科技业的发展，但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说，他们只被视为工蜂，难以获得事业上升的机会，一旦发声就很可能面临严峻后果。现在他们正团结起来，打破沉默，发起诉讼和其他行动。
图源Axios
在迪士尼、谷歌和推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贾亚库玛(Vaishnavi Jayakumar)于2020年1月加入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所有者Meta。
她在青年政策小组的工作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欺凌、骚扰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但来自新加坡的亚裔美国人贾亚库玛表示，她无法在工作中免受种族偏见的影响。
贾亚库玛说，在询问她如何才能在Meta公司获得晋升后不久，她的上司就开始不让她参与以前属于她职责范围内的机会和项目，并把她“安排”在经验不足的员工手下。
根据贾亚库玛向加州民权部门提交的一份投诉，尽管贾亚库玛有多年的经验，并且作为一个团队合作者得到了积极的反馈，但她说她的上司告诉她，她的级别不够高，也不够合作，不能升职。
当她的工作量和责任增加时，贾亚库玛说她的表现评分开始下滑。
“作为一名亚洲女性，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注定要成为一名基层员工，而不是一名领导者，”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在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打破沉默，公开指控自己受到歧视和报复，贾亚库玛是其中之一。
在最近提起的一系列诉讼中，他们表示，硅谷数十年来的种族偏见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工蜂，使他们无法进入管理和行政岗位，获得更大的权力、知名度和薪酬。
“贾亚库玛所经历的歧视模式反映了更广泛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所面临的情况：其他人对亚裔美国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已经做出了预设，”贾亚库玛的诉状说。“亚裔美国人在职场中得不到领导机会的支持。”
贾亚库玛通过律师要求Meta改变政策，从追踪亚裔美国人的晋升率，到对经理进行有关亚裔美国员工的刻板印象的培训。Meta拒绝置评。
贾亚库玛说：“这些对话发生在私人房间、客厅和私人空间已经够久了。在我们之前的几代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在沉默中受苦。我想我们谁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持续一分钟。”
科技业“在种族平等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自从移民法的变化取消了对亚裔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的人，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科技行业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但在管理人员和高管中却没有。
虽然美国最有价值的三家科技公司都由亚裔美国人担任首席执行官，但Alphabet的桑达尔·皮查伊、微软的萨蒂亚·纳德拉和英伟达的黄仁勋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最有可能被聘为专业人士，但在所有族裔群体中，他们进入科技公司领导层的可能性最低。
事实上，在Meta等公司，亚裔员工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员工。但《今日美国》的一项分析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亚裔数量急剧下降。
在Meta，截至2021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46%的员工是亚裔美国人，但高管中只有27%是亚裔。另一方面，白人员工占Meta员工总数的39%，但在高管中占58%。
美国最大的亚裔专业人士网络Ascend Foundation的执行顾问巴克·吉(Buck Gee)说，“科技行业在员工的族裔多元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领导层的种族平等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当他在思科工作时，他询问了那些被认为具有很高领导潜力的员工的族裔分类，结果发现，尽管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占员工总数的60%，但在领导层中只有15%。
他说，在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没有人注意到。“人们错误地认为问题会自行解决，”吉说。
吉将其归咎于“良性忽视”，这是一种系统性偏见模式，想当然地认为白人男性拥有领导特质，而非女性和少数族裔。
亚裔美国人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主席、阿默斯特学院教授帕万·丁格拉(Pawan Dhinggra)说，亚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多元化的讨论和倡议之外，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不会遇到逆境，而事实上，亚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经济现实差别很大，尤其是那些持H-1B签证从事低工资、低机会工作的人。
丁格拉说：“亚洲人被视为一个移民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除了反对街头的仇恨犯罪，没有一个大型运动担心亚裔美国人的困境。”
街头的反亚裔仇恨和暴力引发了工作中的激进主义
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反亚仇恨和暴力的高涨，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参与员工资源组织和工作场所活动的人数激增。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开始抱怨工作场所的偏见，在科技行业也是如此。
科技初创公司的沟通和品牌顾问杰克·宋(Jack Song)说：“疫情确实激励了整个社区，尤其是我们这些科技行业的人，因为我认为我们都看到，街头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作场所。”
2019年，宋离开了出租电动自行车和滑板车的Lime公司，他说，这段职业经历让他很苦恼。
他在2018年被评为公司最有价值成员，但在第二年被剥夺了大部分职责。宋出生在台湾，打小移民到美国。他说，除了其他批评之外，他还被告知自己英语水平不高。
宋说，他公开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受到科技创业公司Iterable前首席执行官朱浩然的启发。朱浩然正在起诉他的前公司，并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与亚裔美国人站在一起”，以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
Iterable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现任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是一名亚裔美国企业家，朱因“多次违反公司政策和价值观”而被解雇。
朱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反击的资源。因此，“与亚裔美国人站在一起”发起了一项工作场所正义倡议。
“工作场所正义倡议的一个核心目的是表明当你在工作场所与种族主义作斗争时，你并不孤单。我们将人们与遭受歧视的幸存者联系起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法律上的支持，我们帮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他们就能在这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中得到所需的支持，”他告诉《今日美国》。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本·黄(Ben Huynh)表示，他的麻烦始于2022年5月，当时他被提升为软件公司Coda的管理层。
黄说，他没有像他的同事那样得到加薪，他认为自己比同事挣得少。于是他向人力资源部投诉。
“尽管我的工作质量很好，但一旦我说出来，我身边的大门就开始关闭，”越南裔美国人黄说。“我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像个贱民。”
黄睡不着觉。他开始恐慌发作。
2022年8月，他被告知公司将解散他的团队，他将被降职。当被问及原因时，他的上司含糊地批评了他，说他“领导能力不强”。黄说他去找了人力资源部。
到了11月，他被解雇了。黄说，他被告知这与业绩无关，公司正在重组。但据黄和另一名员工说，只有两名员工被解雇。
Coda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你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情况不会改变，”黄说。他在6月对Coda提起诉讼，指控其存在种族歧视和报复。“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亚裔美国人是所有这些科技公司背后的引擎”
律师查尔斯·郑(Charles Jung)表示，随着行业被大规模裁员所困扰，有色人种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很多人因此担心采取行动的后果。
身为Nassiri & Jung律师事务所冠名合伙人的郑律师说，亚裔美国人经常担心，如果他们站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们。他说，少数跻身高层的亚洲人似乎不太愿意挑起事端或提出多样性问题。
郑的客户安德烈·黄(Andre Wong)是一名华裔美国人，他说，在一个很少承认反亚裔偏见的行业里，他亲身体会到了直言不讳的后果。
安德烈·黄（图源今日美国）
黄在Lumentum工作了20多年，他说他领导了公司最赚钱的产品线的开发，并帮助公司拓展了新市场。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和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之后，黄被邀请参加该公司关于种族的“勇敢对话”(brave Conversation)。在准备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黄联系了其他亚裔美国员工，他们分享了自己在公司不被视为领导者、在升职时经常被忽略的失望。
黄先生说，2021年，他帮助成立了亚裔员工资源组织，该组织获得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虽然Lumentum在美国的员工中有60%是亚裔，但高管大多是白人，其中不到15%是亚裔。
围绕数据的讨论似乎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黄说，反亚事件仍在继续。
黄说，一位白人高级经理禁止华人工程师用普通话交谈，然后高层管理人员无视他们的抗议。
他还说，当一家中国工厂的某部分产品不合格时，一位白人高管问：“他们是在那个生产车间蒸米饭吗？”
黄的母语是英语，他说，在向董事会做报告之前，一位白人高管嘲笑他对“program”的发音，让他把“r”发清楚。
2022年5月，黄说他作为团队中唯一的非白人员工，被分配了一个“玻璃悬崖”任务——一个女性和少数族裔几乎没有成功机会的角色，公司保证很快将考虑提拔他为高级副总裁。他说，他接受了这项任务。然而，他在去年12月被解雇。
黄起诉Lumentum，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他说，他将把自己获得的任何赔偿中的一大部分捐给打击反亚裔歧视的事业。
Lumentum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亚裔美国人是所有这些科技公司背后的引擎。这些技术团队中的许多人几乎都是亚裔美国人。但在战略或商业职位上的领导寥寥无几，”黄先生说。“当你最终退后一步观察时，这一点是如此鲜明。”
据今日美国报道 亚裔美国人推动着美国科技业的发展，但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说，他们只被视为工蜂，难以获得事业上升的机会，一旦发声就很可能面临严峻后果。现在他们正团结起来，打破沉默，发起诉讼和其他行动。
图源Axios
在迪士尼、谷歌和推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贾亚库玛(Vaishnavi Jayakumar)于2020年1月加入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所有者Meta。
她在青年政策小组的工作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欺凌、骚扰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但来自新加坡的亚裔美国人贾亚库玛表示，她无法在工作中免受种族偏见的影响。
贾亚库玛说，在询问她如何才能在Meta公司获得晋升后不久，她的上司就开始不让她参与以前属于她职责范围内的机会和项目，并把她“安排”在经验不足的员工手下。
根据贾亚库玛向加州民权部门提交的一份投诉，尽管贾亚库玛有多年的经验，并且作为一个团队合作者得到了积极的反馈，但她说她的上司告诉她，她的级别不够高，也不够合作，不能升职。
当她的工作量和责任增加时，贾亚库玛说她的表现评分开始下滑。
“作为一名亚洲女性，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注定要成为一名基层员工，而不是一名领导者，”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在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打破沉默，公开指控自己受到歧视和报复，贾亚库玛是其中之一。
在最近提起的一系列诉讼中，他们表示，硅谷数十年来的种族偏见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工蜂，使他们无法进入管理和行政岗位，获得更大的权力、知名度和薪酬。
“贾亚库玛所经历的歧视模式反映了更广泛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所面临的情况：其他人对亚裔美国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已经做出了预设，”贾亚库玛的诉状说。“亚裔美国人在职场中得不到领导机会的支持。”
贾亚库玛通过律师要求Meta改变政策，从追踪亚裔美国人的晋升率，到对经理进行有关亚裔美国员工的刻板印象的培训。Meta拒绝置评。
贾亚库玛说：“这些对话发生在私人房间、客厅和私人空间已经够久了。在我们之前的几代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在沉默中受苦。我想我们谁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持续一分钟。”
科技业“在种族平等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自从移民法的变化取消了对亚裔的限制，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技能的人，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科技行业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但在管理人员和高管中却没有。
虽然美国最有价值的三家科技公司都由亚裔美国人担任首席执行官，但Alphabet的桑达尔·皮查伊、微软的萨蒂亚·纳德拉和英伟达的黄仁勋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最有可能被聘为专业人士，但在所有族裔群体中，他们进入科技公司领导层的可能性最低。
事实上，在Meta等公司，亚裔员工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员工。但《今日美国》的一项分析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亚裔数量急剧下降。
在Meta，截至2021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46%的员工是亚裔美国人，但高管中只有27%是亚裔。另一方面，白人员工占Meta员工总数的39%，但在高管中占58%。
美国最大的亚裔专业人士网络Ascend Foundation的执行顾问巴克·吉(Buck Gee)说，“科技行业在员工的族裔多元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领导层的种族平等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当他在思科工作时，他询问了那些被认为具有很高领导潜力的员工的族裔分类，结果发现，尽管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占员工总数的60%，但在领导层中只有15%。
他说，在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没有人注意到。“人们错误地认为问题会自行解决，”吉说。
吉将其归咎于“良性忽视”，这是一种系统性偏见模式，想当然地认为白人男性拥有领导特质，而非女性和少数族裔。
亚裔美国人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主席、阿默斯特学院教授帕万·丁格拉(Pawan Dhinggra)说，亚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多元化的讨论和倡议之外，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不会遇到逆境，而事实上，亚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经济现实差别很大，尤其是那些持H-1B签证从事低工资、低机会工作的人。
丁格拉说：“亚洲人被视为一个移民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除了反对街头的仇恨犯罪，没有一个大型运动担心亚裔美国人的困境。”
街头的反亚裔仇恨和暴力引发了工作中的激进主义
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反亚仇恨和暴力的高涨，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参与员工资源组织和工作场所活动的人数激增。越来越多的亚裔美国人开始抱怨工作场所的偏见，在科技行业也是如此。
科技初创公司的沟通和品牌顾问杰克·宋(Jack Song)说：“疫情确实激励了整个社区，尤其是我们这些科技行业的人，因为我认为我们都看到，街头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作场所。”
2019年，宋离开了出租电动自行车和滑板车的Lime公司，他说，这段职业经历让他很苦恼。
他在2018年被评为公司最有价值成员，但在第二年被剥夺了大部分职责。宋出生在台湾，打小移民到美国。他说，除了其他批评之外，他还被告知自己英语水平不高。
宋说，他公开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受到科技创业公司Iterable前首席执行官朱浩然的启发。朱浩然正在起诉他的前公司，并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与亚裔美国人站在一起”，以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
Iterable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现任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是一名亚裔美国企业家，朱因“多次违反公司政策和价值观”而被解雇。
朱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反击的资源。因此，“与亚裔美国人站在一起”发起了一项工作场所正义倡议。
“工作场所正义倡议的一个核心目的是表明当你在工作场所与种族主义作斗争时，你并不孤单。我们将人们与遭受歧视的幸存者联系起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法律上的支持，我们帮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他们就能在这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中得到所需的支持，”他告诉《今日美国》。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本·黄(Ben Huynh)表示，他的麻烦始于2022年5月，当时他被提升为软件公司Coda的管理层。
黄说，他没有像他的同事那样得到加薪，他认为自己比同事挣得少。于是他向人力资源部投诉。
“尽管我的工作质量很好，但一旦我说出来，我身边的大门就开始关闭，”越南裔美国人黄说。“我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像个贱民。”
黄睡不着觉。他开始恐慌发作。
2022年8月，他被告知公司将解散他的团队，他将被降职。当被问及原因时，他的上司含糊地批评了他，说他“领导能力不强”。黄说他去找了人力资源部。
到了11月，他被解雇了。黄说，他被告知这与业绩无关，公司正在重组。但据黄和另一名员工说，只有两名员工被解雇。
Coda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你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情况不会改变，”黄说。他在6月对Coda提起诉讼，指控其存在种族歧视和报复。“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亚裔美国人是所有这些科技公司背后的引擎”
律师查尔斯·郑(Charles Jung)表示，随着行业被大规模裁员所困扰，有色人种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很多人因此担心采取行动的后果。
身为Nassiri & Jung律师事务所冠名合伙人的郑律师说，亚裔美国人经常担心，如果他们站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们。他说，少数跻身高层的亚洲人似乎不太愿意挑起事端或提出多样性问题。
郑的客户安德烈·黄(Andre Wong)是一名华裔美国人，他说，在一个很少承认反亚裔偏见的行业里，他亲身体会到了直言不讳的后果。
安德烈·黄（图源今日美国）
黄在Lumentum工作了20多年，他说他领导了公司最赚钱的产品线的开发，并帮助公司拓展了新市场。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和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之后，黄被邀请参加该公司关于种族的“勇敢对话”(brave Conversation)。在准备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黄联系了其他亚裔美国员工，他们分享了自己在公司不被视为领导者、在升职时经常被忽略的失望。
黄先生说，2021年，他帮助成立了亚裔员工资源组织，该组织获得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虽然Lumentum在美国的员工中有60%是亚裔，但高管大多是白人，其中不到15%是亚裔。
围绕数据的讨论似乎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黄说，反亚事件仍在继续。
黄说，一位白人高级经理禁止华人工程师用普通话交谈，然后高层管理人员无视他们的抗议。
他还说，当一家中国工厂的某部分产品不合格时，一位白人高管问：“他们是在那个生产车间蒸米饭吗？”
黄的母语是英语，他说，在向董事会做报告之前，一位白人高管嘲笑他对“program”的发音，让他把“r”发清楚。
2022年5月，黄说他作为团队中唯一的非白人员工，被分配了一个“玻璃悬崖”任务——一个女性和少数族裔几乎没有成功机会的角色，公司保证很快将考虑提拔他为高级副总裁。他说，他接受了这项任务。然而，他在去年12月被解雇。
黄起诉Lumentum，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他说，他将把自己获得的任何赔偿中的一大部分捐给打击反亚裔歧视的事业。
Lumentum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亚裔美国人是所有这些科技公司背后的引擎。这些技术团队中的许多人几乎都是亚裔美国人。但在战略或商业职位上的领导寥寥无几，”黄先生说。“当你最终退后一步观察时，这一点是如此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