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自认为比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党首的“一锤定音”之下，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显示：从17年前的萨斯到如今的武汉肺炎，既无体现执政党爱护国民生命之“初心”，无端染病的人和家属更不能指望听到党首的“一锤定音”，因为党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在疫情之初主要用在封锁消息之上。 所谓的“武汉肺炎“第一例病例从去年12月上旬就发生，之后官方公布的病例不多，显示病情似乎发展不快。直到1月19日，中国都未通报武汉市以外的确诊或疑似病例。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9日还声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该说法也在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的最新公告中被确认。 但时隔一天，官方调门急转，中央专家组来武汉了，承认“人传人”，病例数字也突然攀升。显示疫情在中国的扩散，绝非之前官方公布的那么轻描淡写。 而从去年年末起，网络上对疫情讨论已经持续不断。今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8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被公安机关传唤，虽未说明“谣言”的内容，但种种信息显示就是一些有朋友家人生病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官方在治病防病上无可奈何，和所有人相关的疫情信息也不发布，还不许知道一点点的人说一说，难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事就是不许人说话吗？ 当时，有微博大V留言：“汶川地震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北京非典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武汉肺炎又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们首先想到的永远不会是调查真相和原因、做好救治防范，你们永远最先做的永远都是抓人和控制舆论，能要点脸吗？” 还有报道：就在疫情发展的1月19日，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粉饰太平，在武汉百步亭社区竟然举行了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包含13986道菜品的“第20届万家宴”。武汉市文旅局近日也宣布：从1月20日启动中国新年活动，免费送出20万张“文旅惠民劵”，成功预约者可于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参观黄鹤楼等武汉全市30个景区。这些“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公共行为立即遭到武汉市民的吐槽。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用在封锁信息和粉饰太平方面还是相当好使的，还在传染病诊断和确诊系统之上，集中力量追求的却是繁琐而不是效率。据报道：一位不具名的广东省卫生官员证实，当局要求所有医生都遵循耗时多日的“三步确认协议”，否则不可公开宣布确诊病例。而到了1月12日，中国才将基因组序列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用两天的时间生成诊断检测试剂盒、再分发给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广东省通报的一宗案件，一名66岁的男子在去武汉后于1月3日在深圳开始出现发烧症状。他于第二天到医院就诊，一周后被隔离。但是直到这周日（19日），该名患者才被确认感染武汉肺炎病毒。 此外武汉传出的未核实信息还显示：有武汉居民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图像，并描述了周一晚上深夜医院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排长队，但这些患者都没有被要求接受冠状病毒检测。也有人透露他所在的武汉医院里很多很多疑似病人还没有被确诊，等待确诊的都是一个月前入院的病人，昨天才开始加速排查。这些信息都令人怀疑：目前公布的武汉患病人数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英国《卫报》1月21日的一则报导还引发对武汉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6人的质疑，该报道说：1月12日，家住武汉的黄先生的母亲因发烧和咳嗽被送进一家医院检查。当时，一种奇怪的新病毒已经被报导，染病者具有类似症状，而且医院工作人员也都穿着全副武装的生化防护套装。但是，医院却没有让黄母接受这种神秘病毒的检测，也未将她与其他患者隔离。两天后的14日，黄母的情况变得更糟，一度陷入失去意识状态。CT扫描显示，她的肺部布满了白色小结节。15日晚，黄的哥哥和父亲亲眼看到黄母去世，黄母从住院到死亡只有4天时间。 医院随后给出的官方死亡原因是严重肺炎。两名医生私下告诉家人，黄母可能感染了最新的神秘病毒，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文件给黄家。随后，医院施压家人，在几小时内立即火化掩埋，殡仪馆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该个案显示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也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十多年前萨斯（SARS）后建立的一套所谓严格检测和报告系统，现在显示出可能是一套繁琐和延误确诊时间和降低病例计数的系统。自然引发外界对中国官方传染病报告系统健全性，以及官员是否愿意公布肺炎信息的质疑。如果医院并不筛查病毒， 实际疫情将远高于官方数字。 香港资深评论家林保华（凌锋）1月20日刊文指，由于“党领导一切”，所以当中国出现各种瘟疫时，不是专业来决定如何防疫，而是中宣部来领导防疫，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2003年的萨斯（SARS）是这样，最近的武汉肺炎（“楚瘟”）也是如此。
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自认为比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党首的“一锤定音”之下，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显示：从17年前的萨斯到如今的武汉肺炎，既无体现执政党爱护国民生命之“初心”，无端染病的人和家属更不能指望听到党首的“一锤定音”，因为党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在疫情之初主要用在封锁消息之上。
所谓的“武汉肺炎“第一例病例从去年12月上旬就发生，之后官方公布的病例不多，显示病情似乎发展不快。直到1月19日，中国都未通报武汉市以外的确诊或疑似病例。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9日还声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该说法也在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的最新公告中被确认。
但时隔一天，官方调门急转，中央专家组来武汉了，承认“人传人”，病例数字也突然攀升。显示疫情在中国的扩散，绝非之前官方公布的那么轻描淡写。
而从去年年末起，网络上对疫情讨论已经持续不断。今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8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被公安机关传唤，虽未说明“谣言”的内容，但种种信息显示就是一些有朋友家人生病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官方在治病防病上无可奈何，和所有人相关的疫情信息也不发布，还不许知道一点点的人说一说，难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事就是不许人说话吗？
当时，有微博大V留言：“汶川地震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北京非典时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武汉肺炎又抓散布不实信息的人，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们首先想到的永远不会是调查真相和原因、做好救治防范，你们永远最先做的永远都是抓人和控制舆论，能要点脸吗？”
还有报道：就在疫情发展的1月19日，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粉饰太平，在武汉百步亭社区竟然举行了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包含13986道菜品的“第20届万家宴”。武汉市文旅局近日也宣布：从1月20日启动中国新年活动，免费送出20万张“文旅惠民劵”，成功预约者可于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参观黄鹤楼等武汉全市30个景区。这些“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公共行为立即遭到武汉市民的吐槽。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领，用在封锁信息和粉饰太平方面还是相当好使的，还在传染病诊断和确诊系统之上，集中力量追求的却是繁琐而不是效率。据报道：一位不具名的广东省卫生官员证实，当局要求所有医生都遵循耗时多日的“三步确认协议”，否则不可公开宣布确诊病例。而到了1月12日，中国才将基因组序列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用两天的时间生成诊断检测试剂盒、再分发给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
广东省通报的一宗案件，一名66岁的男子在去武汉后于1月3日在深圳开始出现发烧症状。他于第二天到医院就诊，一周后被隔离。但是直到这周日（19日），该名患者才被确认感染武汉肺炎病毒。
此外武汉传出的未核实信息还显示：有武汉居民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图像，并描述了周一晚上深夜医院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排长队，但这些患者都没有被要求接受冠状病毒检测。也有人透露他所在的武汉医院里很多很多疑似病人还没有被确诊，等待确诊的都是一个月前入院的病人，昨天才开始加速排查。这些信息都令人怀疑：目前公布的武汉患病人数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英国《卫报》1月21日的一则报导还引发对武汉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6人的质疑，该报道说：1月12日，家住武汉的黄先生的母亲因发烧和咳嗽被送进一家医院检查。当时，一种奇怪的新病毒已经被报导，染病者具有类似症状，而且医院工作人员也都穿着全副武装的生化防护套装。但是，医院却没有让黄母接受这种神秘病毒的检测，也未将她与其他患者隔离。两天后的14日，黄母的情况变得更糟，一度陷入失去意识状态。CT扫描显示，她的肺部布满了白色小结节。15日晚，黄的哥哥和父亲亲眼看到黄母去世，黄母从住院到死亡只有4天时间。
医院随后给出的官方死亡原因是严重肺炎。两名医生私下告诉家人，黄母可能感染了最新的神秘病毒，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文件给黄家。随后，医院施压家人，在几小时内立即火化掩埋，殡仪馆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该个案显示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也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十多年前萨斯（SARS）后建立的一套所谓严格检测和报告系统，现在显示出可能是一套繁琐和延误确诊时间和降低病例计数的系统。自然引发外界对中国官方传染病报告系统健全性，以及官员是否愿意公布肺炎信息的质疑。如果医院并不筛查病毒， 实际疫情将远高于官方数字。
香港资深评论家林保华（凌锋）1月20日刊文指，由于“党领导一切”，所以当中国出现各种瘟疫时，不是专业来决定如何防疫，而是中宣部来领导防疫，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2003年的萨斯（SARS）是这样，最近的武汉肺炎（“楚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