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讲话。（2013年3月5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逾30年传统被终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摄于周一。 Florence Lo/Reuters
中国政府周一宣布，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结束了一个长达30年的传统。总理记者会曾是让记者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沟通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这项决定是在全国人大今年的闭门会议开幕前一天宣布的，对许多观察人士来说，这是中国的信息越来越不透明的又一迹象，尽管政府号称要致力于提高透明度，营造友好的商业环境。
该决定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如何巩固权力的，他将所有其他官员，包括负责政府各部委的国务院总理——中国的二号人物——降到了让人更少看见的地位。外界普遍认为，现任总理李强去年升任这个职位是因为他对习近平忠诚。
“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有关今年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娄勤俭没有给出有关这一决定的细节，只是说人大会期间将有更多与更低级别官员交流的问答会。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审查员们密切控制关于这个变化的讨论。许多官方新闻报道的评论都已关闭。在广为使用的微博平台上，用官方宣布这个消息时使用的语言“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进行搜索，得到的是出错提示：“抱歉，该内容无法显示。”
自1993年以来，中国总理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举行记者会。尽管总理回答问题时很少偏离官方说法，但这是让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向高层领导人直接提问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以前的记者会上，记者问总理的问题包括北京的蔬菜价格、侵犯人权的指称，以及直接选举的可能性。2012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记者会；记者们问了关于藏人自焚抗议中国统治，以及被政治丑闻围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问题。
记者会的次日，薄熙来被免职，他后来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并被判刑。
被逮捕后的中国官员薄熙来，摄于2013年。 Feng Li/Getty Images
中国官员曾把这些交流视为中国日益开放的证据。
“总会有记者提出敏感、刁钻的问题，而总理一次次用自信、睿智、幽默化解，”社交媒体上转载的全国人大官方账号描写2018年总理记者会的文章写道。文章还说，总理记者会“已成为观察中国开放和透明的重要窗口之一。世界各国都能从中触摸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脉动”。
但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加强了对新闻和言论的控制。就连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那是总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变得越来越有限，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总理记者会也变得越来越照本宣科。虽然记者的问题早就需要经过事先审查，但提敏感问题的空间已减少。
总理本身的角色也大大削弱。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第一位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相对自由派，他曾主张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李克强用异常严酷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当时中国正在宣传已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成功。李克强的话成了头条新闻。在那年的总理记者会上，他说，仍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但随着习近平提拔被认为对自己更忠诚的助手，更多地强调安全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增长，李克强在担任总理的十年里影响力不断减弱。李克强已在去年3月卸任，由现任总理、习近平的前助手李强接替。李克强去年10月因心脏病去世。
去年的全国人大结束后，李强在记者会上表示要支持民营企业，当时人们对中国经济从实施了三年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后的恢复感到担忧。但他在记者会上多次引述习近平的说法，并未给出支持民营企业的具体措施。那是李强当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现在看来很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场。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李强基本上比他的前任更加低调。他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更少，据官媒报道，他出国时乘坐包机，而不是以前的总理出国时乘坐的为高级官员准备的专机。
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说，取消总理记者会将进一步降低总理的可见度。这“有助于牢固确立这样一个观念：除了习近平的领导之外别无选择”，牛犇说。
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讲话。（2013年3月5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逾30年传统被终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摄于周一。 Florence Lo/Reuters
中国政府周一宣布，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结束了一个长达30年的传统。总理记者会曾是让记者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沟通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这项决定是在全国人大今年的闭门会议开幕前一天宣布的，对许多观察人士来说，这是中国的信息越来越不透明的又一迹象，尽管政府号称要致力于提高透明度，营造友好的商业环境。
该决定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如何巩固权力的，他将所有其他官员，包括负责政府各部委的国务院总理——中国的二号人物——降到了让人更少看见的地位。外界普遍认为，现任总理李强去年升任这个职位是因为他对习近平忠诚。
“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有关今年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娄勤俭没有给出有关这一决定的细节，只是说人大会期间将有更多与更低级别官员交流的问答会。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审查员们密切控制关于这个变化的讨论。许多官方新闻报道的评论都已关闭。在广为使用的微博平台上，用官方宣布这个消息时使用的语言“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进行搜索，得到的是出错提示：“抱歉，该内容无法显示。”
自1993年以来，中国总理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举行记者会。尽管总理回答问题时很少偏离官方说法，但这是让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向高层领导人直接提问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以前的记者会上，记者问总理的问题包括北京的蔬菜价格、侵犯人权的指称，以及直接选举的可能性。2012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记者会；记者们问了关于藏人自焚抗议中国统治，以及被政治丑闻围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问题。
记者会的次日，薄熙来被免职，他后来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并被判刑。
被逮捕后的中国官员薄熙来，摄于2013年。 Feng Li/Getty Images
中国官员曾把这些交流视为中国日益开放的证据。
“总会有记者提出敏感、刁钻的问题，而总理一次次用自信、睿智、幽默化解，”社交媒体上转载的全国人大官方账号描写2018年总理记者会的文章写道。文章还说，总理记者会“已成为观察中国开放和透明的重要窗口之一。世界各国都能从中触摸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脉动”。
但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加强了对新闻和言论的控制。就连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那是总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变得越来越有限，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总理记者会也变得越来越照本宣科。虽然记者的问题早就需要经过事先审查，但提敏感问题的空间已减少。
总理本身的角色也大大削弱。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第一位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相对自由派，他曾主张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李克强用异常严酷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当时中国正在宣传已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成功。李克强的话成了头条新闻。在那年的总理记者会上，他说，仍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但随着习近平提拔被认为对自己更忠诚的助手，更多地强调安全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增长，李克强在担任总理的十年里影响力不断减弱。李克强已在去年3月卸任，由现任总理、习近平的前助手李强接替。李克强去年10月因心脏病去世。
去年的全国人大结束后，李强在记者会上表示要支持民营企业，当时人们对中国经济从实施了三年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后的恢复感到担忧。但他在记者会上多次引述习近平的说法，并未给出支持民营企业的具体措施。那是李强当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现在看来很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场。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李强基本上比他的前任更加低调。他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更少，据官媒报道，他出国时乘坐包机，而不是以前的总理出国时乘坐的为高级官员准备的专机。
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说，取消总理记者会将进一步降低总理的可见度。这“有助于牢固确立这样一个观念：除了习近平的领导之外别无选择”，牛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