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冠疫情（COVID-19）防治期间，尽管上海政府展现出了一定的行政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在基层的治理效果却不理想，一方面基层治理人员因持久高负荷运转而陷入疲劳战，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却引发了诸多争议，陷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林尚立所说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局面，而这种困境也基本上是中国行政治理模式的困境，值得深入反思。
上海疫情防控政策从最初的3月份表示不封城，到后来的局部封城，再到现在的全域静态管理，一路走来防控强度不断升级，两千多万的上海市民都在配合政府的防控，现在上海每日新增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在下降，政府也确立了从22日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但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的次生灾害在当地随处可见。不少上海市民近日表示，他们的生活物资严重匮乏，政府迟迟没有配送，在网上也时常抢不到菜；另据网民曝光，多名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因被当地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由拒诊而去世；上海政府还表示，只有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才可以与染疫子女同住在儿童区域进行陪护，引发医学人士对防疫“骨肉分离”政策的强烈质疑，之后上海市才逐步完善了“亲子方舱”模式，允许家长陪伴孩子住院隔离。
政府管理为防疫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不管是在组织全天的核酸检测，还是方舱医院的建设，生活物资的调配，都显示了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高效。但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压力，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抱怨已不堪煎熬，甚至如上海虹口区卫健委的主管官员在巨大的压力中，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与此同时，上海市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近日在社媒平台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上海多地的市民冲出小区大门抗议，还有些人与执法人员发生激烈对峙。尽管中国网络管理部门在大力封控不满声音，但网络自媒体上流传多篇视频文章，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四月之声》等，表达出了很多人对防疫措施或政府管控的不满。
上海可以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天花板，为何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却如此狼狈？上海疫情失控的根源是什么？或许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林尚立在多年前提出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判断能够说明其中问题。
2022年4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抗疫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发放生活物资。（视觉中国）
林尚立认为，政府行政有效，基层治理却不一定有效。他认为良好的治理需要国家、政府、社会、民众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然后建构出一个共同生长的空间。治理一定要是两维的，一维是政府，另一维是社会。如果只有政府管理，没有社会参与，这种治理模式即便暂时有效，但也一定存在缺陷，造成所谓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局面。
以上海疫情防控来说，社区居委会、基层防疫人员都属于政府防控疫情的行政“末梢”，属于政府行政管控力量，但这套庞大的基层组织却与居民自治系统完全隔离，政府管控中很少社会参与和市场力量的参与，甚至刻意将原本存在于衣食住行生活领域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排斥出去，导致政府看似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行政非常有条不紊，但却完全无法满足社会居民的现实生活需求，却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这从疫情封控期间无数上海市民陷入抢菜难、吃饭难的处境可见一斑。原本的商业超市、网络购物平台、卖菜平台、外卖网络、快递网络，全部被政府防疫掐断，而代之以政府临时组织起来的社区配送。一方面政府并不擅长，另一方面人手不够，导致大量物资积压配发不出去，而百姓却在那里挨饿。
再比如，上海疫情期间物流问题，各地打着防疫的旗号，层层加码设立了成千上万的关卡、检查，让货运成为一个灾难，无数司机被困高速公路，供应链几乎中断。之后，从中央政府、多个部委到上海政府出台了多个协调措施，整顿各地的检查站出行制度，但落实到基层，效果却大打折扣。再比如，上海市有政策要求，医院不得因新冠检测报告拒绝收治急需救治的病人，但据媒体报道仍有不少病人被医院拒收或拖延治疗，甚至出现几起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的案例。
这些案例中，都显示了政府在行政系统层面的强力有效，但在行政力量投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上，却频频失效。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
这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政府显示了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但社会层面却反馈效果不佳。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把所有的组织力量都聚集在自己手中，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被压制或排斥出去，一旦发生不良事件，民众就会有很多不解、不满，甚至敌对情绪。这都因为政府的管控能力强势和社会层面的自我协调能力不够，造成了不平衡。
上海疫情中暴露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在此前武汉、西安等地封城中也出现过，这不是一个个例，需要深入检讨反思。且不论中国的“动态清零，精准防控”政策本身如何，即便是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也应加大社会和市场力量的进入，不然由于中国行政体制层面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缺陷，也会让疫情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月之声、“上海人忍耐已到极限”：官民沟通再成中国焦点
以片段剪辑上海三月以来的防疫乱象之视频“四月之声”，在遭到删除后爆火，对上海防疫乱象不满已久的民情被点燃。防疫两年多来，此刻中国舆论场对防疫模式的争辩，前所未有地对立与尖锐。
中国官方定调动态清零，但其实人们讨论的焦点已经不是“动态清零不好”，而是产生的次伤害问题在过去两年来，没有得到解决。
最激起民愤的次伤害，除了物资配送问题，就是医院就诊问题。
几个月前西安爆发疫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诿群众就医。结果上海疫情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需要做血透的病人、哮喘护士、突发疾病的年长者……就医无门，几次跃上社交媒体热搜。4月24日，上海官方强调已增加多个急诊就医点，保障急救绿色通道畅通。
然而此刻已经封城近一个月的上海，各区政策不一、甚至不同小区都会有不同情况，有些问题被解决、许多问题仍然发生，在普遍对政府防疫失望之下真假消息充斥，民间怨气上升。
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居民区，工作人员将消杀完的物资转运至居民楼。（新华社）
在“四月之声”爆火之前，四月中旬，一篇名为《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的文章广为流传，随后又出了一篇爆款文章《上海人的忍耐远远没有到极限》。两篇文章大同小异，都是在诉说为何上海会如此、上海人还得再忍受多久无止境的封锁？
但这两篇文章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百万的阅读量。
这两篇文章底下的热门留言，都出现了“谁删除，删的人阳性”、“谁删谁去方舱”，甚至是“谁删谁不得好死”之类的极端情绪——这样的留言“格式”也出现在了之后爆火的“四月之声”中。
也就是当前上海防疫的问题，已经分成两大块：一，民生问题。比如恶劣的过期物资、物资价格被炒高、就医等等；二，官方对民间情绪的沟通与疏导问题。
这两大块问题由于一直没有被妥善处理，整个融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如“动态清零变成动态清阴（动态清除阴性）”这样的声音，乃至将问题上升到“整体防疫路线错误”。
如果说，民生问题挑战的是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能力；挑战的是社区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挑战的是基层官员的调度能力。那么，民间情绪的沟通和疏导问题，就直指痛处：正规媒体的“正能量”，在发布会上念稿的官员，看在民众眼中是什么滋味？
当被视为“理应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未能解决问题，而自媒体上反映民众心情的文章屡屡遭到删除，民众又如何能平息怨怼？
中西方制度的好与坏、西方媒体与“境外势力”、“大局要稳”的维稳思维，这些内外部因素夹杂在一起，舆论管控自然成为一个复杂的议题。民众一方面不是不能谅解政府的“稳定大局”，但另一方面也想抒发情绪，正如过去李文亮事件时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民众自然是“既要又要”。想保住家中老人不确诊，也想经济和日常生活能运行，但这本来就是百姓的正常诉求，也并不只是中国老百姓如此。所有政府在疫情面前，都会面临如何稳住经济民生、医疗资源如何分配、如何解决民众怨言之局面。
谁都知道“要从整个十三亿人的利益，来看防疫大局”，但民生问题，国之根本。
既要解决问题，也要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政府有意识到问题”，这当中除了能力、更有官民之间的沟通。有大陆媒体人说“中国政府一边删帖一边解决问题”，但各种删帖，是解决问题、还是把问题升级到更高层次？
在上海新冠疫情（COVID-19）防治期间，尽管上海政府展现出了一定的行政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在基层的治理效果却不理想，一方面基层治理人员因持久高负荷运转而陷入疲劳战，另一方面基层治理却引发了诸多争议，陷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林尚立所说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局面，而这种困境也基本上是中国行政治理模式的困境，值得深入反思。
上海疫情防控政策从最初的3月份表示不封城，到后来的局部封城，再到现在的全域静态管理，一路走来防控强度不断升级，两千多万的上海市民都在配合政府的防控，现在上海每日新增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在下降，政府也确立了从22日起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但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的次生灾害在当地随处可见。不少上海市民近日表示，他们的生活物资严重匮乏，政府迟迟没有配送，在网上也时常抢不到菜；另据网民曝光，多名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因被当地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由拒诊而去世；上海政府还表示，只有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的情况下，才可以与染疫子女同住在儿童区域进行陪护，引发医学人士对防疫“骨肉分离”政策的强烈质疑，之后上海市才逐步完善了“亲子方舱”模式，允许家长陪伴孩子住院隔离。
政府管理为防疫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不管是在组织全天的核酸检测，还是方舱医院的建设，生活物资的调配，都显示了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高效。但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压力，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抱怨已不堪煎熬，甚至如上海虹口区卫健委的主管官员在巨大的压力中，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与此同时，上海市民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近日在社媒平台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上海多地的市民冲出小区大门抗议，还有些人与执法人员发生激烈对峙。尽管中国网络管理部门在大力封控不满声音，但网络自媒体上流传多篇视频文章，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四月之声》等，表达出了很多人对防疫措施或政府管控的不满。
上海可以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天花板，为何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却如此狼狈？上海疫情失控的根源是什么？或许复旦大学政治学者林尚立在多年前提出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判断能够说明其中问题。
2022年4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抗疫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发放生活物资。（视觉中国）
林尚立认为，政府行政有效，基层治理却不一定有效。他认为良好的治理需要国家、政府、社会、民众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然后建构出一个共同生长的空间。治理一定要是两维的，一维是政府，另一维是社会。如果只有政府管理，没有社会参与，这种治理模式即便暂时有效，但也一定存在缺陷，造成所谓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局面。
以上海疫情防控来说，社区居委会、基层防疫人员都属于政府防控疫情的行政“末梢”，属于政府行政管控力量，但这套庞大的基层组织却与居民自治系统完全隔离，政府管控中很少社会参与和市场力量的参与，甚至刻意将原本存在于衣食住行生活领域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排斥出去，导致政府看似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行政非常有条不紊，但却完全无法满足社会居民的现实生活需求，却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这从疫情封控期间无数上海市民陷入抢菜难、吃饭难的处境可见一斑。原本的商业超市、网络购物平台、卖菜平台、外卖网络、快递网络，全部被政府防疫掐断，而代之以政府临时组织起来的社区配送。一方面政府并不擅长，另一方面人手不够，导致大量物资积压配发不出去，而百姓却在那里挨饿。
再比如，上海疫情期间物流问题，各地打着防疫的旗号，层层加码设立了成千上万的关卡、检查，让货运成为一个灾难，无数司机被困高速公路，供应链几乎中断。之后，从中央政府、多个部委到上海政府出台了多个协调措施，整顿各地的检查站出行制度，但落实到基层，效果却大打折扣。再比如，上海市有政策要求，医院不得因新冠检测报告拒绝收治急需救治的病人，但据媒体报道仍有不少病人被医院拒收或拖延治疗，甚至出现几起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的案例。
这些案例中，都显示了政府在行政系统层面的强力有效，但在行政力量投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上，却频频失效。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
这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政府显示了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但社会层面却反馈效果不佳。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把所有的组织力量都聚集在自己手中，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被压制或排斥出去，一旦发生不良事件，民众就会有很多不解、不满，甚至敌对情绪。这都因为政府的管控能力强势和社会层面的自我协调能力不够，造成了不平衡。
上海疫情中暴露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在此前武汉、西安等地封城中也出现过，这不是一个个例，需要深入检讨反思。且不论中国的“动态清零，精准防控”政策本身如何，即便是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也应加大社会和市场力量的进入，不然由于中国行政体制层面的“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缺陷，也会让疫情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月之声、“上海人忍耐已到极限”：官民沟通再成中国焦点
以片段剪辑上海三月以来的防疫乱象之视频“四月之声”，在遭到删除后爆火，对上海防疫乱象不满已久的民情被点燃。防疫两年多来，此刻中国舆论场对防疫模式的争辩，前所未有地对立与尖锐。
中国官方定调动态清零，但其实人们讨论的焦点已经不是“动态清零不好”，而是产生的次伤害问题在过去两年来，没有得到解决。
最激起民愤的次伤害，除了物资配送问题，就是医院就诊问题。
几个月前西安爆发疫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诿群众就医。结果上海疫情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需要做血透的病人、哮喘护士、突发疾病的年长者……就医无门，几次跃上社交媒体热搜。4月24日，上海官方强调已增加多个急诊就医点，保障急救绿色通道畅通。
然而此刻已经封城近一个月的上海，各区政策不一、甚至不同小区都会有不同情况，有些问题被解决、许多问题仍然发生，在普遍对政府防疫失望之下真假消息充斥，民间怨气上升。
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居民区，工作人员将消杀完的物资转运至居民楼。（新华社）
在“四月之声”爆火之前，四月中旬，一篇名为《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的文章广为流传，随后又出了一篇爆款文章《上海人的忍耐远远没有到极限》。两篇文章大同小异，都是在诉说为何上海会如此、上海人还得再忍受多久无止境的封锁？
但这两篇文章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百万的阅读量。
这两篇文章底下的热门留言，都出现了“谁删除，删的人阳性”、“谁删谁去方舱”，甚至是“谁删谁不得好死”之类的极端情绪——这样的留言“格式”也出现在了之后爆火的“四月之声”中。
也就是当前上海防疫的问题，已经分成两大块：一，民生问题。比如恶劣的过期物资、物资价格被炒高、就医等等；二，官方对民间情绪的沟通与疏导问题。
这两大块问题由于一直没有被妥善处理，整个融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如“动态清零变成动态清阴（动态清除阴性）”这样的声音，乃至将问题上升到“整体防疫路线错误”。
如果说，民生问题挑战的是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能力；挑战的是社区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挑战的是基层官员的调度能力。那么，民间情绪的沟通和疏导问题，就直指痛处：正规媒体的“正能量”，在发布会上念稿的官员，看在民众眼中是什么滋味？
当被视为“理应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未能解决问题，而自媒体上反映民众心情的文章屡屡遭到删除，民众又如何能平息怨怼？
中西方制度的好与坏、西方媒体与“境外势力”、“大局要稳”的维稳思维，这些内外部因素夹杂在一起，舆论管控自然成为一个复杂的议题。民众一方面不是不能谅解政府的“稳定大局”，但另一方面也想抒发情绪，正如过去李文亮事件时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民众自然是“既要又要”。想保住家中老人不确诊，也想经济和日常生活能运行，但这本来就是百姓的正常诉求，也并不只是中国老百姓如此。所有政府在疫情面前，都会面临如何稳住经济民生、医疗资源如何分配、如何解决民众怨言之局面。
谁都知道“要从整个十三亿人的利益，来看防疫大局”，但民生问题，国之根本。
既要解决问题，也要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政府有意识到问题”，这当中除了能力、更有官民之间的沟通。有大陆媒体人说“中国政府一边删帖一边解决问题”，但各种删帖，是解决问题、还是把问题升级到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