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香港太仁慈了。英国骚乱被逮捕的最小才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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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1,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ritish riots, almost 500 of whom have been charged. 17 people were charged for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online.
英国骚乱已逮捕1000多人，其中近500人受到指控，17人因在网上传播虚假信息而被起诉。
《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沛权（右）、前署理总编辑林绍桐（左）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两人被判罪成，面临两年的刑期。
搜捕《立场新闻》（下称《立场》）办公室的那刻，《立场》前员工叶双（化名）身处现场。那天警方把署理总编辑林绍桐带回办公室搜证，那幕对于叶双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绍桐跟他们说了一些话，“叫我们帮忙看着他的家人，然后开始哭”。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他难以消化。
“当时觉得我全职记者的生涯将会在此完结，因为《立场》是一个颇理想的媒体型态，编采上有很大自由度，记者可以发挥自己所擅长的事。”他还记得，在《立场》最后营运的那一段日子，很多来自其它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都来到那里，“好像一个最后的收容所”。
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12月29日以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由拘捕《立场》七名相关人士、搜办公室那天，身为《立场》采访主任的林彦邦同样身在现场。事件发生之后，他忙着要去处理与传媒联络相关的事宜，交代《立场》的去向。
当日下午，《立场》宣布停止运作，并于晚上将网站及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全部移除。
林彦邦忆述，早在《苹果日报》停止运作之后，有近半年的时间，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到了事件发生当天，他坦言没有很明确的感觉。“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那就不需要静了下来，只去想这件事或者伤心。”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在拘捕当天下午举行记者会，指《立场》于《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不断刊登多篇煽动性文章，企图达致多个目的，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视特区政府、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引起香港居民之间的不满、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唆使他人不遵守法律或不服从合法命令。
97后首次引用煽动罪控告传媒
2021年12月29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了七名相关人士，同日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起诉《立场》母公司、前总编辑钟沛权、时任署理总编辑林绍桐，两人还押逾一年之后，分别于2022年11月及12月获准保释。
香港区域法院周四（8月29日）就《立场》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一案作出裁决，负责审理这宗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钟沛权、林绍桐、《立场》母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 罪名成立，两人面临最高两年监禁。
“立场案”于2022年10月正式开审，历时总共57日的审讯，原定于2023年10月作出裁决，经三度押后至今方有裁决。这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宗有传媒被控“煽动罪”而被提上法庭进行审讯的案件。目前另一宗正在审讯的“苹果案”，除引用国安法条款外，亦有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
过去港英政府曾用煽动罪控告左派报章，立场案是1997年后首宗有传媒被控煽动罪而被提上法庭进行审讯的案件。
煽动罪原属于《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的罪行，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由港英政府頒布的《煽動刊物條例》，1938年港英政府订立《煽动条例》，于1970年代才纳入《刑事罪行条例》。过去该条法例曾被用于控告左派人士，例如1952年左派报章《大公报》曾被港英政府控告煽动，下令停刊。六七暴动期间，亲中报章《香港夜报》、《新午报》及《田丰日报》亦被指发布虚假及煽动性报道，被引用《紧急法》勒令停刊。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已没有以煽动罪行的性质控告传媒。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研究员黎恩灏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自1997年至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的这段期间，港府未曾用过煽动罪去起诉传媒机构及个人，黎指当时《香港人权法案》及《基本法》条文仍然能够起到保障作用，“如用煽动罪去起诉，必然会触发司法覆核现存的煽动罪是否合宪，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人权法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国安法生效后整个法律环境完全不同了。”
2021年底，香港终审法院拒向“羊村绘本案”批出保释许可，确立了煽动罪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先例。黎恩灏指，那时起国安法的保释条款或原则能够适用于非国安法案件，“终审法院甚至认为煽动罪不构成一个严重违宪的问题。”他认为，目前香港有不同法律工具给予港府使用，包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法例、23条、国安法等，立场案一旦裁定罪成成为案例，“当局可以拿这件事去威吓或进一步审查香港媒体的报导或评论。”
2024年3月，香港实施俗称“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刑事罪行条例》中有关煽动罪的部分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条文取代，最高刑罚亦由原本的2年监禁上升至7年监禁。
“罪证”：17篇“煽动性文章”
警方搜查《立场》后将查扣的物品搬出新闻编辑室。立场案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宗有传媒被控“煽动罪”而被提上法庭进行审讯的案件，具有风向标意义。
控方在开案陈词中指，《立场新闻》涉嫌发布17篇煽动性文章，包括专访、报道、博客文章。涉案文章被分为六大类，分别为“民主派35+初选案”、“12港人潜逃案”、“境外势力倡议国际制裁”、“《国安法》有关的执法行动及司法程序”、“中大暴动案”、“恶意攻击中央和政权”。
这些内容涉及到对被通缉的流亡人士、参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初选出线者的专访，也有罗冠聪与区家麟等人撰写的文章。控方表示，《立场》不只是网媒，更是政治平台，该17篇涉案文章是协助宣扬违法行为及政治理念。
审讯期间，控方曾在庭上读出另外六篇其认为相关的文章，当中两篇文章由林彦邦撰写。他对此并没有感到太过意外，“我比较意外的是这单案件没有我份。”林彦邦认为，在庭上曾经出现自己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一些他曾经写过的文章，以及当时身为采访主任，在工作中曾经处理过的稿件，包括一些流亡人士的专访。
案件提堂及审讯的过程中，他偶有到法庭去旁听，“我有些（前）同事是每天都去听的，但我真的没有那么有心机去听，不只是这宗案件，其它很多所谓大案都是，我对于庭审的内容其实兴趣很低。”
《立场新闻》被控煽动的17篇文章
【立会选战】何桂蓝专访-除下记者证后，还有人与她同行吗? （杨天帅撰）
【专访】从“无人识你喔”到新东初选出线 邹家成：证明本土理念是有得赢
【专访】高歌《热爱基本法》仍被DQ 梁晃维：可能连区议员都时日无多
这星期给香港人的通识题（陈沛敏撰）
在国安法下的新常态，我们应如何反抗和思考（罗冠聪撰）
【伦敦专访】罗冠聪 一 流亡者，带着愧疚展开新的战斗
在乱世中坚强：低谷、幽暗与希冀（罗冠聪撰）
【专访】举家流亡海外，许智峯：最亲的人安全在侧，就放心向政权全面宣战
【专访】流亡美国 誓争取金融制裁、救生艇计划 梁颂恒：盼重返属放港人的香港
回应国安法通缉：历史不留白 真理永在人世间（张昆阳撰）
2020 香港新词（区家麟撰）
穿官袍戴假发演一台烂戏（区家麟撰）
香港—美丽岛（罗冠聪撰）
“煽动”作为一种法律武器（区家麟撰）
灾难现场（区家麟撰）
【中大冲突两年】毕业生忆徒步前行护校 哀山城人文精神消逝
邹幸彤获颁“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香港发生的一切是对世界的警号
*资料来源：控方开案陈词
新闻编辑室里的变化
《苹果》、《立场》相继停运后，另一间网媒《众新闻》亦于2022年1月主动停办。
2023年5月，主流媒体《明报》收到警方的信件，对于尊子漫画涉及警队的内容表达强烈关注，随后《明报》宣布结束尊子的政治漫画专栏。今年8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明报》同一集团的《亚洲周刊》36周年酒会时，不具名地指有媒体专栏文章偏颇、刻意抹黑港府，令人憎恨或不信任政府。邓又指，在专栏旁提示作品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产生憎恨，亦不能免责。
主流媒体《明报》近两年面对来自官方的持续关注。
其后，有专栏作者表示收到《明报》总编辑刘颂阳的信函，呼吁作者“帮我们一把”，日后下笔时务必多一份谨慎，知法守法、知所分寸，并指“否则难保说不定哪天危机会降临”。翻查资料，《明报》自2022年1月起已开始于观点版加上免责声明。
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对于新闻工作者在选材、报导时候的判断也起着微妙的变化。
林彦邦于《立场》停运之后，于2022年4月成立了一人运作的网络媒体《ReNews》。在报导上，他会挑选一些主流媒体已遂渐不去触碰的题目，“我只会考虑自己有没有兴趣。”但他也意识到，这个一人媒体在处理手法上偶会引发争议，例如有人不喜欢他把太多个人看法加进入文章里面，“但愈来愈难找人开口表达看法，既然那把口不存在，那我自己就做那把口（声音）吧，我不想再去转弯抹角假装我对于事情没有看法。”
然而，控方拣选出来的17篇文章，或多或少也划出了一条红线，让他在选材上有了一些取舍，“我觉得立场案给了唯一的正面效果，就是给官方机会画了一条很清楚的红线给你看。”林彦邦解释，例如被通缉流亡人士的专访，如今他已经不会再写，但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尽量不为自己去设限。
林彦邦认为，作为独立媒体，相比起主流媒体的情况，“我觉得我承受的麻烦和思考（顾虑）是少一点的”。
林彦邦在2022年4月成立了一人运作的网络媒体《ReNews》。
电视台编辑王冰（化名）表示，这几年间，在处理跟政治相关的新闻时候，自己都会特别小心，“以前觉得只要平衡报导就可以保障到，即内容公允、让被批评的一方有机会去回应。”过往他并不会太担心进行新闻工作会跟煽动罪名挂勾，认为那是在中国大陆才会有发生的事情，但现在他会在进行新闻选材的时候，已经进行风险评估。
一些不符合政府官方认可的声音，即使采取平衡报导的手法，王冰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也不会带来太大的保障，“这招现在未必有用”。判断具争有议性、敏感、不符主旋律的题目是否需要报导，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另一个转变，是相约政府官员进行访问的时候，官方的态度也起了不同的变化。王冰说，以往访问官员，都会事先和对方的新闻秘书或新闻官商讨访问的内容，让官员有所准备，彼此之间仍有传媒机构与政府的界线。但这几年，他觉得官方愈来愈把电视台当成一个宣传机器，“心态就好像是另一个GIS（政府新闻公报）”，对方甚至会进一步要求传媒事先提供问题、修改问题、以及要求不要提问某一些问题。
王冰说，即使一些看似并不敏感的新闻，新闻室里都会选择最安全的报导方式，他以近期香港运动员举行巴士巡游为例，电视台所选取的画面里需要呈现出热闹、市民热烈欢迎的气氛，“但那天街道上哪有这么多人，但你不可以说很少人”。
在主流报章工作了数年的年轻记者L（化名）感受到，在《立场》等媒体相继停运之后，主流媒体遭到来自官方的关注愈渐明显，这让她在进行新闻报导期间，也感受到公司在处理报导上面的分别。
以往在六四、七一等日子，媒体大多会在事前进行一些回顾或周年报导，继续就事件作出跟进，以及发掘一些不同角度的采访。 L记得，有关国安法生效周年的报导，上司仍然有给予空间去进行采访报导，“是可以报导的，最终也能出街，但不能够在7月1日当天出，可能要等到7月中或者之后”。然而，除了讲述国安法生效之后的影响外，还需要加入建制派的看法与声音，以及大部分新闻都需要问取官方的回应，“我自己觉得是不需要的，但总之是需要有头盔”。
L表示，在她工作的新闻机构里，上司并不会明言有哪些题目不能报导，不会直接否决记者提议的题目，但可能会以一种拖延的方式去处理其眼中认为“敏感”的题目，当时效性过去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久而久之，L认为自己也慢慢有所转变，“可能不会特别去追问上司，我自己思考题目的时候没有太多顾虑，但在再次争取时候的积极性会低了”。
作为前线新闻工作者，在日常处理新闻报导里，她自己也会有一些考量与判断，例如若要寻找回应及评论的时候，“在海外的人就可免则免，先不要管他有没有被人点名，人在海外本身已经会小心一点，但找人去回应这件事已经愈来愈难。”
媒体煽动罪的寒蝉效应
香港记者协会最新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指数评分创下2013年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只有25分。在受访的251名新闻从业者中，有92%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造成颇大或极大损害。
中国外交部回应香港新闻自由评级降至历史最低时，强调香港国安法不是针对遵纪守法的媒体记者。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依法获得更好的保障。
《香港国安法》2020年实施，同年《纽约时报》宣布将香港办公室的数字新闻业务迁至韩国首尔，今年23条生效之后，《华尔街日报》、《自由亚洲电台》亦迁离香港，而《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郑嘉如亦因担任记协主席而遭到解雇。
“如果立场案有了判决，那一定不会将外媒和本地媒体分一个界线，简单来说，我不会因为觉得自己做外媒而安全了。”目前在外媒工作的香港记者罗雪（化名）向BBC中文表示，过去一直从事跟香港有关的采访报导，自从国安法及23条相继生效之后，公司开始会去拿取法律意见，也会找律师为记者做一些简介。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国安法没有任何罪行涉及传媒，目前传媒涉及的案件主要协助、煽动等罪行，“传媒来讲，协助或煽动的机会当然是有，但仍要视乎煽动的效果和意图。”他认为虽然传统媒体干犯煽动罪的机会很低，但由于传媒的感染力及影响力大，故亦有干犯煽动的机会。“但要看有没有犯罪意图，即你的目的是否煽动别人去干犯国安法，如果从传媒角度来说，要证明意图的门槛相当高，传媒会中招的机会亦相当低。”
在23条审议期间，香港政府设立应变反驳队，当中亦有谴责不同外国媒体的报导及评论，包括彭博社、《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BBC等。近期，港府再出声明反驳《纽约时报》一篇有关国家安全展览的报导。
罗雪指，公司的管理层有留意到港府的举措，对此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暂时来说，也未有向记者明示或暗示有什么题材不能触碰。
如果处理一些被政府点名的海外流亡人士相关的新闻，罗雪指仍然是根据新闻的专业去作出判断，“那个判断是有没有需要寻找，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不会避忌，如果有一宗新闻是有关这个人的话，你不能不找他去做一个回应。”然而，他也坦承，在如今的形势之下，如有需要跟相关人士接触，脑海里面也会提醒自己要谨慎注意，“我想是认清现在的风险是什么，明白目前的局势，但亦都不可以让自己什么都不做”。
《立场》停运后，叶双坦言有种创伤的感觉，在这段期间，他开始以自由记者的形态继续去从事采访工作，并且也开始拍摄记录片作品，希望能继续纪录香港正在转变的面貌。然而，从事影像报导的他，有感近年愈来愈难以进行拍摄工作，“有些跟社会运动相关的题目，可能是找不到人做访问，又有可能是拍摄完后，受访者害怕，那些片段就不能用了”。另一方面，对于之后的路向，他也有点不太确定，“也有种身份危机，不太肯定自己是否仍要做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