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4月9日 晴
昨天一位留学生打电话来，说发烧37.5度，有三天了，很紧张。他之前曾去过超市，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好在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又告诉我，已经退烧了，还说在其住的楼下，每天人流不断，跑步的人也很多。
这就是目前法国抗疫的问题。轻症不检测、不管理，仅要求自己在家隔离。法国为了执行隔离令，不得不动员11万警察，让民众自己在家隔离怎么可能？再就是法国缺乏口罩，卫生部仍然坚持戴口罩没有用，去趟超市的风险确实太高了。
法国不少超市已经开通了网上购物，但是几乎个个网络崩溃，长时间等待一无所获。这次疫情算是体验了法国网络基础设施的落后。中国可是经历过多少年“光棍节”的考验啊。今天给观察者网做了一个视频，结果挂在网上传了整整一天，晚上才传过去——这应该是上网人数减少了。经常到最后一秒就断了，不得不重新开始，翻来覆去。就这网络能力，还提倡在家办公、上网课？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最近一位法国律师的视频很火。他就是我的朋友Damien Viguier先生。Damien和我的职业方向不同，但他工作之余关心时事，也喜欢写写文章，还出过书，也经常在法国各地演讲。
Damien Viguier先生（视频截图）
Damien很有正义感而且是行动家。2013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前往该国实地考察，为叙利亚战争难民辩护而起诉法国外交部部长，认为“不该跟随美国向叙利亚发兵”，并在叙利亚电视台接受采访，谈论与难民的见面。事后也证明法国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叙利亚政局动荡不仅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还造成严重的难民危机，法国和欧洲也深受其害。
法国爆发疫情后，我通过视频向大家介绍这边情况时，感觉如果再有法国本土的声音，就会更全面了，于是就推荐了他。他的视频除了介绍法国的应对情况外，还有对媒体的质疑和反驳。这一点和我的观察是一样的。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法国媒体迅速对他进行了攻击。
文章的题目就是“北京和它奇怪的朋友”，把他定性为中国政府的朋友，在法国的语境下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文章开始也不说观点对错，而是先从Damien的政治立场说起。立场多元本是各个国家常见的现象，只要不超越法律底线，都应该尊重。但法国媒体显然是要从他的立场入手来否定他的观点，以至于Damien的太太发微信给我：“法国媒体太没有底线了。”
自从写巴黎日记以来，曾有很多网友担心我在法国的安全。其实由于有语言墙的存在，法国人看不懂，我对法国是无害的。早期我还希望能够写给法国社会看，试图唤醒他们，但后来我发现对于一个不想醒、拒绝醒或者根本就是装睡的人，就是弹琴。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国不关注我的文章，相反他们还会巧妙地运用：当某个观点他们不方便说的时候，就会引用我的看法。
比如《查理周刊》由于刊登了冒犯伊斯兰创始人的漫画，引发全球穆斯林的抗议和愤怒，当温和派穆斯林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信仰时，却败诉。这种情况下，极端势力就采取了恐怖袭击。我在当时的评论中指出：“幸好中国没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法国媒体自然不敢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赞同，于是就在他们的报道中借我之口表达出来了。
但Damien不同，他直接用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并不是公共人物，但法国媒体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套路自然是抹黑、抹黑，从而不战而胜。
以我二十年的观察，这已经是法国很成熟的套路了：对这样的人，要么边缘化，要么污名化，从而大大降低他的影响力。有些对华友好的学者，中国还不方便太过亲近，也不太敢过多请他发表意见，就是担心影响其学术发展，也损害其公信力。但西方捧起他们看中的人则没有这样的顾虑。中国需要向西方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到，东西方在抗击疫情的不同表现，给中国提升话语权创造了条件。但显然有朋友不赞同我的这个结论，直接转给我一篇采访。
这篇采访是中国国内一份杂志的主笔马先生对一位法国华人学者的采访。这位法国学者我也不陌生，2008年就一起去台湾观摩过选举，一起参加选后研讨会。这位学者一向对中国政治制度持强烈批评和否定态度，我们也多次论战过。虽然立场和观点不同，但我总认为一位学者还是要尊重事实。
这个采访谈西方和法国的疫情，但太多结论与事实不符。比如这位学者说：“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并认为“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他还认为：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
事实上，整个西方的民众和中国比起来，在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上差得很远，法国等很多国家都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军队去执行防疫措施。就因为天气好，大量的法国人又跑到户外去了，这难道也是自律和认可？美国到现在还有八个州没有实行隔离令，其中一位州长解释原因是实行也没有用，民众不会遵守。
西方这种表现都能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中国算什么？超级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吗？
这位学者面对法国的表现，竟然这样讲：
“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
法国如此糟糕的表现，在他眼里竟然是“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这应该是我见到的对法国表现的最高评价。法国出问题只是病毒太厉害，那么这个标准可否用于中国身上呢？而且很不解的是，他只字不提已有中国的经验在前，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天天提醒在前。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所谓国际舆论就是西方舆论，这话又说反了，和事实反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马先生问：“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这位法国华人学者回答道：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
我很惊讶这位华人学者的逻辑竟然抄袭他们平时极为瞧不起的所谓“五毛”的观点。每当西方向中国推销普世价值时，包括我这样的“五毛”总是说西方的普世价值在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是不成功的。只不过这位学者是用韩国等的成功来否认对西方不成功的批评。
事实上，我们一说西方当然是指欧美，这一次欧美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这自然是制度的问题。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是儒家文化圈，制度虽然和西方相同，但表现不同，这只能说明西方的文化也有问题。只不过文化的因素还是制度的因素哪一个更大，就需要严格的论证了。
对于东西方不同的表现，这位华人学者的结论是：
“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
我对这位华人学者很了解，他在评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么“和理非”过。怎么当中国抗疫表现远远优于西方时，他的“和理非”精神就出来了呢？不仅仅是这位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都开始讲国情了——以前这也是我们“五毛”们才用的武器。
这篇采访的重点否定了中国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众所周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突出的优势，也是西方攻击最多的地方。从实践看，中国并不是什么事都如此，日常问题、涉及面小的问题，都有正常的解决方式。只有类似于新冠病毒公共安全危机或者汶川地震这样超大规模的灾害，超出某一地的力量之时，才会启动举国体制。
而且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一些过去需要举国体制解决的问题，现在单纯一地也能解决。比如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当时国力弱，经济落后，单纯一个北京市无法承担，于是发挥举国体制、全国支持北京。但之后中国一个省就能承办，再也无需集中力量了。
其实西方过去也有这个能力，比如二战时的美国。只是后来西方逐渐失去了，并在这次疫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难道这篇采访的主笔和学者真的不了解吗？
我只是不明白，该杂志主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采访？而且多处有事实硬伤的采访？不管立场如何，尊重事实、专业性还是底线吧。
不过看过这篇采访后，我确实对中国打赢这场舆论战的信心下降了。中国要打赢媒体战，面临的挑战太多。不过，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可以从讲好中国故事入手。而且确实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抗击新冠疫情的治疗政策。
此轮中国新冠疫情爆发，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治疗费用约为1.7万元人民币。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补助。无论是本地或异地患者，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由参保地医保部门与就医地医保部门结算。
反观美国，国会3月份虽然通过了一项新法令，规定全民可以免费进行新冠测试，但这项法案没有指出谁来承担治疗费用。直到4月3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才表示，美国政府将准备1000亿美元，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公民承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治疗费用。
报道称，加上因新冠疫情失业而失去医疗保险的1000万民众，美国目前有大约3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根据美国公共卫生非营利组织凯瑟尔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分析预估，一位没有并发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平均需要支付大约9800美元的治疗费用。如果有并发症，费用立即翻番，超出2万美金。1000亿美元也就只够500万到1000万人。这只能祈祷尽可能低的感染率才能做到。
但是根据美国部分州的数据却显示，在这波疫情中非裔美国人死亡率比较高。比如芝加哥的染疫死亡病例68%来自非裔，而非裔仅占芝加哥人口的30%。原因是非裔美国人受到和贫穷相关潜在健康状况的严重影响，而且往往不易获得筛检和医疗照护的管道。
在美国部分州，非裔人群染疫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族裔（图/美联社）
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工作性质往往和民生必需相关，因此容易暴露在感染风险中。非裔美国人多半要面对人群，像是公车司机，较多在护理之家或杂货店工作，以及较多非裔美国人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班。因此没有医保的群体也是这个国家贫困的群体，他们得病的比例相对更高。
今天英国有了好消息，首相约翰逊走出重症监护室。但当日的死亡数接近900。相对于西班牙和意大利，英国还处于开始阶段。意大利的悲剧则是高达100位医生殉职。尽管这样，意大利今天还发生了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位女性因乘坐公交车长达四个小时，被罚款400欧元。直到此刻，仍有人不在乎自己和他人的生死健康。
今天法国有一个好消息，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和负责数字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塞德里克·奥宣布，法国正在开发一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在自愿基础上用于识别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该程序有利于识别新冠病毒“传输链”。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主席玛丽-洛尔·丹尼斯（Marie-Laure Denis）也确认，正在研究这个名为“StopCovid”的移动应用项目，希望建立一个移动跟踪应用程序，但将在用户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其实中国为了打赢病毒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啊。
只是法国的措施相对于疫情总是太晚：新增死亡人数又单日超过一千，养老院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死亡总数超过1.2万人，死亡率超过13%，已经高于意大利，全球最高！确诊总数超过11万，但是根据法国医生工会的预测，感染人数约在160万。
现在法德西意四国加起来总数超过50万。稍令人安心的是，重症病人增长第一次出现下降。令人不安的还是纷纷出门的民众。政府也只能再收紧措施：19点后超市关门。
但是今天的Odoxa的民调还是令我很惊讶：在口罩用处问题上，70％以上的法国民众认为被政府误导了，认为政府没有讲实话的高达77％。还有72％的民众认为所有的城市应该戴口罩。
法国民众醒悟的速度超出我的意料。下面我想看的是，既然民众觉醒了，会采取什么措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何去追究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面对这样的民调是否承认自己的失误、如何改正。
但至少目前的苗头是政府将继续坚持已见：此前有几个城市宣布实行外出强制戴口罩令，今天由内政部出面被强行叫停！——尽管此时内政部工作人员感染者已高达1400名。
行政法院的理由是：“这一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严重侵犯了基本行动自由和有关人员的人身自由”。原来戴一个口罩的后果这么严重啊！这大概是法国模式的上纲上线吧。
政府发言人的理由是：目前没有关于所有人戴口罩的科学共识。当然，没有科学共识就不采取措施似乎也对，可是当中国在疫情初期对病毒没有共识的时候，西方又是怎样反应的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4月9日 晴
昨天一位留学生打电话来，说发烧37.5度，有三天了，很紧张。他之前曾去过超市，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好在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又告诉我，已经退烧了，还说在其住的楼下，每天人流不断，跑步的人也很多。
这就是目前法国抗疫的问题。轻症不检测、不管理，仅要求自己在家隔离。法国为了执行隔离令，不得不动员11万警察，让民众自己在家隔离怎么可能？再就是法国缺乏口罩，卫生部仍然坚持戴口罩没有用，去趟超市的风险确实太高了。
法国不少超市已经开通了网上购物，但是几乎个个网络崩溃，长时间等待一无所获。这次疫情算是体验了法国网络基础设施的落后。中国可是经历过多少年“光棍节”的考验啊。今天给观察者网做了一个视频，结果挂在网上传了整整一天，晚上才传过去——这应该是上网人数减少了。经常到最后一秒就断了，不得不重新开始，翻来覆去。就这网络能力，还提倡在家办公、上网课？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最近一位法国律师的视频很火。他就是我的朋友Damien Viguier先生。Damien和我的职业方向不同，但他工作之余关心时事，也喜欢写写文章，还出过书，也经常在法国各地演讲。
Damien Viguier先生（视频截图）
Damien很有正义感而且是行动家。2013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前往该国实地考察，为叙利亚战争难民辩护而起诉法国外交部部长，认为“不该跟随美国向叙利亚发兵”，并在叙利亚电视台接受采访，谈论与难民的见面。事后也证明法国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叙利亚政局动荡不仅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还造成严重的难民危机，法国和欧洲也深受其害。
法国爆发疫情后，我通过视频向大家介绍这边情况时，感觉如果再有法国本土的声音，就会更全面了，于是就推荐了他。他的视频除了介绍法国的应对情况外，还有对媒体的质疑和反驳。这一点和我的观察是一样的。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法国媒体迅速对他进行了攻击。
文章的题目就是“北京和它奇怪的朋友”，把他定性为中国政府的朋友，在法国的语境下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文章开始也不说观点对错，而是先从Damien的政治立场说起。立场多元本是各个国家常见的现象，只要不超越法律底线，都应该尊重。但法国媒体显然是要从他的立场入手来否定他的观点，以至于Damien的太太发微信给我：“法国媒体太没有底线了。”
自从写巴黎日记以来，曾有很多网友担心我在法国的安全。其实由于有语言墙的存在，法国人看不懂，我对法国是无害的。早期我还希望能够写给法国社会看，试图唤醒他们，但后来我发现对于一个不想醒、拒绝醒或者根本就是装睡的人，就是弹琴。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国不关注我的文章，相反他们还会巧妙地运用：当某个观点他们不方便说的时候，就会引用我的看法。
比如《查理周刊》由于刊登了冒犯伊斯兰创始人的漫画，引发全球穆斯林的抗议和愤怒，当温和派穆斯林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信仰时，却败诉。这种情况下，极端势力就采取了恐怖袭击。我在当时的评论中指出：“幸好中国没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法国媒体自然不敢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赞同，于是就在他们的报道中借我之口表达出来了。
但Damien不同，他直接用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并不是公共人物，但法国媒体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套路自然是抹黑、抹黑，从而不战而胜。
以我二十年的观察，这已经是法国很成熟的套路了：对这样的人，要么边缘化，要么污名化，从而大大降低他的影响力。有些对华友好的学者，中国还不方便太过亲近，也不太敢过多请他发表意见，就是担心影响其学术发展，也损害其公信力。但西方捧起他们看中的人则没有这样的顾虑。中国需要向西方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到，东西方在抗击疫情的不同表现，给中国提升话语权创造了条件。但显然有朋友不赞同我的这个结论，直接转给我一篇采访。
这篇采访是中国国内一份杂志的主笔马先生对一位法国华人学者的采访。这位法国学者我也不陌生，2008年就一起去台湾观摩过选举，一起参加选后研讨会。这位学者一向对中国政治制度持强烈批评和否定态度，我们也多次论战过。虽然立场和观点不同，但我总认为一位学者还是要尊重事实。
这个采访谈西方和法国的疫情，但太多结论与事实不符。比如这位学者说：“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并认为“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他还认为：这些西方国家也说“封城”，禁止日常外出，根本上还是基于民众的认可与自律。
事实上，整个西方的民众和中国比起来，在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上差得很远，法国等很多国家都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军队去执行防疫措施。就因为天气好，大量的法国人又跑到户外去了，这难道也是自律和认可？美国到现在还有八个州没有实行隔离令，其中一位州长解释原因是实行也没有用，民众不会遵守。
西方这种表现都能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中国算什么？超级现代国家的公民文化吗？
这位学者面对法国的表现，竟然这样讲：
“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但是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前所未有，有些措手不及，根据以往的经验所做出的防疫安排与此次病毒诡异又疾猛的传播状况可能也有些不适应。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某些短缺也很难在短期间改善。”
法国如此糟糕的表现，在他眼里竟然是“法国早就按照惯例准备了非常详尽的计划”。这应该是我见到的对法国表现的最高评价。法国出问题只是病毒太厉害，那么这个标准可否用于中国身上呢？而且很不解的是，他只字不提已有中国的经验在前，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天天提醒在前。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大部分国际舆论对中国应对措施的评价比较客观”。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所谓国际舆论就是西方舆论，这话又说反了，和事实反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马先生问：“意大利疫情严重，死亡率尤其高，有人因此说，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效率问题。你对于这种观点作何评论？”这位法国华人学者回答道：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防疫成功？”
我很惊讶这位华人学者的逻辑竟然抄袭他们平时极为瞧不起的所谓“五毛”的观点。每当西方向中国推销普世价值时，包括我这样的“五毛”总是说西方的普世价值在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是不成功的。只不过这位学者是用韩国等的成功来否认对西方不成功的批评。
事实上，我们一说西方当然是指欧美，这一次欧美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这自然是制度的问题。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是儒家文化圈，制度虽然和西方相同，但表现不同，这只能说明西方的文化也有问题。只不过文化的因素还是制度的因素哪一个更大，就需要严格的论证了。
对于东西方不同的表现，这位华人学者的结论是：
“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一自满就会有问题。”
我对这位华人学者很了解，他在评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么“和理非”过。怎么当中国抗疫表现远远优于西方时，他的“和理非”精神就出来了呢？不仅仅是这位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都开始讲国情了——以前这也是我们“五毛”们才用的武器。
这篇采访的重点否定了中国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变动不居、充满风险，随时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和不可预测的危机，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
众所周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突出的优势，也是西方攻击最多的地方。从实践看，中国并不是什么事都如此，日常问题、涉及面小的问题，都有正常的解决方式。只有类似于新冠病毒公共安全危机或者汶川地震这样超大规模的灾害，超出某一地的力量之时，才会启动举国体制。
而且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一些过去需要举国体制解决的问题，现在单纯一地也能解决。比如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当时国力弱，经济落后，单纯一个北京市无法承担，于是发挥举国体制、全国支持北京。但之后中国一个省就能承办，再也无需集中力量了。
其实西方过去也有这个能力，比如二战时的美国。只是后来西方逐渐失去了，并在这次疫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难道这篇采访的主笔和学者真的不了解吗？
我只是不明白，该杂志主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采访？而且多处有事实硬伤的采访？不管立场如何，尊重事实、专业性还是底线吧。
不过看过这篇采访后，我确实对中国打赢这场舆论战的信心下降了。中国要打赢媒体战，面临的挑战太多。不过，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可以从讲好中国故事入手。而且确实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抗击新冠疫情的治疗政策。
此轮中国新冠疫情爆发，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治疗费用约为1.7万元人民币。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补助。无论是本地或异地患者，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由参保地医保部门与就医地医保部门结算。
反观美国，国会3月份虽然通过了一项新法令，规定全民可以免费进行新冠测试，但这项法案没有指出谁来承担治疗费用。直到4月3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才表示，美国政府将准备1000亿美元，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公民承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治疗费用。
报道称，加上因新冠疫情失业而失去医疗保险的1000万民众，美国目前有大约3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根据美国公共卫生非营利组织凯瑟尔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分析预估，一位没有并发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平均需要支付大约9800美元的治疗费用。如果有并发症，费用立即翻番，超出2万美金。1000亿美元也就只够500万到1000万人。这只能祈祷尽可能低的感染率才能做到。
但是根据美国部分州的数据却显示，在这波疫情中非裔美国人死亡率比较高。比如芝加哥的染疫死亡病例68%来自非裔，而非裔仅占芝加哥人口的30%。原因是非裔美国人受到和贫穷相关潜在健康状况的严重影响，而且往往不易获得筛检和医疗照护的管道。
在美国部分州，非裔人群染疫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族裔（图/美联社）
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工作性质往往和民生必需相关，因此容易暴露在感染风险中。非裔美国人多半要面对人群，像是公车司机，较多在护理之家或杂货店工作，以及较多非裔美国人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班。因此没有医保的群体也是这个国家贫困的群体，他们得病的比例相对更高。
今天英国有了好消息，首相约翰逊走出重症监护室。但当日的死亡数接近900。相对于西班牙和意大利，英国还处于开始阶段。意大利的悲剧则是高达100位医生殉职。尽管这样，意大利今天还发生了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位女性因乘坐公交车长达四个小时，被罚款400欧元。直到此刻，仍有人不在乎自己和他人的生死健康。
今天法国有一个好消息，卫生部长奥利维耶·维兰和负责数字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塞德里克·奥宣布，法国正在开发一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在自愿基础上用于识别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该程序有利于识别新冠病毒“传输链”。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主席玛丽-洛尔·丹尼斯（Marie-Laure Denis）也确认，正在研究这个名为“StopCovid”的移动应用项目，希望建立一个移动跟踪应用程序，但将在用户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其实中国为了打赢病毒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啊。
只是法国的措施相对于疫情总是太晚：新增死亡人数又单日超过一千，养老院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死亡总数超过1.2万人，死亡率超过13%，已经高于意大利，全球最高！确诊总数超过11万，但是根据法国医生工会的预测，感染人数约在160万。
现在法德西意四国加起来总数超过50万。稍令人安心的是，重症病人增长第一次出现下降。令人不安的还是纷纷出门的民众。政府也只能再收紧措施：19点后超市关门。
但是今天的Odoxa的民调还是令我很惊讶：在口罩用处问题上，70％以上的法国民众认为被政府误导了，认为政府没有讲实话的高达77％。还有72％的民众认为所有的城市应该戴口罩。
法国民众醒悟的速度超出我的意料。下面我想看的是，既然民众觉醒了，会采取什么措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何去追究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面对这样的民调是否承认自己的失误、如何改正。
但至少目前的苗头是政府将继续坚持已见：此前有几个城市宣布实行外出强制戴口罩令，今天由内政部出面被强行叫停！——尽管此时内政部工作人员感染者已高达1400名。
行政法院的理由是：“这一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严重侵犯了基本行动自由和有关人员的人身自由”。原来戴一个口罩的后果这么严重啊！这大概是法国模式的上纲上线吧。
政府发言人的理由是：目前没有关于所有人戴口罩的科学共识。当然，没有科学共识就不采取措施似乎也对，可是当中国在疫情初期对病毒没有共识的时候，西方又是怎样反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