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想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朋友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英国一些对华态度强硬的政客和右翼智库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涉港国安立法、华为参与英国5G 建设等议题不断抛出对华“索赔论”和“脱钩论”时，国际舆论开始关注这些对华“鹰派”或“疑华派”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会纷纷粉墨登场？有分析认为，除了有美国施压等因素外，这些政客预料到“脱欧”后英国的外交环境将发生大变化，因此，想在对华关系上占据更大的主动权。
“70后”政客和“后座议员”齐上阵
在英国现任内阁中，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近期的表现算得上是对华强硬派代表。针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这两位掌管英国外交及内政的“70后”高级阁员高调宣布，会为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护照)”持有人来英提供更多便利，甚至帮助其实现移民的目标。6月初，拉布还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称，有关立法终结了“一国两制”，损害了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言行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从帕特尔的履历看，她是印度移民后裔，曾任英国国际开发事务大臣。
在英国议会里，也有一些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是敌意的人物。今年4月，部分执政保守党议会下院议员宣布组建“中国研究小组”，声称要让英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野心和全球角色”。该小组主席是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秘书是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前顾问尼尔·奥布赖恩，成员包括前首相卡梅伦的政府特别顾问劳拉·特洛特和鲍里斯·约翰逊的前经济顾问安东尼·布朗等。卡梅伦和奥斯本的前助手都在这个小组中这一事实表明，中英两国“新黄金时代”以来，保守党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图根哈特和奥布莱恩这两个人对华态度不太好，在涉华事务上他们时而让政府接受质询，时而发报告和通过媒体对外发声，这样就能给政府施加压力，并影响公众舆论，影响民意。
身为“70后”的图根哈特，曾在剑桥大学就读伊斯兰文化，在也门学习过阿拉伯语。2015年成为议员之前，图根哈特曾在英国军队服役，参加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图根哈特近来没少对中国放“狠话”。他辩解称“中国研究小组不是反华组织”，“将探索与中国人民、公司和政府接触并与之合作的机会”，并表示，“中国正对国际行为规范构成重大挑战，我们不能自满”。6月初，图根哈特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在人们日益关注北京对英国校园影响力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留学生被中国政府“动员”，那么，英国政府应禁止他们入读英国大学。他认为这样将减少英国对外国学生学费的依赖，并恢复一些机构“受到打击”的学术自由。6月中旬，他在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表示，“西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抗中国的侵略，并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奥布赖恩现年41岁，他鼓吹“即使撇开安全隐患，目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只会阻碍西方的创新”。据英国媒体报道，6年前，奥布赖恩还被称为保守党的“最不可能的叛逆者”，曾对中英“黄金时代”充满热情，但现在却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奥布赖恩参与“中国研究小组”表明，对华怀疑主义如今已成为英国保守党的主流观点。
在英国对华鹰派中，有新生代，也有被认为已退出政坛一线的“后座议员”。如“中国研究小组”成员前首相特雷莎·梅的副手、时任首席大臣兼内阁办公厅大臣的达米安·格林，以及前保守党党魁邓肯·史密斯等人。
邓肯·史密斯因当年未能击败工党的布莱尔而被党内高层放弃。他是议会里反对华为进入英国5G网络的主要领头人，多次声称华为是一家“由国家控制的公司”，“英国安全官员对华为的判断，让英国站到了与‘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盟友的对立面”。对中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新核电站他也有不同看法，并督促英国政府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邓肯·史密斯还批评中国“刻意瞒报疫情”使英国疫情防控延误。4月2日，他在做客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时散布所谓的“清算中国论”。达米安·格林在借疫情问题指责中国时，甚至主张“以当年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不同倾向的“疑华派”正在合流
“总体而言，英中关系的未来仍像新冠病毒一样难以预测。”据《外交学人》杂志报道，随着英国为应对疫情而苦苦挣扎，对华鹰派的力量正在增强。近年来，英国成为中国最热切的欧洲伙伴之一。2015年，英中两国迎来“黄金时代”，保守党执政的各届政府曾谨慎地将经济与两国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脱钩”，有利可图的市场关系曾避免了几次“外交风暴”。如前外交大臣亨特对中国香港问题说三道四，威胁中国政府要承受“严重后果”，但他同时也热衷于强调“维护英中之间的伟大关系”。
“每届英国政府应该都有一些所谓的对华‘鹰派’或强硬派人物，但至于说这些‘鹰派’能把对华关系掀起大波澜就有些夸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其说“鸽派”“鹰派”，不如说英国传统外交政策里总爱对中国问题指手画脚。他表示，无论哪个首相上台，哪个政党组阁，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中都有对华强硬的一面，千万不要以为，英国换个温和派，就一定不会对华说三道四。
英国保守派智库“政策交流”主任迪恩·高德逊认为，保守党内部不同倾向的议员们正在合流，要求对中国更加强硬。高德逊把这个同盟称为“疑华派”，其中包括亲美国的议员，他们担心如果英国不与特朗普总统同仇敌忾，英美之间的贸易协议会泡汤。
中英“黄金时代”早就引起美日等国的不快和防范。《金融时报》6月10日发表题为“蓬佩奥要求英国在中国问题上选边站队”的文章称，美国国务卿说，从建设核电站到不受中国影响发展5G网络技术，“我们的英国朋友如有任何需要，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对此，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里基茨表示，站队是最简单的，但英国应“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冷静地做出国家安全决定”。
亨利·杰克逊协会是英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智囊团，近来也扮演了“英国反华情绪的急先锋”。亨利·杰克逊协会由剑桥大学的学者于2005年3月创立，以美国政治家亨利·杰克逊的名字命名。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17年1月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用1万英镑同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定制”所谓的“沟通战略”，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渲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花钱“请”该协会合作之前，其官方网站鲜有涉华内容。但在日本插手之后，这家智库不仅在网站上开辟中国专栏，且持续散布反华言论。目前，该协会将21世纪定义为自由民主制和“新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全球斗争”。
过去一年，亨利·杰克逊协会还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论文，涉及的主题从香港问题到南海问题，再到“北京如何运用强大力量从内部颠覆西方”。该学会今年3月的一份文件明确表达了对华盛顿“重返亚太”政策的“致敬”，呼吁英国支持建立由美国牵头的“印太联盟”。4月，该协会又在题为“新冠病毒赔偿：评估中国潜在的罪责和法律应对途径”的报告中说，中国必须为新冠病毒损失向英国赔偿3510亿英镑。
除亨利·杰克逊协会外，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等智库也时不时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帕藤近日就妄称“中国投资英国并没有令英国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中国从中受益”。他还表示，在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中国更需要伦敦金融城，而不是伦敦金融城需要中国”。
一些英国媒体对国内部分政客和智库对华强硬表示出担忧。英国《城市早报》认为，在发生疫情危机前，英国对华战略一直很明智，即“试图在合理的安全和经济关切与如何同不断崛起的大国交往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现在，约翰逊政府似乎正在放弃对中国的平衡做法——政府重审之前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的非敏感领域计划、加强即将进行的有关中国投资筛选的立法、可能改变过去的学术和研究合作方式——如此广泛的敌对行动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损害到英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当英国离开欧盟单一市场时。
一场谴责中国的游戏
担任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的保守党议员理查德-格雷厄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希望英中两国保持紧密的关系，这样才符合英国利益。他近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含蓄地反问道：“欧盟已经是英国对外政策上被牺牲的羔羊。下一个(替罪羊)难道应该是中国吗？”
对此，崔洪建认为，近一段时间，英国国内右翼政客、智库加大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显得比以前更右了”，这会影响到英国的整个风向。接下来，在香港问题、华为参与英5G网络建设等问题上，英国政府表态还会显得强硬。
在赵俊杰看来，英国已向二流国家进一步下滑，但还有传统老牌欧洲中心主义、老牌殖民者的心态。英国对中国的崛起从骨子里没准备好，有点惊慌失措、不舒服，所以一定要借机说点什么，如针对疫情、香港问题和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一些政客对华的态度就是，能遏制你到什么程度就遏制到什么程度，不乏“甩锅”。除英国自身心态失衡和比较僵化的思维在作怪外，背后也和英美外交向来“穿一条裤子”有一定关系，这其实暴露出英国政治上极度不成熟和自私。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两个“老欧洲”国家坚决反战，但英国觉得外交独立于欧盟，愿意跟着美国，结果英国媒体当时就嘲讽时任首相布莱尔是“小布什的哈巴狗”。
欧亚思全球视野社区是一家致力于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愿景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主席弗兰克·里克特是一位德国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想，英国对华鹰派玩的只是一个谴责游戏。这些人更希望借此来体现出英美关系的牢不可破，以及彼此在价值观上的认同。我希望英国不要被美国主导，在对华政策上受其影响。”里克特说，反观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疫情期间加强了和中国的合作和互信。
赵俊杰说，英国近期会跟着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走，甚至绑得更紧一些，但从长远看，也许英国政府能认识到“脱欧”的目的就是让英国独立处理全球重大事务而不是简单选边站，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得到中俄等大国的尊重。也许自主性强了，英国处理对华关系才会更务实。
英国想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朋友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英国一些对华态度强硬的政客和右翼智库借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涉港国安立法、华为参与英国5G 建设等议题不断抛出对华“索赔论”和“脱钩论”时，国际舆论开始关注这些对华“鹰派”或“疑华派”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会纷纷粉墨登场？有分析认为，除了有美国施压等因素外，这些政客预料到“脱欧”后英国的外交环境将发生大变化，因此，想在对华关系上占据更大的主动权。
“70后”政客和“后座议员”齐上阵
在英国现任内阁中，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近期的表现算得上是对华强硬派代表。针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这两位掌管英国外交及内政的“70后”高级阁员高调宣布，会为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护照)”持有人来英提供更多便利，甚至帮助其实现移民的目标。6月初，拉布还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称，有关立法终结了“一国两制”，损害了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公然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言行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从帕特尔的履历看，她是印度移民后裔，曾任英国国际开发事务大臣。
在英国议会里，也有一些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是敌意的人物。今年4月，部分执政保守党议会下院议员宣布组建“中国研究小组”，声称要让英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野心和全球角色”。该小组主席是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秘书是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前顾问尼尔·奥布赖恩，成员包括前首相卡梅伦的政府特别顾问劳拉·特洛特和鲍里斯·约翰逊的前经济顾问安东尼·布朗等。卡梅伦和奥斯本的前助手都在这个小组中这一事实表明，中英两国“新黄金时代”以来，保守党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图根哈特和奥布莱恩这两个人对华态度不太好，在涉华事务上他们时而让政府接受质询，时而发报告和通过媒体对外发声，这样就能给政府施加压力，并影响公众舆论，影响民意。
身为“70后”的图根哈特，曾在剑桥大学就读伊斯兰文化，在也门学习过阿拉伯语。2015年成为议员之前，图根哈特曾在英国军队服役，参加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图根哈特近来没少对中国放“狠话”。他辩解称“中国研究小组不是反华组织”，“将探索与中国人民、公司和政府接触并与之合作的机会”，并表示，“中国正对国际行为规范构成重大挑战，我们不能自满”。6月初，图根哈特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在人们日益关注北京对英国校园影响力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留学生被中国政府“动员”，那么，英国政府应禁止他们入读英国大学。他认为这样将减少英国对外国学生学费的依赖，并恢复一些机构“受到打击”的学术自由。6月中旬，他在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表示，“西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抗中国的侵略，并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奥布赖恩现年41岁，他鼓吹“即使撇开安全隐患，目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只会阻碍西方的创新”。据英国媒体报道，6年前，奥布赖恩还被称为保守党的“最不可能的叛逆者”，曾对中英“黄金时代”充满热情，但现在却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奥布赖恩参与“中国研究小组”表明，对华怀疑主义如今已成为英国保守党的主流观点。
在英国对华鹰派中，有新生代，也有被认为已退出政坛一线的“后座议员”。如“中国研究小组”成员前首相特雷莎·梅的副手、时任首席大臣兼内阁办公厅大臣的达米安·格林，以及前保守党党魁邓肯·史密斯等人。
邓肯·史密斯因当年未能击败工党的布莱尔而被党内高层放弃。他是议会里反对华为进入英国5G网络的主要领头人，多次声称华为是一家“由国家控制的公司”，“英国安全官员对华为的判断，让英国站到了与‘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盟友的对立面”。对中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新核电站他也有不同看法，并督促英国政府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关系。邓肯·史密斯还批评中国“刻意瞒报疫情”使英国疫情防控延误。4月2日，他在做客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时散布所谓的“清算中国论”。达米安·格林在借疫情问题指责中国时，甚至主张“以当年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不同倾向的“疑华派”正在合流
“总体而言，英中关系的未来仍像新冠病毒一样难以预测。”据《外交学人》杂志报道，随着英国为应对疫情而苦苦挣扎，对华鹰派的力量正在增强。近年来，英国成为中国最热切的欧洲伙伴之一。2015年，英中两国迎来“黄金时代”，保守党执政的各届政府曾谨慎地将经济与两国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脱钩”，有利可图的市场关系曾避免了几次“外交风暴”。如前外交大臣亨特对中国香港问题说三道四，威胁中国政府要承受“严重后果”，但他同时也热衷于强调“维护英中之间的伟大关系”。
“每届英国政府应该都有一些所谓的对华‘鹰派’或强硬派人物，但至于说这些‘鹰派’能把对华关系掀起大波澜就有些夸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其说“鸽派”“鹰派”，不如说英国传统外交政策里总爱对中国问题指手画脚。他表示，无论哪个首相上台，哪个政党组阁，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中都有对华强硬的一面，千万不要以为，英国换个温和派，就一定不会对华说三道四。
英国保守派智库“政策交流”主任迪恩·高德逊认为，保守党内部不同倾向的议员们正在合流，要求对中国更加强硬。高德逊把这个同盟称为“疑华派”，其中包括亲美国的议员，他们担心如果英国不与特朗普总统同仇敌忾，英美之间的贸易协议会泡汤。
中英“黄金时代”早就引起美日等国的不快和防范。《金融时报》6月10日发表题为“蓬佩奥要求英国在中国问题上选边站队”的文章称，美国国务卿说，从建设核电站到不受中国影响发展5G网络技术，“我们的英国朋友如有任何需要，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对此，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里基茨表示，站队是最简单的，但英国应“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冷静地做出国家安全决定”。
亨利·杰克逊协会是英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智囊团，近来也扮演了“英国反华情绪的急先锋”。亨利·杰克逊协会由剑桥大学的学者于2005年3月创立，以美国政治家亨利·杰克逊的名字命名。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17年1月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用1万英镑同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定制”所谓的“沟通战略”，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渲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花钱“请”该协会合作之前，其官方网站鲜有涉华内容。但在日本插手之后，这家智库不仅在网站上开辟中国专栏，且持续散布反华言论。目前，该协会将21世纪定义为自由民主制和“新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全球斗争”。
过去一年，亨利·杰克逊协会还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论文，涉及的主题从香港问题到南海问题，再到“北京如何运用强大力量从内部颠覆西方”。该学会今年3月的一份文件明确表达了对华盛顿“重返亚太”政策的“致敬”，呼吁英国支持建立由美国牵头的“印太联盟”。4月，该协会又在题为“新冠病毒赔偿：评估中国潜在的罪责和法律应对途径”的报告中说，中国必须为新冠病毒损失向英国赔偿3510亿英镑。
除亨利·杰克逊协会外，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等智库也时不时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帕藤近日就妄称“中国投资英国并没有令英国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中国从中受益”。他还表示，在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中国更需要伦敦金融城，而不是伦敦金融城需要中国”。
一些英国媒体对国内部分政客和智库对华强硬表示出担忧。英国《城市早报》认为，在发生疫情危机前，英国对华战略一直很明智，即“试图在合理的安全和经济关切与如何同不断崛起的大国交往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现在，约翰逊政府似乎正在放弃对中国的平衡做法——政府重审之前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的非敏感领域计划、加强即将进行的有关中国投资筛选的立法、可能改变过去的学术和研究合作方式——如此广泛的敌对行动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损害到英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当英国离开欧盟单一市场时。
一场谴责中国的游戏
担任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的保守党议员理查德-格雷厄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希望英中两国保持紧密的关系，这样才符合英国利益。他近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含蓄地反问道：“欧盟已经是英国对外政策上被牺牲的羔羊。下一个(替罪羊)难道应该是中国吗？”
对此，崔洪建认为，近一段时间，英国国内右翼政客、智库加大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显得比以前更右了”，这会影响到英国的整个风向。接下来，在香港问题、华为参与英5G网络建设等问题上，英国政府表态还会显得强硬。
在赵俊杰看来，英国已向二流国家进一步下滑，但还有传统老牌欧洲中心主义、老牌殖民者的心态。英国对中国的崛起从骨子里没准备好，有点惊慌失措、不舒服，所以一定要借机说点什么，如针对疫情、香港问题和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一些政客对华的态度就是，能遏制你到什么程度就遏制到什么程度，不乏“甩锅”。除英国自身心态失衡和比较僵化的思维在作怪外，背后也和英美外交向来“穿一条裤子”有一定关系，这其实暴露出英国政治上极度不成熟和自私。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德两个“老欧洲”国家坚决反战，但英国觉得外交独立于欧盟，愿意跟着美国，结果英国媒体当时就嘲讽时任首相布莱尔是“小布什的哈巴狗”。
欧亚思全球视野社区是一家致力于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愿景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主席弗兰克·里克特是一位德国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想，英国对华鹰派玩的只是一个谴责游戏。这些人更希望借此来体现出英美关系的牢不可破，以及彼此在价值观上的认同。我希望英国不要被美国主导，在对华政策上受其影响。”里克特说，反观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疫情期间加强了和中国的合作和互信。
赵俊杰说，英国近期会跟着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走，甚至绑得更紧一些，但从长远看，也许英国政府能认识到“脱欧”的目的就是让英国独立处理全球重大事务而不是简单选边站，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得到中俄等大国的尊重。也许自主性强了，英国处理对华关系才会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