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one in China knows better than to take what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s tell us at face value, but when 1.4 billion lives are at stake, is it still possible to live with the half-truths?" asks Frankie Huang https://t.co/P47Zv7CjR3 —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February 7, 2020
"Everyone in China knows better than to take what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s tell us at face value, but when 1.4 billion lives are at stake, is it still possible to live with the half-truths?" asks Frankie Huang https://t.co/P47Zv7CjR3
上海——距离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已经过去了两周，在此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在500多英里外的上海公寓里，也同样按照当局要求闭门不出。 随着禁闭的日子缓慢消磨，我们不再换下睡衣，每一天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会拿起床边桌上的手机，仔细阅读最新消息、新的死亡人数、新的确诊病例、遏制冠状病毒蔓延的新措施，还有新的猜测。但一切都感觉离我在23楼的公寓很遥远。在窗户和墙壁之内，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们就像舒适温室里的水培植物，靠输送的营养生长脂肪。每天，外卖员开着电动车送来外卖、杂货和水。每当我戴上口罩走出公寓大门，乘坐消毒剂味道强烈的电梯下楼，踏上去大堂拿货的冒险之旅，我都感觉自己很傻。我用钥匙的边缘按电梯按钮。这些预防措施就像是角色扮演，但我仍然在每次进门时尽责地洗手，低声哼着字母歌。 “我们要不要离开？”丈夫已经向我提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每次都很随意，声音平静，小心翼翼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我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我们谁都不想成为婚姻中危言耸听的那个人，尤其是当我们还年轻、健康、离危害如此之远的时候。 “不用。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危险。” “也是。” “说真的，现在去旅行才吓人。现在去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13个小时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 “嗯。” “再说，上海的情况很好。杂货店里商品充足，我们点的所有东西都能顺利送达，医院里也不拥挤。” “对。” “我们没事。我们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如此渴望留下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催促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回美国，与这场蔓延的疫情相隔一片大洋才好。但我一直在想，当湖北省（武汉是其省会）的人们正面临医院人满为患、物资供应短缺、被驱赶和粗暴对待的时候；医务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考虑逃离吗？在舒适的家里禁足几个星期真的是逃跑的好理由吗？ 即使上海的情况可能变得没那么舒适，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几盒口罩、几桶饮用水、土豆和卷心菜、方便面、麦片和几块冷冻牛排。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城市老鼠的肤浅逻辑，你是对的。如果情况真的变糟，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仔细想想，我对这种新的致命疾病如此不当回事是说不通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过往记录，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冷静。当我剥开内疚的外壳，就看到了暗处酝酿着的焦虑。和中国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具体概念，我完全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不知它会如何选择。但我们平民并不清楚全部的真相，哪怕真相是政府所要求的信任的重要部分。 在疫情暴发之初，当地媒体曾有几天时间进行了严肃报道，但随后，政府宣传机器半路杀出，以宣传正能量和维持秩序的名义限制公众所能了解的信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喉舌，但当14亿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还可能接受半真半假的信息吗？ 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其他所有中国人感受到的那种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它让我们麻痹。我曾一度说服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这种幻觉迟早会被什么东西打破。 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发现自1月30日以来，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例每天都保持在2.1%。“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 盯着这些数字，我感觉我的脸在扭曲。我忘记了，每一条新闻都必须加以审查，用来巩固政权的统治。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仍不能免于这种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党永远都要赢。 它就像伤口一样刺痛，而这种疼痛让我清醒。 当千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时，我非常希望能相信中国政府。我想要相信其决策是为了拯救最多的人。我想要相信实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实际上牺牲了一个有5800万人口的省——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我想要相信每一个极端措施都会有回报，而不只是美化了的公关噱头。 我害怕这种惊惧。我不想面对事情可能变得多么糟糕，如果基础设施停止平稳运行，我们小小的舒适家庭禁足生活将会多么快地崩塌。坐以待毙的人即便养尊处优也还是坐以待毙，而我已经不再幻想这一切能善终了。 Frankie Huang是一名作家、插画家
上海——距离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已经过去了两周，在此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在500多英里外的上海公寓里，也同样按照当局要求闭门不出。
随着禁闭的日子缓慢消磨，我们不再换下睡衣，每一天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会拿起床边桌上的手机，仔细阅读最新消息、新的死亡人数、新的确诊病例、遏制冠状病毒蔓延的新措施，还有新的猜测。但一切都感觉离我在23楼的公寓很遥远。在窗户和墙壁之内，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们就像舒适温室里的水培植物，靠输送的营养生长脂肪。每天，外卖员开着电动车送来外卖、杂货和水。每当我戴上口罩走出公寓大门，乘坐消毒剂味道强烈的电梯下楼，踏上去大堂拿货的冒险之旅，我都感觉自己很傻。我用钥匙的边缘按电梯按钮。这些预防措施就像是角色扮演，但我仍然在每次进门时尽责地洗手，低声哼着字母歌。
“我们要不要离开？”丈夫已经向我提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每次都很随意，声音平静，小心翼翼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我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我们谁都不想成为婚姻中危言耸听的那个人，尤其是当我们还年轻、健康、离危害如此之远的时候。
“不用。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危险。”
“也是。”
“说真的，现在去旅行才吓人。现在去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13个小时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
“嗯。”
“再说，上海的情况很好。杂货店里商品充足，我们点的所有东西都能顺利送达，医院里也不拥挤。”
“对。”
“我们没事。我们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如此渴望留下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催促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回美国，与这场蔓延的疫情相隔一片大洋才好。但我一直在想，当湖北省（武汉是其省会）的人们正面临医院人满为患、物资供应短缺、被驱赶和粗暴对待的时候；医务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考虑逃离吗？在舒适的家里禁足几个星期真的是逃跑的好理由吗？
即使上海的情况可能变得没那么舒适，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几盒口罩、几桶饮用水、土豆和卷心菜、方便面、麦片和几块冷冻牛排。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城市老鼠的肤浅逻辑，你是对的。如果情况真的变糟，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仔细想想，我对这种新的致命疾病如此不当回事是说不通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过往记录，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冷静。当我剥开内疚的外壳，就看到了暗处酝酿着的焦虑。和中国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具体概念，我完全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不知它会如何选择。但我们平民并不清楚全部的真相，哪怕真相是政府所要求的信任的重要部分。
在疫情暴发之初，当地媒体曾有几天时间进行了严肃报道，但随后，政府宣传机器半路杀出，以宣传正能量和维持秩序的名义限制公众所能了解的信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喉舌，但当14亿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还可能接受半真半假的信息吗？
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其他所有中国人感受到的那种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它让我们麻痹。我曾一度说服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这种幻觉迟早会被什么东西打破。
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发现自1月30日以来，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例每天都保持在2.1%。“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
盯着这些数字，我感觉我的脸在扭曲。我忘记了，每一条新闻都必须加以审查，用来巩固政权的统治。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仍不能免于这种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党永远都要赢。
它就像伤口一样刺痛，而这种疼痛让我清醒。
当千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时，我非常希望能相信中国政府。我想要相信其决策是为了拯救最多的人。我想要相信实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实际上牺牲了一个有5800万人口的省——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我想要相信每一个极端措施都会有回报，而不只是美化了的公关噱头。
我害怕这种惊惧。我不想面对事情可能变得多么糟糕，如果基础设施停止平稳运行，我们小小的舒适家庭禁足生活将会多么快地崩塌。坐以待毙的人即便养尊处优也还是坐以待毙，而我已经不再幻想这一切能善终了。
Frankie Huang是一名作家、插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