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笑有商量，保安又变回保安了
昨天石家庄的病例清零了，而我所在的成都，公布的感染数只有70多。
没有人会在意这样的数字，因为它完全是虚假的。它反映的无非是一个事实：不再全员核酸，我们就没有靠谱的统计数字了。网上有不少朋友在自己统计，很多微信群都在统计有多少群友阳性。
过去的统计方式，我认为上海市民使用的一个词最为准确，他们叫“大筛”，也就是通过核酸进行大筛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权力主导的筛选。它的成本是巨大的，9月份成都疫情的时候，每天感染几十例，但是全市2000万人做核酸。
这种权力运行机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可以从大白或者保安这种“末梢”上观察到权力的恶。脱掉大白服装，就成了普通人，而一旦穿上，仿佛就拥有了对他人生命的主宰权。
昨天在小区门口，一个外卖小哥要进来。他没有穿外卖套装，应该是真正的“临时工”。他也没有戴口罩。保安拦住了他，“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呀。”外卖员笑着说：“既然每个人都要感染，戴不戴有什么区别？”保安也笑了：“晚一点总好一点嘛。”
那种临时的“权力”土崩瓦解了，因为有玩笑，有商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正常，“社会”就开始复苏了。
现在这种状态，当然也有让人担心的一面。昨晚在玉林和朋友吃饭，明显感觉到人流变少，很多人都窝在家里了。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做一些应对的准备。
很多人也感到困惑：现在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北京有多少，成都有多少，我们再也没有数字了。
当自上而下的“筛查”不能继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统计工具和机制。
日本、美国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因为政府权力有限，他们从来不做全员核酸，采用的是一种自愿汇报的统计办法。你发烧了，自己买一个抗原，测出来是阳性，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卫生部门，就进入了统计渠道。
如果你“汇报”了，会得到一些回报，比如一份指南，也可能寄药物和食品给你（大多是病好了才能收到），或者是申请政府补贴的证据（很多国家会直接给个人发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报，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统计模式，也是不同的思维模式：从个人开始，从权利开始。公共卫生部门得到的都是“上报”数据，不够精确，但是又能大致反映出来趋势。如果再建立一个可以推算的模型，也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这种统计本质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政府信任个人，个人也相信以专家发言会代表的疫情判断。印象中2020年病毒还很厉害的时候，日本有一阵感染者很多，政府担心会出现医疗挤兑，呼吁轻症自己在家隔离，自己扛着——当时真有一种悲壮感，但是很多日本人就真的在家扛了。
这种基于信任的统计有一个好处，它是最不容易导致恐慌的。当然，恐惧病毒是人的天性，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人们会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中，最大程度克服恐惧。2020年，欧美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体育明星都感染了，他们都出来接受采访，向公众讲述自己的症状，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们。
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一步了。周围朋友纷纷中招，而我感受到这是三年来“恐惧”最少的时刻。
有玩笑有商量，保安又变回保安了
昨天石家庄的病例清零了，而我所在的成都，公布的感染数只有70多。
没有人会在意这样的数字，因为它完全是虚假的。它反映的无非是一个事实：不再全员核酸，我们就没有靠谱的统计数字了。网上有不少朋友在自己统计，很多微信群都在统计有多少群友阳性。
过去的统计方式，我认为上海市民使用的一个词最为准确，他们叫“大筛”，也就是通过核酸进行大筛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权力主导的筛选。它的成本是巨大的，9月份成都疫情的时候，每天感染几十例，但是全市2000万人做核酸。
这种权力运行机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可以从大白或者保安这种“末梢”上观察到权力的恶。脱掉大白服装，就成了普通人，而一旦穿上，仿佛就拥有了对他人生命的主宰权。
昨天在小区门口，一个外卖小哥要进来。他没有穿外卖套装，应该是真正的“临时工”。他也没有戴口罩。保安拦住了他，“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呀。”外卖员笑着说：“既然每个人都要感染，戴不戴有什么区别？”保安也笑了：“晚一点总好一点嘛。”
那种临时的“权力”土崩瓦解了，因为有玩笑，有商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正常，“社会”就开始复苏了。
现在这种状态，当然也有让人担心的一面。昨晚在玉林和朋友吃饭，明显感觉到人流变少，很多人都窝在家里了。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做一些应对的准备。
很多人也感到困惑：现在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北京有多少，成都有多少，我们再也没有数字了。
当自上而下的“筛查”不能继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统计工具和机制。
日本、美国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因为政府权力有限，他们从来不做全员核酸，采用的是一种自愿汇报的统计办法。你发烧了，自己买一个抗原，测出来是阳性，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卫生部门，就进入了统计渠道。
如果你“汇报”了，会得到一些回报，比如一份指南，也可能寄药物和食品给你（大多是病好了才能收到），或者是申请政府补贴的证据（很多国家会直接给个人发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报，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统计模式，也是不同的思维模式：从个人开始，从权利开始。公共卫生部门得到的都是“上报”数据，不够精确，但是又能大致反映出来趋势。如果再建立一个可以推算的模型，也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这种统计本质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政府信任个人，个人也相信以专家发言会代表的疫情判断。印象中2020年病毒还很厉害的时候，日本有一阵感染者很多，政府担心会出现医疗挤兑，呼吁轻症自己在家隔离，自己扛着——当时真有一种悲壮感，但是很多日本人就真的在家扛了。
这种基于信任的统计有一个好处，它是最不容易导致恐慌的。当然，恐惧病毒是人的天性，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人们会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中，最大程度克服恐惧。2020年，欧美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体育明星都感染了，他们都出来接受采访，向公众讲述自己的症状，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们。
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一步了。周围朋友纷纷中招，而我感受到这是三年来“恐惧”最少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