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奥、沃尔茨、海格塞斯……自特朗普组建自己第二个执政任期的政府后，他所选定的这些内阁成员人选都以对中国的强硬言论而闻名，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在对华态度上，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比拜登政府更加“鹰派”？《华尔街日报》近日就形容，特朗普正组建一个对华鹰派“梦之队”。
然而，《日经亚洲》（Nikkei Asia）11月21日报道指出，尽管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可能摩擦不断，特朗普甚至扬言要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但接近特朗普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最终结局”将是共存，而非冲突，他的内阁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对华鹰派”。
相对温和的智库学者认为，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与其上届政府中的博尔顿和蓬佩奥等“刺头”相比，他此次提名的这些“对华鹰派”忠诚度更高，不会公然违抗上级，因此“意识形态决心可能较低”。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虽也鼓吹“中国威胁论”，但也直言，“缓和”中美紧张关系乃当务之急。
不过，像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仍希望实现中美“战略脱钩”。但一些专家提醒，经济上的压力、华尔街的态度、关税对美国自身的伤害，都将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一旦这些问题不能妥善处理，到了2026年中期选举会有大麻烦。对于特朗普来说，其本人对华的关注度也是关键，因为卢比奥和沃尔茨等人过去并无同中国接触的经验，都活在认为“中美不相容”的自我世界里。
里德·史密斯（Reid Smith），是美国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所支持的慈善组织“团结一致”（Stand Together）的外交政策副主管，该组织主张克制。史密斯表示，尽管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人，但他对特朗普能够将中美关系推向“更稳定、更融洽”的局面持乐观态度。
史密斯说，如果特朗普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他的工作人员将会努力推进原则性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像上一届政府那样公然违抗上级”。
他表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绕开总统、将政策推向某些方向的做法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那些“对华鹰派”，“意识形态决心可能较低”。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则表示，特朗普所选之人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共同点，那就是忠诚。她补充道，这个由“忠诚者”组成的内阁，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家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该智库成员在今年5月出版的一本书中，揭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外交关系处理方式。
此书作者们（其中许多人是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在渲染中国对美构成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却也认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同时解决自身脆弱性问题才是真正目标。书中称，美国应该确保其经济繁荣、供应链安全、能源独立、文化韧性和军事威慑力，以“抵消”来自中国的“威胁”，并避免战争。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在经济方面，AFPI的设想是妄图达成“战略脱钩”。AFPI领导人之一、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扬言，“战略脱钩”必须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开始，并对中国商品实施新的、更高的关税，以实现贸易平衡，阻止美国财富流向中国。
可是，慈善组织“团结一致”的史密斯认为，特朗普对经济以及华尔街的观点很敏感，任何伤害与其亲近的商业领袖的政策都可能会得到缓和。
美印战略伙伴论坛（USISPF）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穆克什·阿吉（Mukesh Aghi）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引发通货膨胀，这些原因可能会阻止他实施其所吹捧的贸易政策。
“当这种破坏发生时，最大的受害者将是美国消费者，如果他们（特朗普政府）没有妥善应对这一点，那么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你将看到共和党人失去众议院。”他说道。
美国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是一家推崇优先考虑接触而非使用武力的智库，其东亚项目代理主任杰克·沃纳（Jake Werner）表示，中美都希望达成协议，“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让双方都能赚钱”。
但沃纳补充称，这些事项将取决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关注。特朗普的内阁人选，诸如卢比奥和沃尔茨，过往没有与中国接触的经历（观察者网注：卢比奥甚至被中方两度制裁）。“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不相容的。”
沃纳说：“如果特朗普把注意力放在其他议题上，比如移民问题，或者把矛头对准他在深层政府的敌人，那么外交政策团队就会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谈到特朗普时，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的顾问、保守派经济学家奥伦·卡斯（Oren Cass）表示，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将放弃对于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他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
“生活质量的下降直接影响了美国公众愿意做出的权衡，”卡斯说，“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宽容的信念，即他们实际上有能力采取行动，为世界其他国家谋福利。但自2000年以来的全球化时代，打破了这一信念。”卡斯表示，现在一些人认为全球化理念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
卢比奥、沃尔茨、海格塞斯……自特朗普组建自己第二个执政任期的政府后，他所选定的这些内阁成员人选都以对中国的强硬言论而闻名，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在对华态度上，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比拜登政府更加“鹰派”？《华尔街日报》近日就形容，特朗普正组建一个对华鹰派“梦之队”。
然而，《日经亚洲》（Nikkei Asia）11月21日报道指出，尽管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可能摩擦不断，特朗普甚至扬言要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但接近特朗普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最终结局”将是共存，而非冲突，他的内阁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对华鹰派”。
相对温和的智库学者认为，特朗普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与其上届政府中的博尔顿和蓬佩奥等“刺头”相比，他此次提名的这些“对华鹰派”忠诚度更高，不会公然违抗上级，因此“意识形态决心可能较低”。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虽也鼓吹“中国威胁论”，但也直言，“缓和”中美紧张关系乃当务之急。
不过，像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仍希望实现中美“战略脱钩”。但一些专家提醒，经济上的压力、华尔街的态度、关税对美国自身的伤害，都将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一旦这些问题不能妥善处理，到了2026年中期选举会有大麻烦。对于特朗普来说，其本人对华的关注度也是关键，因为卢比奥和沃尔茨等人过去并无同中国接触的经验，都活在认为“中美不相容”的自我世界里。
里德·史密斯（Reid Smith），是美国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所支持的慈善组织“团结一致”（Stand Together）的外交政策副主管，该组织主张克制。史密斯表示，尽管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人，但他对特朗普能够将中美关系推向“更稳定、更融洽”的局面持乐观态度。
史密斯说，如果特朗普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他的工作人员将会努力推进原则性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像上一届政府那样公然违抗上级”。
他表示，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绕开总统、将政策推向某些方向的做法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那些“对华鹰派”，“意识形态决心可能较低”。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则表示，特朗普所选之人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共同点，那就是忠诚。她补充道，这个由“忠诚者”组成的内阁，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家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该智库成员在今年5月出版的一本书中，揭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外交关系处理方式。
此书作者们（其中许多人是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在渲染中国对美构成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却也认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同时解决自身脆弱性问题才是真正目标。书中称，美国应该确保其经济繁荣、供应链安全、能源独立、文化韧性和军事威慑力，以“抵消”来自中国的“威胁”，并避免战争。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在经济方面，AFPI的设想是妄图达成“战略脱钩”。AFPI领导人之一、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扬言，“战略脱钩”必须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开始，并对中国商品实施新的、更高的关税，以实现贸易平衡，阻止美国财富流向中国。
可是，慈善组织“团结一致”的史密斯认为，特朗普对经济以及华尔街的观点很敏感，任何伤害与其亲近的商业领袖的政策都可能会得到缓和。
美印战略伙伴论坛（USISPF）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穆克什·阿吉（Mukesh Aghi）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引发通货膨胀，这些原因可能会阻止他实施其所吹捧的贸易政策。
“当这种破坏发生时，最大的受害者将是美国消费者，如果他们（特朗普政府）没有妥善应对这一点，那么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你将看到共和党人失去众议院。”他说道。
美国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是一家推崇优先考虑接触而非使用武力的智库，其东亚项目代理主任杰克·沃纳（Jake Werner）表示，中美都希望达成协议，“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让双方都能赚钱”。
但沃纳补充称，这些事项将取决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关注。特朗普的内阁人选，诸如卢比奥和沃尔茨，过往没有与中国接触的经历（观察者网注：卢比奥甚至被中方两度制裁）。“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不相容的。”
沃纳说：“如果特朗普把注意力放在其他议题上，比如移民问题，或者把矛头对准他在深层政府的敌人，那么外交政策团队就会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谈到特朗普时，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的顾问、保守派经济学家奥伦·卡斯（Oren Cass）表示，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将放弃对于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他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
“生活质量的下降直接影响了美国公众愿意做出的权衡，”卡斯说，“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宽容的信念，即他们实际上有能力采取行动，为世界其他国家谋福利。但自2000年以来的全球化时代，打破了这一信念。”卡斯表示，现在一些人认为全球化理念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