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服饰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占有重要一席，见证不同民族和朝代更迭兴衰。早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出现，风摩上海和香港等地多年的旗袍，也可算是华人最标志性的服装之一。时移世易， 现今已无人把旗袍当作常服；出走国外，更是只会在特殊场合如宴会、各种典礼等才能看到它的 踪影，遑论制作旗袍的专门店面。而在众多华人移居落脚的多伦多，就有两个人，在过去二十多 个寒暑里，默默为这里越来越庞大的华人人口，一手一脚缝制那一件又一件独一无二的衣裙。
在加拿大万锦市一座平平无奇的大宅里，宋师傅正在地下室改造而成的工场中埋头为客人的订单赶工。 只见师傅手里的针线有如灵蛇，一针一线缝在下摆衩位边上分毫不差。他的太太Connie，也正有条不紊地整理衣料，又预先准备好滚边和上领等工序所需要的布条，两人分工有序，这些年来也合作无间。
宋师傅的太太Connie正在整理衣料 （ 歪脑 / 伟恒 ）
宋师傅全名宋文震，家中自祖辈已是裁缝世家。父亲早年从上海移居至香港，凭藉一双巧手闯出 一片天，在浅水湾酒店开起裁缝店，当时不少达官名人都是宋父的常客。即便是其后宋父仙游、 裁缝店搬至市区成为工场，店内仍有不同的师傅专责各项制衣、改衣的工序，他笑言自己当时只 是少爷兵，并未需要亲手造衫。
据港府统计局数据，香港1990年代的移民潮在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前后，香港面临主权移交的数 年间达到高峰：1990至1994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这是自英属香港于1946年脱离日治，获得重光后，至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后近年出现的新一波移民潮前，香港最多人移民的时段。
1972年香港一条街上的裁缝店 （ AFP / GEORGES BENDRIHEM ）
随着香港政权交替所带来的各种不明朗因素，宋文震在1990 年代选择重复父亲的脚步，携同妻儿远渡重洋，在异乡重新开展生活。
人在异地，一切也来之不易。从前不用亲身上阵的宋文震，要重新拾起针线学习。加之缺乏人脉， 移民初期只能在改衣工场帮工，一件成品的收入不多。幸而，默默的努力终于得到贵人赏识，宋文震才真正开展了订造衣衫的事业。宋文震深知西装竞争大，便选择专门订造旗袍。从香港做到加拿 大、接触的客户从洋人变为同声同气的华人社区，从制作西服至订制旗袍，宋文震的职业生涯短期内又迎来了重大的变化。
宋师傅和Connie （ 歪脑 / 伟恒 ）
身份从华到洋，手艺却从洋入华，宋师傅道，整个经营手法的变化，最难适应。“来到加拿大，只有我们两个人，已不能像以前有员工般包揽一切工作。而且我们以前正式造旗袍的实战也不多，一步一步走来真的不容易。”而制作上的改变，也让两口子头痛不已。首先，西装与旗袍的制作工序已是截然不同，旗袍讲究贴身剪裁，但同时又要预留空间，让客人穿的舒适；宋师傅回忆道，当时自己慢慢摸索，还是用了好一些时间才掌握到其中的奥妙。
而且，从前制作男士日常西装，着眼点之一就是笔直的线条。但在加拿大有意造旗袍的，十之八 九都是个子娇小的东方女性；这时候旗袍更需要凸显女性的曲线美；同时，裙衩、襟形、配色、 花纽的配搭等等，要注意的小细节数之不尽；加上客人都是为了宴会或节日等特定原因订制衣服，如何令穿着者让人眼前一亮，布料该如何选择才不失礼场合，这种种的美学角度都是从前造西 装时较少重视的部分。Connie就笑称，从没想过年少时婆婆教下，制作花纽的密技，会成了自己 日后谋生的重要工具。
花纽 （ 歪脑 / 伟恒 ）
而因为华裔裁缝在以前的多伦多尚属罕有，宋文震就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技巧，加上Connie事事细 心打点，二人的手艺也逐渐成熟，这小小的品牌一步一脚印，渐渐赚到了口碑，高峰时期接上每 月近二十张订单，宋文震也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宋师傅。作为家业，这各式各样的旗袍与宋师 傅走过大半人生，陪伴他抱得美人归，也支撑起整个家庭的重量。不过裁缝这一门手艺，他却不 曾要求下一代承接。他坦言，作为父母并不希望儿子走上自己的路：“造旗袍也要讲求时势，像我 们60年代，那时香港刚起步，各种的需求都有很多，聘请再多的学徒，也是做得没有休息的时间； 也不能说挑工作。一件还没做完，师傅又给第二件了，手艺就是这样锻炼出来。可现在在加拿大， 一年才有两三件，没有机会学习，就算学懂了，你也得养家，这也糊不了口的。 ”
做旗袍不能糊口，归根究柢与其人工成本有关。宋师傅指，做旗袍不难，做一件好旗袍却包含各 样学问。就如衩位开得多高、多阔，也影响整件旗袍的线条和观感；花纽的用色、花样要如何配搭 ，才能历久不衰，也需要细心设计。光是几次试身，加上这期间的多项工序，所花的心血实在不是区区一千几百元可以抵消。
而主流社会的审美已与旧时不同，速食文化所带起，讲求快与方便的衣着需求、也与讲求精细、度身订制的旗袍大相径庭，社会对裁缝的需求越来越少，Connie认为， 包括二人在内，现今尚在加拿大而又熟知传统手工的裁缝，可能已是最后一代：“比如在台湾、上海、北京等，仍有很多店铺，客源也丰富。可是多伦多的华人，我猜也就六、七十万，客源少那自然就没有人愿意进来这个行业。有哪个年轻人愿意跟着传统这样去做呢？我猜我们就差不多是 结尾了。”
当初辛辛苦苦，一针一线捱大的两个儿子，也闯出一番事业。大儿子Alfred在航空业大展拳脚之 余、也圆了自己的电影梦，将父母事业和家里的故事，制作成电影《双缝》，这部片更曾在香港和 加拿大这两个“家”公映。而小儿子也在设计行业中站稳了脚。打拼了大半人生，两人目前已不求名、更不求利，闲时接接单权当打发时间，也是对欣赏自己手艺的客人的一种尊重。
而对Connie而言，制作旗袍也带给她一份使命感。虽然口里说着并不看好旗袍的未来发展，但每 当有新的订单，还是闲时做做新产品自娱，她都会努力寻求在传统中加入现代元素，希望打破传 统服饰只能在特定场合穿着的观念。例如，她曾尝试把旗袍改造成可以配搭牛仔裤的上衣，让旗袍也能成为日常服装。而当客人有特定要求时，两人也会力求突破和创新，数年前就曾有小提琴家希望穿上旗袍表演，但衣领有碍演奏，於是宋师傅绞尽脑汁，将衣领改成可拆式，便能瞬间拆下领子演奏之余，也不失优雅。
Connie认为，很多人都有错觉以为，只有又高又瘦的女性才适合穿着旗袍，而其实只要懂得变通，在裁剪还有布料款式的选择上多花心思，任何身形的女性也能穿出个人魅力；而这带有古典美、同时又和蔼亲人的个性，也都是旗袍引人入胜之处。
Connie谈论对旗袍制作的看法（ 歪脑 / 伟恒 ）
然而，尽管Connie有心改造旗袍，两人也坦言，由于本来是裁缝出身的制衣师傅在多伦多颇为罕 有，且多年来都只是尽心做好自己的份内事，未曾有过与国内外其他师傅交流心得或意见的想法 ，也没有太大的宏愿要保育文化云云。但只要是有求，他们就尽量回应。正如此前就有粤剧团希 望Connie传授制作花纽的技巧，也曾有修读时装设计的年轻人，专程到他们的工作室偷师，希望 把旗袍的蕴味传承；Connie也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以前总是赶着起货，只懂埋头苦干，现在 清闲了，反而教育的冲劲更多了，想做的也多得很。但我们的能力有限，距离退休也不远了，也是 希望能教多少就多少。
而对於所谓传统，宋师傅和Connie其实认为，并不一定要严格死守，反而变通才能更为长久。“旗袍也是由阔袍大袖的旗服演化出来的，当代的人有什么需要，衣裳自当会有相应的改变，将来也 会如此。如何把那种特色和味道融入当中，才是真正的课题。”
自古以来，服饰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占有重要一席，见证不同民族和朝代更迭兴衰。早在上世纪二 十年代出现，风摩上海和香港等地多年的旗袍，也可算是华人最标志性的服装之一。时移世易， 现今已无人把旗袍当作常服；出走国外，更是只会在特殊场合如宴会、各种典礼等才能看到它的 踪影，遑论制作旗袍的专门店面。而在众多华人移居落脚的多伦多，就有两个人，在过去二十多 个寒暑里，默默为这里越来越庞大的华人人口，一手一脚缝制那一件又一件独一无二的衣裙。
在加拿大万锦市一座平平无奇的大宅里，宋师傅正在地下室改造而成的工场中埋头为客人的订单赶工。 只见师傅手里的针线有如灵蛇，一针一线缝在下摆衩位边上分毫不差。他的太太Connie，也正有条不紊地整理衣料，又预先准备好滚边和上领等工序所需要的布条，两人分工有序，这些年来也合作无间。
宋师傅的太太Connie正在整理衣料 （ 歪脑 / 伟恒 ）
宋师傅全名宋文震，家中自祖辈已是裁缝世家。父亲早年从上海移居至香港，凭藉一双巧手闯出 一片天，在浅水湾酒店开起裁缝店，当时不少达官名人都是宋父的常客。即便是其后宋父仙游、 裁缝店搬至市区成为工场，店内仍有不同的师傅专责各项制衣、改衣的工序，他笑言自己当时只 是少爷兵，并未需要亲手造衫。
据港府统计局数据，香港1990年代的移民潮在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前后，香港面临主权移交的数 年间达到高峰：1990至1994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这是自英属香港于1946年脱离日治，获得重光后，至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后近年出现的新一波移民潮前，香港最多人移民的时段。
1972年香港一条街上的裁缝店 （ AFP / GEORGES BENDRIHEM ）
随着香港政权交替所带来的各种不明朗因素，宋文震在1990 年代选择重复父亲的脚步，携同妻儿远渡重洋，在异乡重新开展生活。
人在异地，一切也来之不易。从前不用亲身上阵的宋文震，要重新拾起针线学习。加之缺乏人脉， 移民初期只能在改衣工场帮工，一件成品的收入不多。幸而，默默的努力终于得到贵人赏识，宋文震才真正开展了订造衣衫的事业。宋文震深知西装竞争大，便选择专门订造旗袍。从香港做到加拿 大、接触的客户从洋人变为同声同气的华人社区，从制作西服至订制旗袍，宋文震的职业生涯短期内又迎来了重大的变化。
宋师傅和Connie （ 歪脑 / 伟恒 ）
身份从华到洋，手艺却从洋入华，宋师傅道，整个经营手法的变化，最难适应。“来到加拿大，只有我们两个人，已不能像以前有员工般包揽一切工作。而且我们以前正式造旗袍的实战也不多，一步一步走来真的不容易。”而制作上的改变，也让两口子头痛不已。首先，西装与旗袍的制作工序已是截然不同，旗袍讲究贴身剪裁，但同时又要预留空间，让客人穿的舒适；宋师傅回忆道，当时自己慢慢摸索，还是用了好一些时间才掌握到其中的奥妙。
而且，从前制作男士日常西装，着眼点之一就是笔直的线条。但在加拿大有意造旗袍的，十之八 九都是个子娇小的东方女性；这时候旗袍更需要凸显女性的曲线美；同时，裙衩、襟形、配色、 花纽的配搭等等，要注意的小细节数之不尽；加上客人都是为了宴会或节日等特定原因订制衣服，如何令穿着者让人眼前一亮，布料该如何选择才不失礼场合，这种种的美学角度都是从前造西 装时较少重视的部分。Connie就笑称，从没想过年少时婆婆教下，制作花纽的密技，会成了自己 日后谋生的重要工具。
花纽 （ 歪脑 / 伟恒 ）
而因为华裔裁缝在以前的多伦多尚属罕有，宋文震就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技巧，加上Connie事事细 心打点，二人的手艺也逐渐成熟，这小小的品牌一步一脚印，渐渐赚到了口碑，高峰时期接上每 月近二十张订单，宋文震也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宋师傅。作为家业，这各式各样的旗袍与宋师 傅走过大半人生，陪伴他抱得美人归，也支撑起整个家庭的重量。不过裁缝这一门手艺，他却不 曾要求下一代承接。他坦言，作为父母并不希望儿子走上自己的路：“造旗袍也要讲求时势，像我 们60年代，那时香港刚起步，各种的需求都有很多，聘请再多的学徒，也是做得没有休息的时间； 也不能说挑工作。一件还没做完，师傅又给第二件了，手艺就是这样锻炼出来。可现在在加拿大， 一年才有两三件，没有机会学习，就算学懂了，你也得养家，这也糊不了口的。 ”
做旗袍不能糊口，归根究柢与其人工成本有关。宋师傅指，做旗袍不难，做一件好旗袍却包含各 样学问。就如衩位开得多高、多阔，也影响整件旗袍的线条和观感；花纽的用色、花样要如何配搭 ，才能历久不衰，也需要细心设计。光是几次试身，加上这期间的多项工序，所花的心血实在不是区区一千几百元可以抵消。
而主流社会的审美已与旧时不同，速食文化所带起，讲求快与方便的衣着需求、也与讲求精细、度身订制的旗袍大相径庭，社会对裁缝的需求越来越少，Connie认为， 包括二人在内，现今尚在加拿大而又熟知传统手工的裁缝，可能已是最后一代：“比如在台湾、上海、北京等，仍有很多店铺，客源也丰富。可是多伦多的华人，我猜也就六、七十万，客源少那自然就没有人愿意进来这个行业。有哪个年轻人愿意跟着传统这样去做呢？我猜我们就差不多是 结尾了。”
当初辛辛苦苦，一针一线捱大的两个儿子，也闯出一番事业。大儿子Alfred在航空业大展拳脚之 余、也圆了自己的电影梦，将父母事业和家里的故事，制作成电影《双缝》，这部片更曾在香港和 加拿大这两个“家”公映。而小儿子也在设计行业中站稳了脚。打拼了大半人生，两人目前已不求名、更不求利，闲时接接单权当打发时间，也是对欣赏自己手艺的客人的一种尊重。
而对Connie而言，制作旗袍也带给她一份使命感。虽然口里说着并不看好旗袍的未来发展，但每 当有新的订单，还是闲时做做新产品自娱，她都会努力寻求在传统中加入现代元素，希望打破传 统服饰只能在特定场合穿着的观念。例如，她曾尝试把旗袍改造成可以配搭牛仔裤的上衣，让旗袍也能成为日常服装。而当客人有特定要求时，两人也会力求突破和创新，数年前就曾有小提琴家希望穿上旗袍表演，但衣领有碍演奏，於是宋师傅绞尽脑汁，将衣领改成可拆式，便能瞬间拆下领子演奏之余，也不失优雅。
Connie认为，很多人都有错觉以为，只有又高又瘦的女性才适合穿着旗袍，而其实只要懂得变通，在裁剪还有布料款式的选择上多花心思，任何身形的女性也能穿出个人魅力；而这带有古典美、同时又和蔼亲人的个性，也都是旗袍引人入胜之处。
Connie谈论对旗袍制作的看法（ 歪脑 / 伟恒 ）
然而，尽管Connie有心改造旗袍，两人也坦言，由于本来是裁缝出身的制衣师傅在多伦多颇为罕 有，且多年来都只是尽心做好自己的份内事，未曾有过与国内外其他师傅交流心得或意见的想法 ，也没有太大的宏愿要保育文化云云。但只要是有求，他们就尽量回应。正如此前就有粤剧团希 望Connie传授制作花纽的技巧，也曾有修读时装设计的年轻人，专程到他们的工作室偷师，希望 把旗袍的蕴味传承；Connie也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以前总是赶着起货，只懂埋头苦干，现在 清闲了，反而教育的冲劲更多了，想做的也多得很。但我们的能力有限，距离退休也不远了，也是 希望能教多少就多少。
而对於所谓传统，宋师傅和Connie其实认为，并不一定要严格死守，反而变通才能更为长久。“旗袍也是由阔袍大袖的旗服演化出来的，当代的人有什么需要，衣裳自当会有相应的改变，将来也 会如此。如何把那种特色和味道融入当中，才是真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