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受全球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空气环境污染导致中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AFP）
中国政府周三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有环境官员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并指出中国已经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减排目标，基本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本台记者家傲采访了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Turner)，分析中国当前碳减排工作的形势。
记者：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周三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8年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已经提前达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您对这样的成就怎么看？
吴岚：我认为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三年前，中国在签署《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而且实现了这些承诺。不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注意到，自从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宣布对污染“宣战”，政府正在加快转移市内煤电产业、提高产业效率,并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资。
美国华盛顿“环境法研究所”（ELI）3月27日就中国的垃圾治理问题举办研讨会。左一为美国环境法研究所（ELI）律师、中国项目主任刘卓识，中为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L.Turner），右一为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李逸飞。（林坪摄影）
因此，从一方面来说，这些成就相当出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北京当局的政策执行速度出奇的快。
不过，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你看，中国已经达成了环境治理方面的二、三十个目标。但就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北京当局在出台更彻底的措施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这有些让人担心。
记者：京津冀地区2017年开始强推“煤改气”工程，导致一些民众因工程未完成或“缺气”等原因失去供暖挨冻。环保部下发“特急”文件，让民众以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表示煤改气工程未完成的可继续沿用燃煤取暖方式。您认为在碳减排方面，政府应该怎样把握平衡呢？
吴岚：这个平衡很难找到。事实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中国政府有能力实行“环境威权主义”(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当政府希望减少碳排放时，地方官员的响应速度很快。但我们明显看得出，对那些在北方受冻的可怜市民来说，政府并没有考虑周全。当他们在基层的执行速度太快，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煤改气下供应不足 武汉天然气每户限购150立方米。（武汉节能协会网站）
实际上，还有些挑战比这个更严峻。在过去几年当中，有大概两三百万的煤炭工人失去了工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对污染“宣战”，另一个是工业生产自动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政府无法快速帮助失业工人再就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允许下，对煤炭资源重新产生了更多的依赖。
记者：中国正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球范围内，目前只有欧盟的碳市场是最为完善的。在您看来，中国碳市场的前景如何，对碳减排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吴岚：政府正在一步一步来。中国当局本来计划在去年启动全国碳排放市场，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动静。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多个省市开展了碳交易试点项目。我认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有不错的潜力，但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政府将首先在发电行业建设碳交易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碳交易市场将会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市场，而非一个自由市场。
2017年12月15日，山西临汾市居民抗先生埋怨“煤改气”使生活质量下降，由于热源不足，严冬仅能靠小型暖风机取暖。（照片由临汾市居民抗先生提供)
政府最初只允许发电企业进入这个市场，这表明政府监管力度仍然很强，而并未允许自由市场交易。可能在一些地方，这些碳交易市场仍然局限于当地。运营这个市场很复杂，因为中国实在很大。政府建设碳交易市场是一大进步，但这只是当局需要持续发力的众多环境工作当中的一个而已。
记者：在碳减排领域，中国政府还应采取哪些措施？
吴岚：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应该竭力发展碳交易市场，使其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自由市场。当局可能也需要给煤转化产业踩踩刹车，因为如果不对煤转化进行约束，它只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退步，比如允许一些钢厂、水泥厂重新开工，而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吴岚：不客气。
中国是受全球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空气环境污染导致中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AFP）
中国政府周三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有环境官员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并指出中国已经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减排目标，基本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本台记者家傲采访了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Turner)，分析中国当前碳减排工作的形势。
记者：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周三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8年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已经提前达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您对这样的成就怎么看？
吴岚：我认为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三年前，中国在签署《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而且实现了这些承诺。不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注意到，自从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宣布对污染“宣战”，政府正在加快转移市内煤电产业、提高产业效率,并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资。
美国华盛顿“环境法研究所”（ELI）3月27日就中国的垃圾治理问题举办研讨会。左一为美国环境法研究所（ELI）律师、中国项目主任刘卓识，中为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岚（Jennifer L.Turner），右一为上海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李逸飞。（林坪摄影）
因此，从一方面来说，这些成就相当出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北京当局的政策执行速度出奇的快。
不过，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你看，中国已经达成了环境治理方面的二、三十个目标。但就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北京当局在出台更彻底的措施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这有些让人担心。
记者：京津冀地区2017年开始强推“煤改气”工程，导致一些民众因工程未完成或“缺气”等原因失去供暖挨冻。环保部下发“特急”文件，让民众以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表示煤改气工程未完成的可继续沿用燃煤取暖方式。您认为在碳减排方面，政府应该怎样把握平衡呢？
吴岚：这个平衡很难找到。事实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中国政府有能力实行“环境威权主义”(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当政府希望减少碳排放时，地方官员的响应速度很快。但我们明显看得出，对那些在北方受冻的可怜市民来说，政府并没有考虑周全。当他们在基层的执行速度太快，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煤改气下供应不足 武汉天然气每户限购150立方米。（武汉节能协会网站）
实际上，还有些挑战比这个更严峻。在过去几年当中，有大概两三百万的煤炭工人失去了工作。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对污染“宣战”，另一个是工业生产自动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政府无法快速帮助失业工人再就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允许下，对煤炭资源重新产生了更多的依赖。
记者：中国正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球范围内，目前只有欧盟的碳市场是最为完善的。在您看来，中国碳市场的前景如何，对碳减排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吴岚：政府正在一步一步来。中国当局本来计划在去年启动全国碳排放市场，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动静。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多个省市开展了碳交易试点项目。我认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有不错的潜力，但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政府将首先在发电行业建设碳交易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碳交易市场将会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市场，而非一个自由市场。
2017年12月15日，山西临汾市居民抗先生埋怨“煤改气”使生活质量下降，由于热源不足，严冬仅能靠小型暖风机取暖。（照片由临汾市居民抗先生提供)
政府最初只允许发电企业进入这个市场，这表明政府监管力度仍然很强，而并未允许自由市场交易。可能在一些地方，这些碳交易市场仍然局限于当地。运营这个市场很复杂，因为中国实在很大。政府建设碳交易市场是一大进步，但这只是当局需要持续发力的众多环境工作当中的一个而已。
记者：在碳减排领域，中国政府还应采取哪些措施？
吴岚：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应该竭力发展碳交易市场，使其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自由市场。当局可能也需要给煤转化产业踩踩刹车，因为如果不对煤转化进行约束，它只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退步，比如允许一些钢厂、水泥厂重新开工，而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吴岚：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