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5日是香港“国安法”宣传日。工作人员正忙着搭建开幕仪式的舞台道具。
中国在三年疫情之后亟欲对外开放，但当局近来频频突击搜查在华的国际谘询顾问公司，令许多外商企业对于进军中国市场望之却步，反而不利中国疫后的经济发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近来一连串在外交与商业上的矛盾行为和过度反应其实是源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国家安全的无限上纲，并且将其对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对外的大战略上，目的是要对国人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确保习平的个人统治地位。
凯盛融英被搜查
中国国际谘询行业龙头凯盛融英在5月8日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突击搜查其位在上海、北京、苏州与深圳的办事处。这是中国政府继今年3月搜查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公室，以及4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Bain & Company）的上海办事处后，再依“反间谍法”对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做出更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
中国欧洲与美国商会都发出声明表示，中国最近高调打击谘询公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讯号，这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引外资。
中国官媒央视指责海外机构与中国国内谘询公司勾结，窃取中国重点领域的国家机密和情报，以规避中国法规，并称这些国际谘询机构“最终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
凯盛融英则在微信官网上表示，将“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并在规范谘询行业方面“发挥持续引领的作用”。
华尔街日报5月8日表示，中国在对谘询公司的搜查中发出了间谍的恐惧信号，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
经济V.S安全
美国新泽西拉玛珀学院（Ramapo College of New Jersey）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经济摆回正轨，所以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开始，经济表现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放，可以看到习近平积极地跟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见面、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就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跟中国做生意，同时中国也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也能继续在中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
陈鼎表示，可是另外一方面，外在的大环境正在改变，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结合欧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只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想把红色供应链移出中国，在军事上也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因此，当中国想要对外开放的时候，它又不得不害怕一但开放是否会让外国的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部，所以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种考量下，才会出现中国这种一方面开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紧、看似矛盾的做法。
陈鼎表示：“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战。”
美国智库报告引起中国警觉
除了大力开展“反间谍”行动来确保国家安全外，中国最近也开始收紧外国智库、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实体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3月，中国进行政府和党组织改革时，新设了国家数据局，就是为了要加强对更广泛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5月7日引述知情人士称，这是因为美国智库发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在敏感领域做法的报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警觉所致。这些报告包括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相互促进的“军民融合”的内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简报，还有涉及招募学者和学生以支持中国战略目标计划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目录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长吴木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管是突击搜查国际谘询顾问公司，还是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海外访问限制，包括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料库“知网”也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些都是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纲到“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的“过度反应”。
吴木銮说：“它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 。”
过分强调国安
他表示，当习近平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为了符合“上头”的喜好，也跟着在国外到处出击，最近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外交纷争，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就是一例；韩国驻华大使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互骂“低俗”，中韩关系现在也非常糟糕；甚至中国一方面希望乌克兰和平，一方面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种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外交行为，其实都跟习近平过于强调国家安全有关。
吴木銮说，内政决定外交，习近平想要统治全国，首先就必须要拿到执政的合法性，而习近平的“外交团”在海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内部行为的对外看法的反映。
吴木銮表示，简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要证明给他的国民看“我很厉害，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定”，好让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这也解释了为何习近平要去充当俄乌战争的“调停人”以及中国一连串的在外交上与商业上的矛盾行为。
他说：“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
路透社分析，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让中国陷入孤立。不过，吴木銮并不这么认为，他反而觉得这让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猛烈”，更积极地去施展影响力，因为世界各国都“各怀鬼胎”，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在比如非洲或是中东地区，找到外交上的突破点与好处。
总体国家安全观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同，习近平开始推动“大国外交”，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她说，习近平不久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拉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各国提供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因为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的大战略上。
她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可以从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开发言中，大篇幅提及“安全”两字可以看出。“安全”一词与国家安全体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机关、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议题紧密相关。
她说，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包括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和核发展。在习看来，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国家发展是中国安全的目标。
赖润瑶说：“因此，习近平认为没有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分，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权合法性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内部挑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北京将政策问题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分析人士说，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深受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其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
有损国际形象
但赖润瑶也提醒，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跟国家安全挂勾的时候，可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侵害人权、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等方面，都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批评的领域。
她说，2020年6月，北京在香港“反送中”后试图施加更大的社会控制，因而颁布了港版国安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疆问题上，随着中共建立大规模的职业培训中心和行政法外拘留，也让新疆人权议题持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她说，正是由于习近平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高度关注，才会让香港和新疆的公民社会与人权受到了严重损害，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外商赴中投资的意愿。
2023年4月15日是香港“国安法”宣传日。工作人员正忙着搭建开幕仪式的舞台道具。
中国在三年疫情之后亟欲对外开放，但当局近来频频突击搜查在华的国际谘询顾问公司，令许多外商企业对于进军中国市场望之却步，反而不利中国疫后的经济发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近来一连串在外交与商业上的矛盾行为和过度反应其实是源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国家安全的无限上纲，并且将其对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对外的大战略上，目的是要对国人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确保习平的个人统治地位。
凯盛融英被搜查
中国国际谘询行业龙头凯盛融英在5月8日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突击搜查其位在上海、北京、苏州与深圳的办事处。这是中国政府继今年3月搜查美国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公室，以及4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Bain & Company）的上海办事处后，再依“反间谍法”对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做出更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
中国欧洲与美国商会都发出声明表示，中国最近高调打击谘询公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讯号，这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引外资。
中国官媒央视指责海外机构与中国国内谘询公司勾结，窃取中国重点领域的国家机密和情报，以规避中国法规，并称这些国际谘询机构“最终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
凯盛融英则在微信官网上表示，将“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并在规范谘询行业方面“发挥持续引领的作用”。
华尔街日报5月8日表示，中国在对谘询公司的搜查中发出了间谍的恐惧信号，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
经济V.S安全
美国新泽西拉玛珀学院（Ramapo College of New Jersey）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经济摆回正轨，所以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开始，经济表现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一方面必须开放，可以看到习近平积极地跟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见面、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就是希望欧盟可以继续跟中国做生意，同时中国也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也能继续在中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发展。
陈鼎表示，可是另外一方面，外在的大环境正在改变，美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结合欧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只在经济上围堵中国，想把红色供应链移出中国，在军事上也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因此，当中国想要对外开放的时候，它又不得不害怕一但开放是否会让外国的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部，所以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种考量下，才会出现中国这种一方面开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紧、看似矛盾的做法。
陈鼎表示：“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战。”
美国智库报告引起中国警觉
除了大力开展“反间谍”行动来确保国家安全外，中国最近也开始收紧外国智库、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实体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3月，中国进行政府和党组织改革时，新设了国家数据局，就是为了要加强对更广泛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5月7日引述知情人士称，这是因为美国智库发布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在敏感领域做法的报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警觉所致。这些报告包括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国防部门之间相互促进的“军民融合”的内容，以及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简报，还有涉及招募学者和学生以支持中国战略目标计划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目录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长吴木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管是突击搜查国际谘询顾问公司，还是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海外访问限制，包括中国最大的学术资料库“知网”也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些都是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纲到“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的“过度反应”。
吴木銮说：“它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 。”
过分强调国安
他表示，当习近平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为了符合“上头”的喜好，也跟着在国外到处出击，最近加拿大和中国发生外交纷争，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就是一例；韩国驻华大使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互骂“低俗”，中韩关系现在也非常糟糕；甚至中国一方面希望乌克兰和平，一方面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种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外交行为，其实都跟习近平过于强调国家安全有关。
吴木銮说，内政决定外交，习近平想要统治全国，首先就必须要拿到执政的合法性，而习近平的“外交团”在海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国家内部行为的对外看法的反映。
吴木銮表示，简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想要证明给他的国民看“我很厉害，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定”，好让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这也解释了为何习近平要去充当俄乌战争的“调停人”以及中国一连串的在外交上与商业上的矛盾行为。
他说：“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为了保证习近平的位置，其实根本上还是一个保证他的位置。”
路透社分析，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让中国陷入孤立。不过，吴木銮并不这么认为，他反而觉得这让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越来越“猛烈”，更积极地去施展影响力，因为世界各国都“各怀鬼胎”，所以中国还是可以在比如非洲或是中东地区，找到外交上的突破点与好处。
总体国家安全观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同，习近平开始推动“大国外交”，寻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她说，习近平不久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拉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各国提供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因为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的概念应用在中国的大战略上。
她表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可以从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开发言中，大篇幅提及“安全”两字可以看出。“安全”一词与国家安全体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机关、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议题紧密相关。
她说，事实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包括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和核发展。在习看来，安全和发展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国家发展是中国安全的目标。
赖润瑶说：“因此，习近平认为没有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分，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权合法性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内部挑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北京将政策问题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分析人士说，中国从内政到外交都深受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其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
有损国际形象
但赖润瑶也提醒，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跟国家安全挂勾的时候，可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侵害人权、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等方面，都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批评的领域。
她说，2020年6月，北京在香港“反送中”后试图施加更大的社会控制，因而颁布了港版国安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疆问题上，随着中共建立大规模的职业培训中心和行政法外拘留，也让新疆人权议题持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她说，正是由于习近平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高度关注，才会让香港和新疆的公民社会与人权受到了严重损害，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外商赴中投资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