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8日报道称，美专家最新研究表明，纽约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从欧洲输入，而不是亚洲。
报道称，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早在2月中旬就开始在纽约地区传播，也就是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之前的几周，而携带病毒到纽约的主要是欧洲旅客，而不是亚洲旅客。
“大多数显然是来自欧洲，”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的遗传学家哈姆·范·巴克尔（Harm van Bakel）说，他共同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正在等待同行评审。
尽管研究了不同的病例组，但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个独立研究团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
这两个团队都从3月中旬开始，分析了来自纽约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较早前很有可能在隐藏的状态下传播，如果政府实施了积极的检测程序，病毒可以更早被发现。
报道指出，3月11日，美国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但是纽约人此前“已经带着病毒回家了”。
法国『世界报』8日发表有关追寻法国新冠零号病人的长篇调查报道。谁是法国的“零号”？一位军人？一位间谍？或者是一位空中小姐？法国『世界报』记者获得了流行病学家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寻根问底，顺藤摸瓜，一直追到巴黎远郊法国戴高乐机场所在的瓦尔兹省，就是在那里，爆出法国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最后的结论令人吃惊，法国早在一月份的第二周就出现了情况，零号病人与中国的关系很神秘。
寻找法国一号，扑簌迷离，有些线索看起来清楚，查询起来又很模糊，法国的流行病专家首先把目光集中在瓦尔兹省的一座军用机场，1月31日，一架空中巴士340飞往武汉天河机场，接回在武汉工作的法国人，在武汉医生发出新冠疫情警报一个月之后，世卫组织刚刚宣布武汉爆发的疫情已构成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在这架空客里乘坐的193人中，除了在武汉工作的法国人，还有一些法国外交部的公务员。机组人员共有18人，其中14名军人，三名军医，一名机械师。这些军人的总部位于巴黎北方瓦兹省的Creil，基地代号110，那是一个极其安全的地点，距离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不过几十公里，法国军方的情报指挥部、那座传奇的秘密机构—DRM就在那里。
是谁无意中把新冠病毒传播到这个拥有82万人口的省份 ？当地传说就是这架飞机中的一名乘客？或者这个神奇的零号在此前已在别处感染了新冠？2月25号，第一名感染新冠的法国人不治而亡，那个时候，法国人根本没有想到一场恐怖的疫情在等待着他们。
不过，那架满载乘客的军机并没有降落在在Creil的基地，而是从武汉直接飞到了Bouche-du-Rhone一座度假村，接来的客人全部被严格隔离起来。武汉临上飞机前，军医让所有人洗手、戴好口罩，一一测量了体温，并一一询问是否有某种症状。其中两人有轻微的流鼻涕，体温偏高，差点被拒绝登机，最后被安置在机舱尾部。
乘客被严厉地隔离起来，但机组人员飞回戴高乐机场，creil基地的军用机场距离这里40公里，但在2016年8月31日已经关闭。因此，挂着“法兰西共和国”旗号的专机经常停留在这里，随后，各自回家。机组人员大多年轻，许多是体育健将，他们经常出没于战争地带捞人。对他们也有一套规定：各自在家中自我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时时测量体温。
住在Creil的60多个家庭在这一军事基地工作，有的是军人，有的是非军事人员，更多的基地人员则住在周边更富有的城镇，他们的伴侣大都在周边工作，孩子就近入学。
军人的自我隔离期2月中结束，没有一人生病，国防部长帕斯莉表示没有任何人带毒，虽然没有测试，但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几乎与此同时，传出了两名瓦尔兹省的居民感染的消息。2月12日，一名初中老师、60岁的瓦罗祷 (Dominique Varoteaux)发烧，医生认为是流感，开了病假条休息，此刻距离学校放假还有三天。瓦罗祷给四个班级上课，家在一个位于瓦尔兹和aisne两省之间的一个小村，第二天，距离基地30公里处一座村庄的55岁的Jean-Pierre G生病了，也以为是普通感冒，所有人知道他在基地工作，但他不是军人，做后勤。2月16日，G感觉呼吸困难，他的妻子叫了救护车直接送入医院。这座医院没有任何专治肺病的床位，医护人员也没有任何保护。18号，他被送进重症室，23号，被送去更远的Amiens的一家专门医院，但没有进行新冠测试，因为他既没有去过中国，又没有从任何一个疫区归来。25号，之前他就诊的医院决定把血样送到巴黎鉴定，25号，一个电话从巴黎打来：“这是一起新冠病例”。Amiens测试的结果也一样。法国公共健康局随即宣布，G感染新冠病毒，成为法国卫生部第15号确诊患者。25-26号，瓦罗祷死在巴黎一所医院，他是第17号患者，法国第一个死于新冠的患者。
这位老师是如何感染的，无从知道。法国公共健康局六名流行病学家开始调查这两名瓦尔兹省患者的感染踪迹，他们用大量时间调查两位患者的亲属和熟人。询问同事、邻居、朋友，以及一起住院的病人。世界报形容这些科学家寻找疫情足迹就像警察寻找杀人犯的线索，他们的目标：找到法国的零号。
参加这一小组的专家玛耶(Alexandra Mailles)说，他们第一时间首先确定15号和17号病患的接触名单。直到这时，所有在法国发现的确诊病患，除了一个没有直接关系外，其他都是从中国输入，“这一次，我们面对的两例完全是本地患者，跟中国没有任何联系”。随着瓦尔兹省和基地感染人员的增加，他们的名单也在一步步扩大。
初中老师病死后，当地人很震惊，但是传出军事基地工作的人感染新冠后，当地出现了恐慌，伴之以四起的传言和恐慌。从2月25日G被确诊，到3月4日，病毒迅速扩散，仅瓦尔兹省就确诊16起，其中四人住院。
调查小组继续搜寻足迹，2月27日，法国公共健康局召集瓦尔兹省长、市长开会，建议关闭老师生前所在的初中，把该校所有学生和教师员工隔离起来。会后，Crepy-en-Valois市长魏尔曼收到一个电话：“您认识瓦莱雅.M吗？”科学家感兴趣的这位M女士是让莫奈中学的老师，她是死去的瓦罗祷老师的妻子的朋友。M突然发病，被送到里尔医院。市长后来想起，2月13日，学校放假前，市里开完会议，中学老师，还有M都在现场，大家还一起喝了香槟。市长回忆完这段经历不久，也被确诊感染。
2月29号，法国卫生事务总监萨洛蒙披露，瓦尔兹已有36人确诊，成为法国第一个最大的病灶。他无意间透露出一个重大线索：调查显示，其中两人二月初就已感染，而这两人是接触了更前面的一个人之后 被感染的，那个人是谁，还需要确定，他将是法国的零号病人。这是法国卫生高官嘴中第一次说出“零号病人”几个字。
萨洛蒙当时排除了武汉返回的那架飞机传染的可能，但他泄露了一个从未听过的细节，他刚刚提到的两个病患中的一个，与Creil基地机场一位女士有经常性交往。这是调查中出现的第二个女性。萨洛蒙暗示，基地的人被感染，大约与这位女士有关。
但是瓦尔兹省人很难相信基地的军人与传播病毒毫无干系，当地人各有各的说法，一时间人人变成了侦探。有人说，基地在掩盖真相，因为国防部要求保守秘密；一位议员说从武汉接人返回戴高乐机场的飞机没有很好地消毒；还有一个说法，那趟飞机上藏着一个秘密人员—法国特工，因为中国疫情吃紧，他被紧急遣返。他在去瓦尔兹基地情报总部汇报时把病毒带到了基地。
愈是受到猜疑，基地愈是一言不发，结果谣言愈是到处乱飞。调查小组也很难直接询问军人，他们是由军队医务机构专门调查的。总之，调查小组询问了一百多人，最后，流行病学家们相信，数周以前新冠病毒已经开始瓦尔兹传播。数周是个什么概念，梅耶说，在初中老师与G确诊的时候，病毒至少已经传染了4-5代，第一代确诊，指的是一个在首先爆发疫情，即中国感染的人，被此人感染的人组成第二代，这些人再感染其他人，组成第三代，如此循环。但是，这位专家说，军事基地发现的首批病例并非第一代病例。
那么，谁是瓦尔兹省两个已知的最早的新冠患者之前的病人呢？秘密情报人员？空姐？中国游客？在军事基地，不少人指责疫情可能来自每年接待7200万游客的戴高乐机场，但调查小组予以否决，“我们没有找到两地的任何联系”。
3月13日，流行病专家中断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梅耶说，他们追踪病毒踪迹一直追溯到一月的第二周，也就是说在首批三名中国患者在法国正式确诊的1月24日之前，也在中国人来法国和他们生活在欧洲的亲人欢度春节之前，也就是1月20日的那一周之前。也远远在法国专机去武汉接法国人回国之前，还远在暂时中止与中国的旅行之前。
为什么一直没有向外界披露这些信息？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瓦尔兹人已经处于很深的痛苦，再去告知他们是他们之中的谁把病毒传播给谁，恐怕太过分。那么，到底谁是法国的零号呢？梅耶只同意向法国『世界报』披露一点迹象：这是一个瓦尔兹省的常驻居民，既非空姐也非运输行李的员工，这个人与机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与中国有关系。不过，这位流行病专家拒绝就瓦尔兹省“常驻居民”的身份做进一步的说明。
世界报说，此人不知，他可能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法国病毒大森林的纵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