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iphone14 的主要生产基地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因为疫情上演工人大出走，惊动了河南省当局。省长王凯在11月2日亲赴厂区表达关切。分析人士说，很多媒体将逃亡工人说成是反抗清零或是反抗资本的英雄，但这种见解忽略了逃亡工人本身的自相矛盾，也就是他们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在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下，才会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最终酿成了两败具伤的荒诞悲剧。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近日爆发本土疫情，其中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更爆出群聚感染事件。上周起，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广传有关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徒步数十、甚至数百公里返乡的视频，引发广泛关切。
视频里，有人攀过厂区的铁丝网，拖着行李或是提着随身物品走在公路上，沿途有些民众热心提供水和食物，也有卡车司机哽咽表示，生平第一次用大卡车载人，沿路交警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令人感动。
员工担心染疫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引述富士康知情人士表示，郑州园区主要是采取20个人混1管的核酸混检方式，如果发现异常，同一管的人会再重新做一次核酸，确诊的人带走，阴性的留下来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做法引发部分员工不谅解，认为工厂一直没有停工，就会增加染疫的风险。也有第一线的产线工人说，有些员工通过群聊得知每天都有核酸异常检出者后，因为害怕染疫，因此做出返乡的决定。
与此同时，关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流言也越来越多，包括“超过2万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726号房死8女”等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有自称富士康的员工发文称，厂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但物资缺乏，没有食品和药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离后，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哭着说是不是要把人给逼死等。在员工口耳相传下，种种心理压力促使工人集体出走。
鸿海则发出声明表示，网传2万人确诊是严重不实讯息，并且将改为一人一快筛，另外也澄清“726房间死亡视频”是恶意剪辑拼凑，已报警处理。但对于厂内染疫人数，并未说明。
旅美时评人雷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诞剧，罪魁祸首是清零洗脑。
他表示，荒诞之处在于，有些媒体报道逃离富士康的工人多是二十几岁的社会底层青年，他们敢于冲破当局的清零封控，寻找自由之路，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希望，也有很多人斥责富士康是一个无良的资本家，只顾自己挣钱、不顾工人死活等。
“但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雷歌说。
两个荒诞
他表示，这些员工逃亡的直接原因是工厂发生疫情之后，厂方没有按照清零常规停工停产、全面封控，而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某种特权，得以采取一些宽松的做法而不用停工，因此遭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强烈抵制，拒绝上班，最后演变成一场两败具伤的大逃亡。
他说，逃亡工人虽然无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他们又是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清零宣传蛊惑的一群人，因此在面对工厂较为宽松的防疫措施时，十分抗拒、到处投诉。
雷歌说：“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这是何等荒诞。”
另一方面，多数媒体看不清逃亡工人的自身矛盾，而将他们说成是反抗清零、反抗资本的英雄，甚至还有人说，从这些年轻人的造反当中看到了中共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的迹象，“哎，我觉得这是另一个荒诞！”
源自对病毒的恐惧
雷歌认为，这场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共近三年来对老百姓的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都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下，中共仍死守清零防御，屏蔽国外的科学证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奥秘克戎病毒的致命性与后遗症，制造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感，这也成为富士康工人对疫情恐惧的主要来源。
今年38岁的河南媒体人胡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河南的舆论场一直有两种声音在较劲，一种是像中央宣传的那样，认为病毒很严重，只要一确诊就必须执行清零送去隔离；另一种是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并不害怕病毒本身，但害怕感染后所衍生的问题。
他说，比如有很多单位一旦发现员工感染后就直接将他辞退，就连工作都没有了，而且跟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变成了密接和次密接，都要隔离，如此会辐射牵扯到很多人，有的小公司一旦发现有一例感染，可能全公司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都要隔离，公司运作就瘫痪了，公司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清零来做。
清零风向似有改变
在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的消息曝光后，地方政府的清零风向似乎有了改变。
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卫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这些明显跟中央政府下达的“坚持清零不动摇”有所不同。
胡先生说，郑州卫健委一方面跟大家说病毒并不可怕，得了病也不要紧，但郑州现在又在全面封城、每天测核酸，人民看到的跟政府宣传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这种冲突和撕裂造成了富士康员工的心理极其不安。”
奖励措施加码
为了安抚员工留岗，富士康不断加码激励措施，除自10月19日起，对正常出勤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每天50元人民币的出勤激励奖金外，其中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10月26日至11月11日提高至每天100元，并给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励奖金。近日最新出台的办法是iDPBG员工每日出勤补贴从100元人民币大增至400元，11月全勤奖金至少可拿15000元，比之前大增了10倍。
分析人士说，郑州富士康工厂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iPhone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共有超过90条iphone生产线，约35万名工人。郑州富士康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带来就业和税收，其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额中，郑州富士康也占了近三分之一。
雷歌表示，富士康凭着它“大到不能关”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两项特权，一个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生产；另一个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否上班。可以看出，这是富士康跟当地政府协商后的结果。
跳脱清零视角
雷歌说，由于现在正是新上市的iPhone 14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工厂正加班加点地赶工，因此出台了一些提高出勤补贴与留岗奖金的措施，但对一些害怕染疫而不愿上班的人，公司就没有提供免费的餐饮，造成很多外逃的工人到处发视频投诉，弄得室友们都不敢回宿舍睡觉，觉得工厂允许密接人员在自愿条件下继续上班充满了感染风险，但休息待在宿舍又没饭吃，因此产生很多抱怨和投诉。
雷歌说：“在清零视角底下，这些宽松处理疫情的行为好像就变的非常危险，因为它确实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国内的清零视角，在国际视野下去重新审视富士康的这些做法，就发现再正常不过。”
雷歌认为，富士康的做法总体来讲是合理的；相反的，要求扩大隔离范围，加强限制措施，甚至停工停产以杜绝感染，恰恰是典型的清零思维。
他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场大逃亡就更加是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
产能或会减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林先生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曾在深圳负责管理工厂，富士康是该公司的一个客户。他说，富士康在疫情下不停工很正常，是国际通则。在中国，像富士康这种“非本国”的超大型工厂，厂内管控是一套，外部对工厂的管控是另外一套，而且大多都是“自己的工厂自己管”。富士康因为太大了，所以会有各种信息从内部抛出来，员工的意见也会比较多，并且通常以负面议题居多。站在工厂管理的立场，最怕这些人在外“滋事”，所以如果员工想出走就让他们走吧，对公司而言，或还可以省下一笔遣散费。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富士康郑州厂的疫情将冲击 iPhone在11月的产量，恐怕会缩减三成。但中国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则表示，对于iphone出货影响有限。
林先生说，富士康工人集体出走势必影响富士康产能，人力短缺将造成交期拉长。但由于富士康在苹果供应链扮演的是最后阶段的组装角色，所以对于上游的供应链影响不大，比较会影响到的是交期。
他说，富士康身为世界工厂，一定有协调其他园区产能的备援方案，甚至富士康已将部分组装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透过在中国其他厂区以及海外工厂的调配，将产能与对苹果供应链的影响降到最低。
苹果手机iphone14 的主要生产基地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因为疫情上演工人大出走，惊动了河南省当局。省长王凯在11月2日亲赴厂区表达关切。分析人士说，很多媒体将逃亡工人说成是反抗清零或是反抗资本的英雄，但这种见解忽略了逃亡工人本身的自相矛盾，也就是他们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在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下，才会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最终酿成了两败具伤的荒诞悲剧。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近日爆发本土疫情，其中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更爆出群聚感染事件。上周起，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广传有关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徒步数十、甚至数百公里返乡的视频，引发广泛关切。
视频里，有人攀过厂区的铁丝网，拖着行李或是提着随身物品走在公路上，沿途有些民众热心提供水和食物，也有卡车司机哽咽表示，生平第一次用大卡车载人，沿路交警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令人感动。
员工担心染疫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引述富士康知情人士表示，郑州园区主要是采取20个人混1管的核酸混检方式，如果发现异常，同一管的人会再重新做一次核酸，确诊的人带走，阴性的留下来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做法引发部分员工不谅解，认为工厂一直没有停工，就会增加染疫的风险。也有第一线的产线工人说，有些员工通过群聊得知每天都有核酸异常检出者后，因为害怕染疫，因此做出返乡的决定。
与此同时，关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流言也越来越多，包括“超过2万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726号房死8女”等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有自称富士康的员工发文称，厂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但物资缺乏，没有食品和药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离后，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哭着说是不是要把人给逼死等。在员工口耳相传下，种种心理压力促使工人集体出走。
鸿海则发出声明表示，网传2万人确诊是严重不实讯息，并且将改为一人一快筛，另外也澄清“726房间死亡视频”是恶意剪辑拼凑，已报警处理。但对于厂内染疫人数，并未说明。
旅美时评人雷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诞剧，罪魁祸首是清零洗脑。
他表示，荒诞之处在于，有些媒体报道逃离富士康的工人多是二十几岁的社会底层青年，他们敢于冲破当局的清零封控，寻找自由之路，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希望，也有很多人斥责富士康是一个无良的资本家，只顾自己挣钱、不顾工人死活等。
“但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雷歌说。
两个荒诞
他表示，这些员工逃亡的直接原因是工厂发生疫情之后，厂方没有按照清零常规停工停产、全面封控，而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某种特权，得以采取一些宽松的做法而不用停工，因此遭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强烈抵制，拒绝上班，最后演变成一场两败具伤的大逃亡。
他说，逃亡工人虽然无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他们又是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清零宣传蛊惑的一群人，因此在面对工厂较为宽松的防疫措施时，十分抗拒、到处投诉。
雷歌说：“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这是何等荒诞。”
另一方面，多数媒体看不清逃亡工人的自身矛盾，而将他们说成是反抗清零、反抗资本的英雄，甚至还有人说，从这些年轻人的造反当中看到了中共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的迹象，“哎，我觉得这是另一个荒诞！”
源自对病毒的恐惧
雷歌认为，这场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共近三年来对老百姓的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都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下，中共仍死守清零防御，屏蔽国外的科学证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奥秘克戎病毒的致命性与后遗症，制造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感，这也成为富士康工人对疫情恐惧的主要来源。
今年38岁的河南媒体人胡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河南的舆论场一直有两种声音在较劲，一种是像中央宣传的那样，认为病毒很严重，只要一确诊就必须执行清零送去隔离；另一种是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并不害怕病毒本身，但害怕感染后所衍生的问题。
他说，比如有很多单位一旦发现员工感染后就直接将他辞退，就连工作都没有了，而且跟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变成了密接和次密接，都要隔离，如此会辐射牵扯到很多人，有的小公司一旦发现有一例感染，可能全公司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都要隔离，公司运作就瘫痪了，公司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清零来做。
清零风向似有改变
在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的消息曝光后，地方政府的清零风向似乎有了改变。
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卫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这些明显跟中央政府下达的“坚持清零不动摇”有所不同。
胡先生说，郑州卫健委一方面跟大家说病毒并不可怕，得了病也不要紧，但郑州现在又在全面封城、每天测核酸，人民看到的跟政府宣传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这种冲突和撕裂造成了富士康员工的心理极其不安。”
奖励措施加码
为了安抚员工留岗，富士康不断加码激励措施，除自10月19日起，对正常出勤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每天50元人民币的出勤激励奖金外，其中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10月26日至11月11日提高至每天100元，并给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励奖金。近日最新出台的办法是iDPBG员工每日出勤补贴从100元人民币大增至400元，11月全勤奖金至少可拿15000元，比之前大增了10倍。
分析人士说，郑州富士康工厂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iPhone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共有超过90条iphone生产线，约35万名工人。郑州富士康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带来就业和税收，其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额中，郑州富士康也占了近三分之一。
雷歌表示，富士康凭着它“大到不能关”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两项特权，一个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生产；另一个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否上班。可以看出，这是富士康跟当地政府协商后的结果。
跳脱清零视角
雷歌说，由于现在正是新上市的iPhone 14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工厂正加班加点地赶工，因此出台了一些提高出勤补贴与留岗奖金的措施，但对一些害怕染疫而不愿上班的人，公司就没有提供免费的餐饮，造成很多外逃的工人到处发视频投诉，弄得室友们都不敢回宿舍睡觉，觉得工厂允许密接人员在自愿条件下继续上班充满了感染风险，但休息待在宿舍又没饭吃，因此产生很多抱怨和投诉。
雷歌说：“在清零视角底下，这些宽松处理疫情的行为好像就变的非常危险，因为它确实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国内的清零视角，在国际视野下去重新审视富士康的这些做法，就发现再正常不过。”
雷歌认为，富士康的做法总体来讲是合理的；相反的，要求扩大隔离范围，加强限制措施，甚至停工停产以杜绝感染，恰恰是典型的清零思维。
他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场大逃亡就更加是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
产能或会减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林先生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曾在深圳负责管理工厂，富士康是该公司的一个客户。他说，富士康在疫情下不停工很正常，是国际通则。在中国，像富士康这种“非本国”的超大型工厂，厂内管控是一套，外部对工厂的管控是另外一套，而且大多都是“自己的工厂自己管”。富士康因为太大了，所以会有各种信息从内部抛出来，员工的意见也会比较多，并且通常以负面议题居多。站在工厂管理的立场，最怕这些人在外“滋事”，所以如果员工想出走就让他们走吧，对公司而言，或还可以省下一笔遣散费。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富士康郑州厂的疫情将冲击 iPhone在11月的产量，恐怕会缩减三成。但中国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则表示，对于iphone出货影响有限。
林先生说，富士康工人集体出走势必影响富士康产能，人力短缺将造成交期拉长。但由于富士康在苹果供应链扮演的是最后阶段的组装角色，所以对于上游的供应链影响不大，比较会影响到的是交期。
他说，富士康身为世界工厂，一定有协调其他园区产能的备援方案，甚至富士康已将部分组装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透过在中国其他厂区以及海外工厂的调配，将产能与对苹果供应链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