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中国的工商阶层与中共曾有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你让我们赚钱，我们就对你如何使用权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信从了中共的说法，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让治理更有效。
现在，企业家们曾依赖的这个默契正在他们的眼前化为泡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上个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他已明确表示，国家安全是置于经济之上的首要事项。
“今天把我仅存的一点小小的希望熄灭掉了，”南方城市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二十大结束几个小时后联系我说
“彻底完蛋，完全失控，恐怖至极，”在看到中共新领导班子全是习近平的亲信后，北京的一位科技企业家给我发短信说。
他们与许多中国人一样，完全预料到习近平能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这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但他们对习近平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党内其他权力派系的约束仍抱有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领导层中被外界视为温和派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他的全面胜利已清楚地表明，其独揽大权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习近平现年69岁，中国上一个权力如此之大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
上个月召开的二十大给中国商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市场的直接反应就能直接看出这一点：中国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从最近几周与我交流的许多商界人士的言论和短信中，我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反复用“政治抑郁”一词来描述他们对二十大的反应。
他们不像我上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那些年轻抗议者，公开展示自己的焦虑。由于担心受到当局惩罚，我为本文采访的所有商界人士都要求不具名。但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发誓不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甚至考虑去其他国家，比如那些可以用钱买到护照的国家。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几乎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使中国人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工商阶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直到几年前仍受到相对较少的限制、在科技领域高层工作的人，更难接受这种现实。
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大多是“在‘经济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赚钱、经济原则和经济理性胜过一切”，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现在他们看到这个政权把政治放在首位。对他们来说，这不可理解。”
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思路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里，他基本上没对民营部门下手，当时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军队中的权力。在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政府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导致中国一些最成功的商人提前退休或自我流放。中国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已使经济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所带来的特权和关注的中国工商界精英们来说，大老板（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习近平的称呼）并不关心经济或像他们这样的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52次提到“安全”，15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只提了三次“市场”。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无论是政治言论还是行动，以及领导班子的组成，都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裴敏欣表示。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挑选出来的领导阵容表明，他并不重视管理市场导向型经济的专业知识。“他看重那些能够执行他的政策而不考虑经济后果的人。”
这让工商界感到焦虑。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赵紫阳总理顾问的吴国光在我的中文播客中告诉我，虽然中国官僚机构在习近平领导下增强了对公众发号施令的能力，但治理能力却在下降。
“治理能力削弱后，不用上边有什么很恶的政策，下边官员的无能、蛮横、无知，就会酿造各种直接关系到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灾难，”吴国光说，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
许多商人受“新冠清零”政策影响损失惨重，政府追求的消灭新冠病毒的目标已导致许多城市封城，数百万人被锁在家中，有时长达好几周。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尽管多年来我与这些商界人士进行过多次交流，但我们以前从不谈政治。上述高管在二十大结束后给我打电话时说，他有“政治抑郁”，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说他曾经非常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之一。现在，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徒步、打高尔夫球和喝酒上。“我们都抑郁了，无法工作，”他说。
他的初创公司直到一年前一直表现非凡，以至于他曾有过让公司上市的打算。后来，“新冠清零”政策导致城市被封后，他新雇来的员工们整天闲着，无事可干，他亏了一大笔钱。他说，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裁掉100多人，卖掉自己的生意，举家迁往北美。
“既然黑夜已经来临，就按黑夜的方法去处理好了，”他说。
二十大后给我发短信的那名北京科技企业家向我讲述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今年5月有传言说北京可能要封城时，他觉得他不能叫员工们提前下班去囤货。他担心那样做会被举报散布谣言（有些人曾因这种举报被警方拘留）。他只是告诉员工们，如果他们有事情要处理，有早点下班的自由。
这名成功的商人现在正在申请移民欧洲国家和美国。
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与我交流的高管们说，他们看到胡锦涛突然被带出二十大会场的视频深感震惊。胡锦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这些商人不接受政府对此事的解释，官方的说法是胡锦涛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提前退场。
这些商人中有不少人说，如果习近平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前任，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
从一家餐厅眺望北京中央商务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的一名人脉广泛的投资者说，他的企业家朋友们现在意识到，不能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在社交聚会时开始讨论申请哪些国家的护照，以及如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等问题。这些社交聚会的主人现在要求朋友们交出手机，放置在其他地方，以免受到监控。
二十大结束后，投资者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预计他们将被迫缴纳更多的税，或被迫向大学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慈善机构捐款。他们都没有进行任何大投资的计划。
“大家都很焦虑，”他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商阶层与中共曾有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你让我们赚钱，我们就对你如何使用权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信从了中共的说法，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让治理更有效。
现在，企业家们曾依赖的这个默契正在他们的眼前化为泡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上个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他已明确表示，国家安全是置于经济之上的首要事项。
“今天把我仅存的一点小小的希望熄灭掉了，”南方城市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二十大结束几个小时后联系我说
“彻底完蛋，完全失控，恐怖至极，”在看到中共新领导班子全是习近平的亲信后，北京的一位科技企业家给我发短信说。
他们与许多中国人一样，完全预料到习近平能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这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但他们对习近平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党内其他权力派系的约束仍抱有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领导层中被外界视为温和派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他的全面胜利已清楚地表明，其独揽大权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习近平现年69岁，中国上一个权力如此之大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
上个月召开的二十大给中国商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市场的直接反应就能直接看出这一点：中国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从最近几周与我交流的许多商界人士的言论和短信中，我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反复用“政治抑郁”一词来描述他们对二十大的反应。
他们不像我上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那些年轻抗议者，公开展示自己的焦虑。由于担心受到当局惩罚，我为本文采访的所有商界人士都要求不具名。但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发誓不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甚至考虑去其他国家，比如那些可以用钱买到护照的国家。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几乎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使中国人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工商阶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直到几年前仍受到相对较少的限制、在科技领域高层工作的人，更难接受这种现实。
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大多是“在‘经济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赚钱、经济原则和经济理性胜过一切”，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现在他们看到这个政权把政治放在首位。对他们来说，这不可理解。”
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思路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里，他基本上没对民营部门下手，当时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军队中的权力。在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政府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导致中国一些最成功的商人提前退休或自我流放。中国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已使经济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所带来的特权和关注的中国工商界精英们来说，大老板（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习近平的称呼）并不关心经济或像他们这样的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52次提到“安全”，15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只提了三次“市场”。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无论是政治言论还是行动，以及领导班子的组成，都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裴敏欣表示。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挑选出来的领导阵容表明，他并不重视管理市场导向型经济的专业知识。“他看重那些能够执行他的政策而不考虑经济后果的人。”
这让工商界感到焦虑。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赵紫阳总理顾问的吴国光在我的中文播客中告诉我，虽然中国官僚机构在习近平领导下增强了对公众发号施令的能力，但治理能力却在下降。
“治理能力削弱后，不用上边有什么很恶的政策，下边官员的无能、蛮横、无知，就会酿造各种直接关系到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灾难，”吴国光说，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
许多商人受“新冠清零”政策影响损失惨重，政府追求的消灭新冠病毒的目标已导致许多城市封城，数百万人被锁在家中，有时长达好几周。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尽管多年来我与这些商界人士进行过多次交流，但我们以前从不谈政治。上述高管在二十大结束后给我打电话时说，他有“政治抑郁”，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说他曾经非常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之一。现在，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徒步、打高尔夫球和喝酒上。“我们都抑郁了，无法工作，”他说。
他的初创公司直到一年前一直表现非凡，以至于他曾有过让公司上市的打算。后来，“新冠清零”政策导致城市被封后，他新雇来的员工们整天闲着，无事可干，他亏了一大笔钱。他说，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裁掉100多人，卖掉自己的生意，举家迁往北美。
“既然黑夜已经来临，就按黑夜的方法去处理好了，”他说。
二十大后给我发短信的那名北京科技企业家向我讲述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今年5月有传言说北京可能要封城时，他觉得他不能叫员工们提前下班去囤货。他担心那样做会被举报散布谣言（有些人曾因这种举报被警方拘留）。他只是告诉员工们，如果他们有事情要处理，有早点下班的自由。
这名成功的商人现在正在申请移民欧洲国家和美国。
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与我交流的高管们说，他们看到胡锦涛突然被带出二十大会场的视频深感震惊。胡锦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这些商人不接受政府对此事的解释，官方的说法是胡锦涛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提前退场。
这些商人中有不少人说，如果习近平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前任，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
从一家餐厅眺望北京中央商务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的一名人脉广泛的投资者说，他的企业家朋友们现在意识到，不能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在社交聚会时开始讨论申请哪些国家的护照，以及如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等问题。这些社交聚会的主人现在要求朋友们交出手机，放置在其他地方，以免受到监控。
二十大结束后，投资者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预计他们将被迫缴纳更多的税，或被迫向大学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慈善机构捐款。他们都没有进行任何大投资的计划。
“大家都很焦虑，”他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