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曲鲁海乡，坐落于伊宁（伊犁）市东边稍偏南，距离伊宁市大约30多公里路。曲鲁海乡与自天山峡谷顺势而下的曲鲁海河相依而成，由东向西、由高而低，蜿蜒伸向伊宁县；因依山傍水，自然景色极为美丽。处于天山大峡谷中的曲鲁海，流水潺潺，芳草萋萋，山脚下无数个泉水喷涌而出、清澈透明。尽管冬天乡村两边比邻的大山白雪皑皑，但山脚下的山乡却不是很冷，河水多数时候也都不结冰。夏天的曲鲁海更是绿树成荫，瓜果飘香，气候凉爽；因而，有一段时间，曲鲁海还曾是伊宁市名人绅士们夏季度假避暑的胜地。到我70年代初离开曲鲁海为止，当时尽管维吾尔人的生活普遍贫穷，但因为曲鲁海每一家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园，夏天有新鲜水果、蔬菜的补充，冬天有储存各类干果添加，乡里的人都还能凑合吃个饱。我爷爷的果园非常大，果园中间还有一条小河蜿蜒穿过。夏天，瓜果成熟的季节，是我们孩子的天堂：饿了，随便走进谁家的果园，爬树摘果子吃，或者向主妇要一块儿干囊，边走边啃；渴了，跑到河边或泉边爬下喝甘甜凛冽的山水。那个时候，直到六十年代末左右，曲鲁海总人口不是很多，除了几十家哈萨克人和一两家回族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维吾尔人，整个乡里没有一个汉人。因而，乡里的共同语言可以说是维吾尔语，风俗习惯没有任何区别。乡里几家回族人，也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住在我爷爷家对面，在供销社上班的一家回族人全家讲维吾尔语，他们的儿子瓦利和我们一起在维吾尔语学校上学。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他们都和我们一样，讲着同一种语言，过着一样的日子。似乎，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和绝大多数曲鲁海乡维吾尔人一样，我所知道的、见过的第一个汉人，是李书记。没有人知道李书记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公社书记，还是伊宁县的书记。他也不住在乡里，似乎是住在伊宁县。他只是每次开会时出现讲个话，坐一辆吉普车，来去匆匆。他不懂维吾尔语，每次讲话都有一位维吾尔人给他翻译。其他，我们只听说在伊犁及遥远的边境上的军队和兵团有汉人，但也没有近距离见过。偶尔也有过几次，解放军似乎是拉练远远穿过我们村子对面的大山，等我们小孩赶到时，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因而，汉人对我们当时的曲鲁海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乡里传说出现了一个要饭的汉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一开始，他能说几句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然而最令乡里维吾尔人惊讶和感兴趣的是，他会穆斯林讨饭者做“度阿（DU’A祈祷）”的手势，还念念有词。我爷爷的家就在曲鲁海乡主干道上，院子大门对着马路，跨过马路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几户维吾尔人家及县供销社。那时候的维吾尔人家院子大门是敞开的，没有门；仅仅为防范牲畜乱窜，象征性用几根柱子穿插于大门两边的柱子上。对着马路，穿过宽敞的院子是爷爷家，前有葡萄架、三面半封闭的亭子间。曲鲁海几乎每家维吾尔人都有一个亭子间，夏天用于喝早茶、吃饭等。我们家的亭子间直对着大马路，马路上过往行人可以看到，因而经常早上喝早茶时、晚上吃晚饭时，会有行人向爷爷打招呼，偶尔爷爷会邀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吃饭。记得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喝早茶，我家大院门口出现了一个要饭的，两手举着像是在做“度阿”，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爷爷看了看，笑呵呵地说：“是个要饭的，把他请进来，给他一碗热茶，让他吃饱。”我和叔叔跑过去，把他领进了亭子间，发现他不是维吾尔人，爷爷还是满脸笑容让他坐在身边，奶奶给他端上了一琬热气腾腾的奶茶。他边喝茶，边用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讲述着他的故事。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后来爷爷告诉我，这就是村里来的汉人讨饭者。爷爷告诉我，他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非常可怜。讨饭汉人奶茶泡馕吃完后，在爷爷带领下和我们一起举手做“度阿”。爷爷很是惊讶，似乎也很高兴。自那以后好几天，爷爷都一直唠叨着：看哪，一个汉人，也学会了我们的“度阿”。这个汉人就这样，成为了曲鲁海维吾尔人家的常客，今天我家、明天他家，他的维吾尔语也开始进步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他会治病，他开始给一些维吾尔人诊治疾病，后来人们开始叫他李大夫。再后来，听大人们说，李大夫本来是口里什么地方的医生，因为出身还是什么原因，被打成了黑五类；李大夫受不了迫害，不得不抛家离子，一路走路、扒火车，历经艰辛，从口里逃难到了我们伊犁，最后流落曲鲁海。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乡里老人敦促下，村领导在乡村靠山的地方给李大夫划了一块儿地。李大夫有了家，不用要饭了。可以说，在一两年内，李大夫完全变成了维吾尔人，融入了曲鲁海维吾尔社区。他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维吾尔人来往，和维吾尔人一起做“度阿”。又过了一两年，李大夫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来了，再往后他们的亲人来了。到我离开时，我们曲鲁海的汉人，从一个李大夫，增长到了6-7户汉人家。然而，除了李大夫还一如既往和维吾尔人来往以外，其他几家都似乎没有兴趣学些维吾尔语，也没有兴趣融入维吾尔人社区，而是开始自成一个社区。到所谓“改革开放”时，曲鲁海的汉人由最初讨饭来的李大夫一家，急剧扩大成了一个汉人村！而且由于汉人拥有的政治权利、资金和信息的优势，很快越来越富，越来越有钱；而且移民汉人的地越来越大，房子也越盖越大。而维吾尔人的生活，总体有所好转，但折腾更多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伴随乡里汉人村的扩大，乡村政府、派出所、税务所等各部门的汉人官员也多了。乡村官员开始了折腾，今天要规划，明天要开发，几年下来，维吾尔人的房子越来越破，世代为生的果园也越来越小。爷爷的果园也被瓜分，最后只剩巴掌大点一小块儿。到90年代我回去探亲时，发现李大夫的一个儿子当了乡党委书记。尽管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但多数时候，他还是讲汉语，让维吾尔翻译给他翻译，官架子特别大，完全没有了他父亲讨饭时候的谦卑和可怜相。90年代末，伊犁1997年2月5日维吾尔人和平抗议被血腥镇压的第二年，我回伊犁，来到早已是风声鹤唳的曲鲁海。一天，我悄悄问一位一起长大的维吾尔村长大哥，李大夫的儿子怎么样，对维吾尔人应该好一点吧？村长大哥看看我说：“兄弟，他可是汉人官员，汉人官员有几个对维吾尔人好过？我们维吾尔人大概是太过于善良，太过于热情好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否太过于质朴单纯，被人们当成了傻瓜？你应该看到了，曲鲁海不再是你长大的那个山清水秀，只有维吾尔人的淳朴山乡了，好时光不再有了。”再往后，我回过几次曲鲁海，但每次也都不怎么愉快。记得最后一次去，曲鲁海河已经干了，河床裸露，到处是石头，草地、树木都没有了，绝大多数的泉水也没有了。问了一下，说是上游修水库，还要在附近建工厂，截流了。村里人提水要去很远的山脚一泉水，曲鲁海维吾尔人吃水开始成问题了。出国后，给叔叔打过几次电话，想了解一下小时候亲朋邻里的消息；然后，给叔叔和他的儿女寄了两次包裹，叔叔就杳无音讯了。后来听大妹妹说，叔叔的儿子在去取包裹时，被派出所拘押毒打。就此，我电话也不打了，和曲鲁海的信息也断了。最近，我又辗转听人说，几年前，中国庆华能源集团在曲鲁海建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化工厂，招聘了几千汉人在那儿上班；而且，工厂的废水直接向曲鲁海河排放。我长大的那个曲鲁海山乡，已不复存在了！
我的出生地——曲鲁海乡，坐落于伊宁（伊犁）市东边稍偏南，距离伊宁市大约30多公里路。曲鲁海乡与自天山峡谷顺势而下的曲鲁海河相依而成，由东向西、由高而低，蜿蜒伸向伊宁县；因依山傍水，自然景色极为美丽。
处于天山大峡谷中的曲鲁海，流水潺潺，芳草萋萋，山脚下无数个泉水喷涌而出、清澈透明。尽管冬天乡村两边比邻的大山白雪皑皑，但山脚下的山乡却不是很冷，河水多数时候也都不结冰。夏天的曲鲁海更是绿树成荫，瓜果飘香，气候凉爽；因而，有一段时间，曲鲁海还曾是伊宁市名人绅士们夏季度假避暑的胜地。
到我70年代初离开曲鲁海为止，当时尽管维吾尔人的生活普遍贫穷，但因为曲鲁海每一家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果园，夏天有新鲜水果、蔬菜的补充，冬天有储存各类干果添加，乡里的人都还能凑合吃个饱。
我爷爷的果园非常大，果园中间还有一条小河蜿蜒穿过。夏天，瓜果成熟的季节，是我们孩子的天堂：饿了，随便走进谁家的果园，爬树摘果子吃，或者向主妇要一块儿干囊，边走边啃；渴了，跑到河边或泉边爬下喝甘甜凛冽的山水。
那个时候，直到六十年代末左右，曲鲁海总人口不是很多，除了几十家哈萨克人和一两家回族人外，其他全部都是维吾尔人，整个乡里没有一个汉人。因而，乡里的共同语言可以说是维吾尔语，风俗习惯没有任何区别。
乡里几家回族人，也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住在我爷爷家对面，在供销社上班的一家回族人全家讲维吾尔语，他们的儿子瓦利和我们一起在维吾尔语学校上学。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他们都和我们一样，讲着同一种语言，过着一样的日子。似乎，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是维吾尔人。
和绝大多数曲鲁海乡维吾尔人一样，我所知道的、见过的第一个汉人，是李书记。没有人知道李书记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公社书记，还是伊宁县的书记。他也不住在乡里，似乎是住在伊宁县。他只是每次开会时出现讲个话，坐一辆吉普车，来去匆匆。他不懂维吾尔语，每次讲话都有一位维吾尔人给他翻译。
其他，我们只听说在伊犁及遥远的边境上的军队和兵团有汉人，但也没有近距离见过。偶尔也有过几次，解放军似乎是拉练远远穿过我们村子对面的大山，等我们小孩赶到时，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因而，汉人对我们当时的曲鲁海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乡里传说出现了一个要饭的汉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一开始，他能说几句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然而最令乡里维吾尔人惊讶和感兴趣的是，他会穆斯林讨饭者做“度阿（DU’A祈祷）”的手势，还念念有词。
我爷爷的家就在曲鲁海乡主干道上，院子大门对着马路，跨过马路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几户维吾尔人家及县供销社。那时候的维吾尔人家院子大门是敞开的，没有门；仅仅为防范牲畜乱窜，象征性用几根柱子穿插于大门两边的柱子上。
对着马路，穿过宽敞的院子是爷爷家，前有葡萄架、三面半封闭的亭子间。曲鲁海几乎每家维吾尔人都有一个亭子间，夏天用于喝早茶、吃饭等。我们家的亭子间直对着大马路，马路上过往行人可以看到，因而经常早上喝早茶时、晚上吃晚饭时，会有行人向爷爷打招呼，偶尔爷爷会邀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吃饭。
记得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喝早茶，我家大院门口出现了一个要饭的，两手举着像是在做“度阿”，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爷爷看了看，笑呵呵地说：“是个要饭的，把他请进来，给他一碗热茶，让他吃饱。”
我和叔叔跑过去，把他领进了亭子间，发现他不是维吾尔人，爷爷还是满脸笑容让他坐在身边，奶奶给他端上了一琬热气腾腾的奶茶。他边喝茶，边用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讲述着他的故事。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后来爷爷告诉我，这就是村里来的汉人讨饭者。爷爷告诉我，他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非常可怜。
讨饭汉人奶茶泡馕吃完后，在爷爷带领下和我们一起举手做“度阿”。爷爷很是惊讶，似乎也很高兴。自那以后好几天，爷爷都一直唠叨着：看哪，一个汉人，也学会了我们的“度阿”。
这个汉人就这样，成为了曲鲁海维吾尔人家的常客，今天我家、明天他家，他的维吾尔语也开始进步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他会治病，他开始给一些维吾尔人诊治疾病，后来人们开始叫他李大夫。
再后来，听大人们说，李大夫本来是口里什么地方的医生，因为出身还是什么原因，被打成了黑五类；李大夫受不了迫害，不得不抛家离子，一路走路、扒火车，历经艰辛，从口里逃难到了我们伊犁，最后流落曲鲁海。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乡里老人敦促下，村领导在乡村靠山的地方给李大夫划了一块儿地。李大夫有了家，不用要饭了。可以说，在一两年内，李大夫完全变成了维吾尔人，融入了曲鲁海维吾尔社区。他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和维吾尔人来往，和维吾尔人一起做“度阿”。
又过了一两年，李大夫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来了，再往后他们的亲人来了。到我离开时，我们曲鲁海的汉人，从一个李大夫，增长到了6-7户汉人家。然而，除了李大夫还一如既往和维吾尔人来往以外，其他几家都似乎没有兴趣学些维吾尔语，也没有兴趣融入维吾尔人社区，而是开始自成一个社区。
到所谓“改革开放”时，曲鲁海的汉人由最初讨饭来的李大夫一家，急剧扩大成了一个汉人村！而且由于汉人拥有的政治权利、资金和信息的优势，很快越来越富，越来越有钱；而且移民汉人的地越来越大，房子也越盖越大。而维吾尔人的生活，总体有所好转，但折腾更多了，一部分人反而更穷了。
伴随乡里汉人村的扩大，乡村政府、派出所、税务所等各部门的汉人官员也多了。乡村官员开始了折腾，今天要规划，明天要开发，几年下来，维吾尔人的房子越来越破，世代为生的果园也越来越小。爷爷的果园也被瓜分，最后只剩巴掌大点一小块儿。
到90年代我回去探亲时，发现李大夫的一个儿子当了乡党委书记。尽管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但多数时候，他还是讲汉语，让维吾尔翻译给他翻译，官架子特别大，完全没有了他父亲讨饭时候的谦卑和可怜相。
90年代末，伊犁1997年2月5日维吾尔人和平抗议被血腥镇压的第二年，我回伊犁，来到早已是风声鹤唳的曲鲁海。一天，我悄悄问一位一起长大的维吾尔村长大哥，李大夫的儿子怎么样，对维吾尔人应该好一点吧？
村长大哥看看我说：“兄弟，他可是汉人官员，汉人官员有几个对维吾尔人好过？我们维吾尔人大概是太过于善良，太过于热情好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否太过于质朴单纯，被人们当成了傻瓜？你应该看到了，曲鲁海不再是你长大的那个山清水秀，只有维吾尔人的淳朴山乡了，好时光不再有了。”
再往后，我回过几次曲鲁海，但每次也都不怎么愉快。记得最后一次去，曲鲁海河已经干了，河床裸露，到处是石头，草地、树木都没有了，绝大多数的泉水也没有了。问了一下，说是上游修水库，还要在附近建工厂，截流了。村里人提水要去很远的山脚一泉水，曲鲁海维吾尔人吃水开始成问题了。
出国后，给叔叔打过几次电话，想了解一下小时候亲朋邻里的消息；然后，给叔叔和他的儿女寄了两次包裹，叔叔就杳无音讯了。后来听大妹妹说，叔叔的儿子在去取包裹时，被派出所拘押毒打。就此，我电话也不打了，和曲鲁海的信息也断了。
最近，我又辗转听人说，几年前，中国庆华能源集团在曲鲁海建起了一个超大型的化工厂，招聘了几千汉人在那儿上班；而且，工厂的废水直接向曲鲁海河排放。我长大的那个曲鲁海山乡，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