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群体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政协委员建议女青年回乡，解决光棍的生活问题。日趋严峻的乡村单身问题中，有一类是因为妻子离家造成的，他们的妻子来自外地，在生下孩子后跑路，被称为“妻跑族”。在这一俗称背后，是许多乡村家庭无奈而疼痛的现实。 母亲是35岁这年逃离村庄的。六年前，父亲花两万块钱把她从四川娶了过来。 逃离发生在秋收农忙季。村民们戴着草帽，淹没在秋天温和阳光下大片的玉米地里，从远处望去，金色的玉米秆如海浪般随风波动。母亲也身在其中，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胳膊粗壮，身形有些粗野。 我看过她刚嫁来时的照片，那时她皮肤雪白，身形纤瘦。多年的家务和田地劳作将她塑造成黑壮的样子。 那时，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农忙季节也无法回来，家里的农活都由她和奶奶干。她干活很麻利，把一根根玉米掰进竹筐里，挎到架子车上，装满一车后，拉回家，再返回地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劳作，永无止境，仿佛要把整块地都挪回家。 我家在镇江市句容县永兴村，句容紧靠南京，地处丘陵地带，是苏南最为贫穷的一个县。永兴村面积6.3平方公里，一千七百多人口，当地重男轻女的风俗一直存在，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贫穷，很多男人根本娶不到媳妇。 于是永兴村陆续嫁来一些外地女人，当男人们外出打工，她们则留在村里，抚养孩子，耕田种地。身在异地他乡，常年辛勤劳作，精神孤苦不时侵袭着她们。 母亲干活出奇地快，几亩地的玉米没几天就全部掰完，拉回家，在门口堆成一座座金色的山。晚上她也不歇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玉米一粒粒掰下来，装进袋子，等待售卖。她性子急，做起事来有条不紊。 图 | 村里的玉米 不忙的时候，母亲喜欢读书，尤其热衷于读故事，儿时她成绩很好，因为家境贫穷，姥姥只供她读了两年。这么多年过去，她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常把旧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收藏，睡前反复阅读。 父亲知道她这个爱好后，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带几本故事书给她看。她还养成了为我讲故事的习惯。 我正上幼儿园，赶上学校即将举办讲故事大赛，母亲一边剥玉米，一边耐心地给我讲故事，告诉我一些讲故事的技巧，眼里饱含款款深情。我不负她的期望，先是赢得校园奖项，晋级到县级比赛，最后凭借一篇《猴子捞月亮》获得县一等奖。 这天母亲喜极而泣，作为奖励，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别人家的玉米刚从地里拉回家，母亲已经把玉米粒全部掰下来，装进袋子，整齐地排在堂屋里。她常在堂屋里踱步，摸着袋子里鼓胀胀的玉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家只有三间破败的砖瓦房，空间狭隘逼仄，我睡在里屋能听到她缓慢轻盈的踱步声。尚不知那是她对这个家最后的留恋。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会烧好晚饭等我吃。那天在饭桌上，母亲问我：“想不想跟妈妈去四川的外婆家看看？”我摇摇头。我不喜欢四川，据她说，那里四面环山，也没有集市，那里的孩子也很少读书。 这不是她对我的唯一一次暗示。夜里，我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声音很小，睡眼朦胧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只是紧紧抱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醒来，她向往常一样给我做早饭，却很反常地送我上学。我家离学校很近，以往都是我自己走去学校，这是她第一次送我，也是最后一次。 傍晚放学，我到家就听到奶奶一直骂。“臭不要脸的，嫌弃我们家穷，屁股一撅，就跟人跑了。” 我恍然明白些什么，但依旧不敢相信奶奶的话，哭得撕心裂肺。我觉得母亲不会走，她怎么舍得丢下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去上学，坐在门槛上等，从白天等到黑夜。一天，两天，三天，始终不见母亲的踪影。 从此母亲的形象便像井里的月亮般，存在于我记忆中，永远难以打捞上来。农村贫穷的原罪，母亲以逃离对其做出反抗。 像母亲这类逃离农村婆家的女人，有个名号叫“妻跑族”。通常是指一些女性收了男方的彩礼，嫁到男方家里，生完孩子就跑路的女性群体。这种定义过于片面，往往会掩盖一些事实。 镇江句容虽属于苏南，但并不富裕，大部分土地都不靠着长江，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依然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永兴村历代都靠种水稻和玉米为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全国，种田成了落伍的事，且越来越难以养活家庭。 图 | 村里的稻田 九十年代，北上的热潮席卷而来，男人们一个带一个，鱼贯而出地前往北京打工，干得多是工地活。当时父亲正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头两年，他用挣的钱通过特定渠道从四川买来母亲。往后，按他的话说，挣钱是想把家里破败的砖瓦房，换成大平房。 我出生后，父亲无暇照看，每年只回一次家，把教育我的责任全都交给母亲。她凭借仅有两年的学历，教会我认字、读课本。在她看来，读书很重要，常跟我说：“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会去读书的。” 记忆中母亲心灵手巧，我身上的毛衣、布鞋都是她做的。因为四川口音重，村里人称她为“侉子”，奶奶起初并不待见她，觉得她一个“侉子”能干什么活。但在父亲打工的那些年，母亲除了在地里忙活，还养了三头猪，都长得肥头大耳。 母亲似乎想为自己争口气，拼命干活，即使农闲时手里也不闲着，纳鞋底、织毛衣、编竹筐。炎热的夏季，当村里人都在树荫下打麻将时，她路过连看都不看一眼，回家继续干手上的针线活。她的勤劳赢得奶奶的尊重，两人几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 一年又一年，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精神却无所寄托。父亲的大平房也始终没盖起来。也许她逃离的原因并非是贫穷，而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那些年，从外地嫁到我们永兴村女人有数十位，加入“妻跑族”群体的也有近十位。她们来时无不幻想在这过上富裕生活，走时难免会有牵挂，但依旧也不顾一切。 王春艳是四川人，通过婚介人嫁给我们村的胥有才，彩礼仅一万块钱。 她四川老家有“换婚”的习俗，很多家庭因为贫困，儿子娶不上媳妇，就多生几个女儿。然后这家女儿嫁到那家，那家的女儿再嫁过来，这样一娶一嫁，便省去很多彩礼钱。王春艳有个弟弟，到了结婚的年纪，她也难逃当地换婚习俗的裹挟。 她曾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带打过工，接触过一些收入层次较高的人，想法和觉悟一向比村里同龄人高。她和家里人闹翻，心里拗着一股劲，只要不换婚，嫁谁都行。 虽然这样想，她心里也在做一番挑选。在她打工的那几年，听说苏南地区生活富裕，至少比自己四川老家强，便通过婚介人嫁到永兴村。事实证明，嫁到永兴村不仅是另一种执拗，也是一个有欠考虑的选择。 王春艳长相中规中矩，算不上漂亮，全身上下都透着男子般的壮实和气概，做起事来也利索干净。胥有才三十多岁，因为体弱多病，没做过什么体力活，不能外出打工，平时跟着村里的大娘们在田间劳作，靠卖稻谷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生性要强的王春艳，多次劝说胥有才去外面闯一闯，一个大男人整天围在女人堆里，就算混一辈子也混不出个名堂。胥有才不拒绝，也不同意，二人的关系产生裂隙。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新生命意味着新希望，也意味更多的投入，几亩薄田实在难以为继。 一种生存的紧迫感，逼着王春艳继续对胥有才施压，威胁他说：“去大城市打工吧，身体不好可以干点轻便的活，怎么也比种田强，你要是不出去，我就自己出去。”优柔寡断的胥有才继续沉默着，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女人为何如此急迫，结婚以来两人的思想就从未在过一个频道。 王春艳没再给他机会，收拾好行囊，沿着乡间小道头也没回地往村外走。丢下荒凉的农田、破败的房屋，她的脚步穿越丘陵，走向外面的世界。 图 | 乡间小道 成双出生于四川绵阳，天生腿瘸，嫁给了我们村的孙阿根。孙阿根家虽然穷，只花八千块彩礼，在成双眼里他至少是个肢体健全的人。 并非没人为她介绍对象，只是她眼眶子高，看不上残疾人。“每天不是瞎子，就是聋子，我不就是腿不好，偏不信嫁不了一个完整的人。”经几波人介绍，她才结识了孙阿根。 婚后成双生活并不好过，她干不了体力活，每天只能给一家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婆婆对此非常不满，乘着孙阿根出去做工的空隙，经常训斥她。 最狠的一次是成双上茅房时，婆婆厌恶她走路慢悠悠的样子，一脚把她踹进了茅坑。她扑通好久才爬上来，臭气哄哄，从头到脚一身污秽。 成双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她原以为自己的残疾可以抵消婆家的贫穷，谁也不亏欠谁。这次事件让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婆家获得平等对待。 她给四川老家的父母打电话，父母连夜赶来。阿根替母亲道歉，发誓以后愿意为成双当牛做马，好好照顾她一辈子。娘家人见他信誓旦旦的样子，也不便追究什么。可村里的明白人都知道，阿根不可能好好服侍一个残疾人，他只是想让成双为他生个一儿半女。 一家人和和气气过了大半年，成双怀孕，婆婆好吃好喝地供着她，鸡鱼肉蛋赊账也要买，从未间断过。直到孩子出生，婆婆原形毕露，连一天都懒得装下去。她眼里对孩子充满多少爱意，就对成双充满多少厌恶，话里话外总是挖苦成双没有一双好腿。成双常常坐在门口，一边用搓衣板洗衣服，一边落泪，孩子在屋里哭得哇哇叫。 孩子五岁那年，她心里的积怨到达顶点，偷偷把娘家哥喊来，跟孩子说：“要不要去街上，舅舅来了，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这天阿根去做工，家里只有婆婆。村里人看到孩子一路上唱跳着，说舅舅带他去吃大鱼大肉了，奶奶从后面追赶上来，拉着孙子的袖子死也不放，嘴里哭喊着：“你个没良心的，要走把孩子留下。”最后袖子断了，老人跌倒在地。 成双就这样带着孩子离开村子，逃离这个让她屈辱数年的地方。此后阿根不再干活，成天游荡，见人就笑，脑子已经不正常。 逃离的人也许能够幸福，而留下的人注定悲惨。 前些年，我们还经常看见王春艳拎着大包小包回来，里面是给孩子买的衣服和零食。走出去的王春艳像是变了个人，穿得好了，眉毛变得又细又长，腰肢线条明显。 村里的大娘嘲弄胥有才：“你媳妇已经不像以前了，可你还是你，怎么驾驭得了？”胥有才只能默不作声。此后王春艳再没回来过。村里人都知道，她在外边有人了。胥有才对此也不说什么，依然过着一尘不变的生活，每天在田间劳作，儿子常常坐在一旁玩耍。 傍晚回去的路上，父子二人拖拽着一长一短的影子，缓缓前行。 我母亲走后，父亲很快从北京赶回来，一进村就被告知，他媳妇被娘家人带走了。理由是要改嫁，苦日子过不下去了。父亲撑着沉重的身体，到家就瘫在地上。他没了老婆，我没了妈妈，生活的重量堪比工地上数百斤的水泥石板，将他压垮。 情绪一时无处宣泄，他坐在地上，狠狠地看着我：“留个赔钱货给我，自己甩屁股走了。”我站在门边，惊慌失措，对父亲心生恐惧。 农村是个环境闭塞、物质流通缓慢的场域，唯独消息能够迅速传播，留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像往常一样上学，坐在班里的座位上，听到身后的同学悄悄说：“你们知道吗，小妍的“侉子”娘跟人跑了。” 这种事情频频发生，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跟那个同学扭打在一起。事后父亲被叫到学校，冲我骂道：“你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给我惹事，跟你那下三滥的娘一样。”这样的言辞看似在责骂我，实则是站在道德的高点辱骂母亲。 父亲的精神逐渐有些失常。 母亲走后，这个家全靠奶奶支撑。外面鞭炮声连连，同龄的孩子唱着歌谣到处走村串户，甜甜地喊声“伯父伯母新年快乐”，就能换来一大包零食。 我在灶堂生火，奶奶简单做了两个菜。祭祖时，父亲突然走到堂前，把香灰打了一地。“祭祖祭祖，有什么用，人都全祭跑了。”然后是一阵噼里啪啦声，桌子和碗筷全都砸向地面，与外面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 乡邻们听到动静，村长带着几个汉子过来，说我爸精神病又犯了，得赶紧送去医院。他们用铁链把父亲栓起来，拽上了拖拉机，像拖牲口一样。父亲在挣扎，脸上青筋爆出，我死死抱住他，不让他们碰。 奶奶拿着扫把过来轰走他们。“你们走，都给我走，我们不去医院，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那帮人离开时撂下狠话，如果再威胁到乡邻们，他们就不再客气。 家里恢复安静，父亲偎在奶奶怀里哭了。“小妍娘还回来的吧？她知道我想她的吧？”“知道，知道，她会回来的。”我站在两米外的地方看着他，没有靠近，也不敢走远，生怕他也会离我而去。 接下来的几年，我经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乡村小路上，望着远方，眼神迷离。远方每出现一个人，他都会步履匆匆地上前迎接。 成年以后，我常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也会去读书的。”也许，母亲离开村子后，又进入学校，上完学，再嫁人，过上了好生活。
光棍群体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政协委员建议女青年回乡，解决光棍的生活问题。日趋严峻的乡村单身问题中，有一类是因为妻子离家造成的，他们的妻子来自外地，在生下孩子后跑路，被称为“妻跑族”。在这一俗称背后，是许多乡村家庭无奈而疼痛的现实。
母亲是35岁这年逃离村庄的。六年前，父亲花两万块钱把她从四川娶了过来。
逃离发生在秋收农忙季。村民们戴着草帽，淹没在秋天温和阳光下大片的玉米地里，从远处望去，金色的玉米秆如海浪般随风波动。母亲也身在其中，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胳膊粗壮，身形有些粗野。
我看过她刚嫁来时的照片，那时她皮肤雪白，身形纤瘦。多年的家务和田地劳作将她塑造成黑壮的样子。
那时，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农忙季节也无法回来，家里的农活都由她和奶奶干。她干活很麻利，把一根根玉米掰进竹筐里，挎到架子车上，装满一车后，拉回家，再返回地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劳作，永无止境，仿佛要把整块地都挪回家。
我家在镇江市句容县永兴村，句容紧靠南京，地处丘陵地带，是苏南最为贫穷的一个县。永兴村面积6.3平方公里，一千七百多人口，当地重男轻女的风俗一直存在，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贫穷，很多男人根本娶不到媳妇。
于是永兴村陆续嫁来一些外地女人，当男人们外出打工，她们则留在村里，抚养孩子，耕田种地。身在异地他乡，常年辛勤劳作，精神孤苦不时侵袭着她们。
母亲干活出奇地快，几亩地的玉米没几天就全部掰完，拉回家，在门口堆成一座座金色的山。晚上她也不歇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玉米一粒粒掰下来，装进袋子，等待售卖。她性子急，做起事来有条不紊。
图 | 村里的玉米
不忙的时候，母亲喜欢读书，尤其热衷于读故事，儿时她成绩很好，因为家境贫穷，姥姥只供她读了两年。这么多年过去，她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常把旧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收藏，睡前反复阅读。
父亲知道她这个爱好后，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带几本故事书给她看。她还养成了为我讲故事的习惯。
我正上幼儿园，赶上学校即将举办讲故事大赛，母亲一边剥玉米，一边耐心地给我讲故事，告诉我一些讲故事的技巧，眼里饱含款款深情。我不负她的期望，先是赢得校园奖项，晋级到县级比赛，最后凭借一篇《猴子捞月亮》获得县一等奖。
这天母亲喜极而泣，作为奖励，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别人家的玉米刚从地里拉回家，母亲已经把玉米粒全部掰下来，装进袋子，整齐地排在堂屋里。她常在堂屋里踱步，摸着袋子里鼓胀胀的玉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家只有三间破败的砖瓦房，空间狭隘逼仄，我睡在里屋能听到她缓慢轻盈的踱步声。尚不知那是她对这个家最后的留恋。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会烧好晚饭等我吃。那天在饭桌上，母亲问我：“想不想跟妈妈去四川的外婆家看看？”我摇摇头。我不喜欢四川，据她说，那里四面环山，也没有集市，那里的孩子也很少读书。
这不是她对我的唯一一次暗示。夜里，我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声音很小，睡眼朦胧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只是紧紧抱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醒来，她向往常一样给我做早饭，却很反常地送我上学。我家离学校很近，以往都是我自己走去学校，这是她第一次送我，也是最后一次。
傍晚放学，我到家就听到奶奶一直骂。“臭不要脸的，嫌弃我们家穷，屁股一撅，就跟人跑了。”
我恍然明白些什么，但依旧不敢相信奶奶的话，哭得撕心裂肺。我觉得母亲不会走，她怎么舍得丢下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去上学，坐在门槛上等，从白天等到黑夜。一天，两天，三天，始终不见母亲的踪影。
从此母亲的形象便像井里的月亮般，存在于我记忆中，永远难以打捞上来。农村贫穷的原罪，母亲以逃离对其做出反抗。
像母亲这类逃离农村婆家的女人，有个名号叫“妻跑族”。通常是指一些女性收了男方的彩礼，嫁到男方家里，生完孩子就跑路的女性群体。这种定义过于片面，往往会掩盖一些事实。
镇江句容虽属于苏南，但并不富裕，大部分土地都不靠着长江，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依然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永兴村历代都靠种水稻和玉米为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全国，种田成了落伍的事，且越来越难以养活家庭。
图 | 村里的稻田
九十年代，北上的热潮席卷而来，男人们一个带一个，鱼贯而出地前往北京打工，干得多是工地活。当时父亲正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头两年，他用挣的钱通过特定渠道从四川买来母亲。往后，按他的话说，挣钱是想把家里破败的砖瓦房，换成大平房。
我出生后，父亲无暇照看，每年只回一次家，把教育我的责任全都交给母亲。她凭借仅有两年的学历，教会我认字、读课本。在她看来，读书很重要，常跟我说：“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会去读书的。”
记忆中母亲心灵手巧，我身上的毛衣、布鞋都是她做的。因为四川口音重，村里人称她为“侉子”，奶奶起初并不待见她，觉得她一个“侉子”能干什么活。但在父亲打工的那些年，母亲除了在地里忙活，还养了三头猪，都长得肥头大耳。
母亲似乎想为自己争口气，拼命干活，即使农闲时手里也不闲着，纳鞋底、织毛衣、编竹筐。炎热的夏季，当村里人都在树荫下打麻将时，她路过连看都不看一眼，回家继续干手上的针线活。她的勤劳赢得奶奶的尊重，两人几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
一年又一年，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精神却无所寄托。父亲的大平房也始终没盖起来。也许她逃离的原因并非是贫穷，而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那些年，从外地嫁到我们永兴村女人有数十位，加入“妻跑族”群体的也有近十位。她们来时无不幻想在这过上富裕生活，走时难免会有牵挂，但依旧也不顾一切。
王春艳是四川人，通过婚介人嫁给我们村的胥有才，彩礼仅一万块钱。
她四川老家有“换婚”的习俗，很多家庭因为贫困，儿子娶不上媳妇，就多生几个女儿。然后这家女儿嫁到那家，那家的女儿再嫁过来，这样一娶一嫁，便省去很多彩礼钱。王春艳有个弟弟，到了结婚的年纪，她也难逃当地换婚习俗的裹挟。
她曾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带打过工，接触过一些收入层次较高的人，想法和觉悟一向比村里同龄人高。她和家里人闹翻，心里拗着一股劲，只要不换婚，嫁谁都行。
虽然这样想，她心里也在做一番挑选。在她打工的那几年，听说苏南地区生活富裕，至少比自己四川老家强，便通过婚介人嫁到永兴村。事实证明，嫁到永兴村不仅是另一种执拗，也是一个有欠考虑的选择。
王春艳长相中规中矩，算不上漂亮，全身上下都透着男子般的壮实和气概，做起事来也利索干净。胥有才三十多岁，因为体弱多病，没做过什么体力活，不能外出打工，平时跟着村里的大娘们在田间劳作，靠卖稻谷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生性要强的王春艳，多次劝说胥有才去外面闯一闯，一个大男人整天围在女人堆里，就算混一辈子也混不出个名堂。胥有才不拒绝，也不同意，二人的关系产生裂隙。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新生命意味着新希望，也意味更多的投入，几亩薄田实在难以为继。
一种生存的紧迫感，逼着王春艳继续对胥有才施压，威胁他说：“去大城市打工吧，身体不好可以干点轻便的活，怎么也比种田强，你要是不出去，我就自己出去。”优柔寡断的胥有才继续沉默着，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女人为何如此急迫，结婚以来两人的思想就从未在过一个频道。
王春艳没再给他机会，收拾好行囊，沿着乡间小道头也没回地往村外走。丢下荒凉的农田、破败的房屋，她的脚步穿越丘陵，走向外面的世界。
图 | 乡间小道
成双出生于四川绵阳，天生腿瘸，嫁给了我们村的孙阿根。孙阿根家虽然穷，只花八千块彩礼，在成双眼里他至少是个肢体健全的人。
并非没人为她介绍对象，只是她眼眶子高，看不上残疾人。“每天不是瞎子，就是聋子，我不就是腿不好，偏不信嫁不了一个完整的人。”经几波人介绍，她才结识了孙阿根。
婚后成双生活并不好过，她干不了体力活，每天只能给一家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婆婆对此非常不满，乘着孙阿根出去做工的空隙，经常训斥她。
最狠的一次是成双上茅房时，婆婆厌恶她走路慢悠悠的样子，一脚把她踹进了茅坑。她扑通好久才爬上来，臭气哄哄，从头到脚一身污秽。
成双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她原以为自己的残疾可以抵消婆家的贫穷，谁也不亏欠谁。这次事件让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婆家获得平等对待。
她给四川老家的父母打电话，父母连夜赶来。阿根替母亲道歉，发誓以后愿意为成双当牛做马，好好照顾她一辈子。娘家人见他信誓旦旦的样子，也不便追究什么。可村里的明白人都知道，阿根不可能好好服侍一个残疾人，他只是想让成双为他生个一儿半女。
一家人和和气气过了大半年，成双怀孕，婆婆好吃好喝地供着她，鸡鱼肉蛋赊账也要买，从未间断过。直到孩子出生，婆婆原形毕露，连一天都懒得装下去。她眼里对孩子充满多少爱意，就对成双充满多少厌恶，话里话外总是挖苦成双没有一双好腿。成双常常坐在门口，一边用搓衣板洗衣服，一边落泪，孩子在屋里哭得哇哇叫。
孩子五岁那年，她心里的积怨到达顶点，偷偷把娘家哥喊来，跟孩子说：“要不要去街上，舅舅来了，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这天阿根去做工，家里只有婆婆。村里人看到孩子一路上唱跳着，说舅舅带他去吃大鱼大肉了，奶奶从后面追赶上来，拉着孙子的袖子死也不放，嘴里哭喊着：“你个没良心的，要走把孩子留下。”最后袖子断了，老人跌倒在地。
成双就这样带着孩子离开村子，逃离这个让她屈辱数年的地方。此后阿根不再干活，成天游荡，见人就笑，脑子已经不正常。
逃离的人也许能够幸福，而留下的人注定悲惨。
前些年，我们还经常看见王春艳拎着大包小包回来，里面是给孩子买的衣服和零食。走出去的王春艳像是变了个人，穿得好了，眉毛变得又细又长，腰肢线条明显。
村里的大娘嘲弄胥有才：“你媳妇已经不像以前了，可你还是你，怎么驾驭得了？”胥有才只能默不作声。此后王春艳再没回来过。村里人都知道，她在外边有人了。胥有才对此也不说什么，依然过着一尘不变的生活，每天在田间劳作，儿子常常坐在一旁玩耍。
傍晚回去的路上，父子二人拖拽着一长一短的影子，缓缓前行。
我母亲走后，父亲很快从北京赶回来，一进村就被告知，他媳妇被娘家人带走了。理由是要改嫁，苦日子过不下去了。父亲撑着沉重的身体，到家就瘫在地上。他没了老婆，我没了妈妈，生活的重量堪比工地上数百斤的水泥石板，将他压垮。
情绪一时无处宣泄，他坐在地上，狠狠地看着我：“留个赔钱货给我，自己甩屁股走了。”我站在门边，惊慌失措，对父亲心生恐惧。
农村是个环境闭塞、物质流通缓慢的场域，唯独消息能够迅速传播，留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像往常一样上学，坐在班里的座位上，听到身后的同学悄悄说：“你们知道吗，小妍的“侉子”娘跟人跑了。”
这种事情频频发生，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跟那个同学扭打在一起。事后父亲被叫到学校，冲我骂道：“你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给我惹事，跟你那下三滥的娘一样。”这样的言辞看似在责骂我，实则是站在道德的高点辱骂母亲。
父亲的精神逐渐有些失常。
母亲走后，这个家全靠奶奶支撑。外面鞭炮声连连，同龄的孩子唱着歌谣到处走村串户，甜甜地喊声“伯父伯母新年快乐”，就能换来一大包零食。
我在灶堂生火，奶奶简单做了两个菜。祭祖时，父亲突然走到堂前，把香灰打了一地。“祭祖祭祖，有什么用，人都全祭跑了。”然后是一阵噼里啪啦声，桌子和碗筷全都砸向地面，与外面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
乡邻们听到动静，村长带着几个汉子过来，说我爸精神病又犯了，得赶紧送去医院。他们用铁链把父亲栓起来，拽上了拖拉机，像拖牲口一样。父亲在挣扎，脸上青筋爆出，我死死抱住他，不让他们碰。
奶奶拿着扫把过来轰走他们。“你们走，都给我走，我们不去医院，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那帮人离开时撂下狠话，如果再威胁到乡邻们，他们就不再客气。
家里恢复安静，父亲偎在奶奶怀里哭了。“小妍娘还回来的吧？她知道我想她的吧？”“知道，知道，她会回来的。”我站在两米外的地方看着他，没有靠近，也不敢走远，生怕他也会离我而去。
接下来的几年，我经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乡村小路上，望着远方，眼神迷离。远方每出现一个人，他都会步履匆匆地上前迎接。
成年以后，我常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也会去读书的。”也许，母亲离开村子后，又进入学校，上完学，再嫁人，过上了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