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医疗保险，由于美国缺乏病毒检测工具，我可能也做不了检测。如果有医嘱可能会好办一些，但当你没钱看医生的时候，医嘱从哪里来？像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这样的大人物没有症状都能做检测，而像佛蒙特州直接接触有症状患者的医务人员这样的普通工薪阶层美国人却无法做检测。想到特朗普政府没有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今年早些时候向美国和其他60个国家派发的测试包这一点，在检测问题上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就更加令人愤慨。
美国各地的顶尖医学专家和卫生官员都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取消社交距离将意味着灾难到来。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主任汤姆·英格斯比(Tom Inglesby)警告说，“如果现在取消这些措施，就等于让美国全国大量民众感染病毒，美国的医疗体系远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再找份工作，我倒是想问一句：重返工作岗位或许可以给美国股市带来提振，但如果我被感染了，或者亲人和陌生人被我感染了，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文 | 卡尔·吉布森
编辑 | 郭力群
我在一家客流量很大的餐厅做服务员，平均每天要接触几十个顾客，处理上百个脏盘子、玻璃杯和餐具——这都是一些顾客的嘴碰过的东西。对我来说，一旦接触了携带病毒的人的餐具，就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在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我工作的这家餐厅（一家爱尔兰酒吧）在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停业了。那天晚上的工作结束后，我实际上就算是被解雇了。在那之后，我一直在家隔离，等待疫情的结束，等待来自州失业办公室或联邦政府的帮助。我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写作，只要继续交网络服务费，我就可以一直写下去，真是谢天谢地。
有些人认为我应该再找份工作，我倒是想问一句：重返工作岗位或许可以给美国股市带来提振，但如果我被感染了，或者亲人和陌生人被我感染了，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特朗普总统对经济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道琼斯指数近期跌破了他执政初期的水平。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预计，下个月美国的失业率将飙升至30%，比1933年大萧条时期24.9%的失业率还要高。鉴于上周（3月16日至20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飙升至超过300万人，失业率确实有可能大幅上升。
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然而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不能让疫情应对措施带来比疫情本身更严重的后果”；高盛(Goldman Sachs)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ein)建议美国人应该尽快“让那些患病风险较低的人重返工作岗位”。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是在说他们的投资组合的价值比我的命更重要。
我和34%的美国人一样没有任何存款。过去我曾是一名记者，2019年和其他7800名记者一起丢掉了全职工作，因为我供职的电子刊物因广告收入下滑而被迫停业。（谷歌和Facebook，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在那之后，我一直在餐馆当服务员来维持生计。
参议院目前的打算是，让联邦政府向美国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的支票，但这个数目几乎不够我付房租，更别说用来购买日用品、交水电费和电话账单、偿还汽车贷款以及其他每个月必须支付的款项。
我的情况并不特殊。美国低收入住房联盟(National Low-Income Housing Coalition)调查发现，美国一套两居室公寓的平均月租金为1194美元，一居室为970美元。大多数美国工薪阶层在拿到1200美元之后，几乎剩不下多少钱去买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这笔钱不一定很快就会发下来——那些在国税局纳税申报单上没有记录直接存款信息的美国人可能得等四个月才能拿到支票。
我还是275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中的一员。如果生病我看不起医生，因为治疗费用可能高达35000美元。唯一能做的就是吃得健康、喝足够的水、每天锻炼、每天睡八个小时。
就算有医疗保险，由于美国缺乏病毒检测工具，我可能也做不了检测。如果有医嘱可能会好办一些，但当你没钱看医生的时候，医嘱从哪里来？像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这样的大人物没有症状都能做检测，而像佛蒙特州直接接触有症状患者的医务人员这样的普通工薪阶层美国人却无法做检测。想到特朗普政府没有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今年早些时候向美国和其他60个国家派发的测试包这一点，在检测问题上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就更加令人愤慨。
我从高层官员和保守派人士那里感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冷漠。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近日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采访时说，“我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权衡。”他所说的“权衡”，是指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与市场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则更进一步地表示，如果让他选择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以维持经济的健康，那么他会“全力以赴”。保守派评论人士杰西·凯利(Jesse Kelly)说，如果让他在死亡和另一场大萧条之间做选择，他会“很高兴地死去”。既然我才是那个必须做出选择的人，我当然不会选择死亡。我更希望这些政界人士能抱着一种既要保持经济活力又不置普通人于风险之中的想法。
美国各地的顶尖医学专家和卫生官员都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取消社交距离将意味着灾难到来。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主任汤姆·英格斯比(Tom Inglesby)警告说，“如果现在取消这些措施，就等于让美国全国大量民众感染病毒，美国的医疗体系远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要想避免卫生官员警告的大范围死亡的局面，我们选出的官员必须更加重视美国工薪阶层的生命。经济是由像我这样的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创造生产力。如果几百万的人因为一些人太急于让经济恢复正常而患病、住院、甚至死亡，那么对经济的损害将远远超过实施几周社交隔离措施带来的损害。
我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一个类似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提出的法案，沃特斯建议在危机期间每个月为每个成年人发放2000美元，为每个儿童发放1000美元；暂停所有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还贷；暂停所有负面消费者信用报告；禁止在疫情期间追债、扣押工资和没收财产，并禁止所有的驱逐、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财产没收，直到疫情形势明朗化。
而在形势明朗化之前，我会继续待在家里隔离。
卡尔·吉布森是一名独立记者，他的文章曾在CNN、《卫报》、《华盛顿邮报》、《休斯敦纪事报》和NPR等媒体发表。他的推特是@crgi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