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来干嘛呢？一般认定，耶伦是来要钱的，就是卖美债。大众所纳闷的是，美国明明多所打压，遏制中国，怎么好意思还来要钱呢？其实那也没什么，毕竟是美国。
个人认为，耶伦不只来要钱，还想证明中国为什么该打钱。
拜登政府中的三个高官，耶伦，戴琪，雷蒙多，在同一目标下，有着不同的任务。三人的同一目标是树立壁垒，戴琪负责“贸易壁垒”，雷蒙多负责“技术壁垒”，耶伦负责“金融壁垒”。前两者，大家都谈很多了，但关于“金融壁垒”，因为问题相对复杂，因此浅显易懂的谈论并不多见，这次，我们试着聊聊这题目。
“金融壁垒”牵涉许多层面，按最近的时事，本文只谈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如何成了中美博弈的新战场。时事是马克龙在巴黎召开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会中西方与中方债权人，对赞比亚达成63亿美元债务重组协议。
中西方为赞比亚债务违约事件争执了好一阵子，西方（主要是美国）趁着发展中国家接连遭受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加息等多重打击下，陷入还不出钱的窘境，将中方长期的援外政策妖魔化为“债务陷阱”，再用各种圣母视角，逼中方为穷国减债。耶伦与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扮演的就是焚烧女巫的祭司，后者是IMF总裁。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财政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2021年7月1日）
中西方贷款本质的差异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是中方一心拉拔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而贷款几乎都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因为中方认定贫困国家的发达之路，是透过基建增强其自生能力。关于此，一位中企驻非工程师曹丰泽，用他的亲身体验生动地阐述了这个概念（注1）。
西方的援外概念与中国不同，粗略比拟，中国给的是钓竿，西方给的是“钓法”，前者是借给你钱创造赚钱的环境，如同扶植一家新创企业；后者是借给你钱去救急，所以讲究自救的方法，条条框框较多，如同拯救一家快破产的企业。
因此，中国的贷款比较像中药，旨在调整体质，见效较慢，但这是“治本”；西方的贷款是西药，特效药，但求速效，且对身体有较大的副作用，仅是“治标”。
过往向西方借钱的穷国，因产生了许多副作用，适应不良，转而向中国借钱，终于切实感受到好处。然而，这是“承平时期”才感受得到的温煦，经过上述三个突如其来的大型冲击，现在穷国感受到的是剧痛，不得不回头求特效药止痛。
西方开药的条件是，你得戒掉中药。于是乎，赞比亚为了西方的贷款，取消了不少中方借贷的基建项目，救急为先。关于此，3月份观察者网对唐晓阳专家做了一次深入的访问，对中西药方的差异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注2）。
俄乌冲突爆发后，去年三月，美国不断放出阴谋论，说中国事先知情，以塑造中俄邪恶轴心的形象。时任驻美大使秦刚投书媒体反驳，说“冲突与中方没有半分好处，中方知情下不可能不劝阻”。
诚然，从大战略的某一视角看，中俄关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制衡西方，然而从大战略的另一侧面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质领袖，俄乌冲突致使这些体质较弱的国家受创，“发展中国家队”的发展之路就受到阻碍，对中方是不利的。
从中国的外援战略层面看，尤其如此。灾难时刻，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钱还不出来了，反而回头找西方求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形同迟滞了原本的战略进程。赞比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局面变得多么棘手可想而知，也由此可领略秦刚当时的语重心长。
赞比亚事件与“中国要负责”
赞比亚于2020年11月违约170亿美元债务，2021年赞比亚债权人委员会成立，中法两国作为共同主席，参与债务重组调解。2023年1月，耶伦访问非洲，与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碰了头，在赞比亚高举减债大旗，为赞比亚等国家击鼓鸣“冤”，并将矛头转向中国，彷彿一夜变身为“发展中国家队”的代言人。
中国占赞比亚外债约30%，以西方为主的私人贷款占46%，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占24%（注3），算下来，西方的债权超过7成，却给中国按上“债务陷阱”的罪名，要求中方减债，同时回避自己的责任。
耶伦与格奥尔基耶娃开出的特效药是----中国要减免旧债，IMF等多边机构才能发出新的纾困贷款。亦即，多边机构作为“最后贷款方”，同时是“优先债权人”，不负有减债责任。于是乎，减债责任就几乎都落在中方肩膀上。
关于此，西方不加入减债行列的论点有三：多边金融机构贷款比中国优惠（便宜），更“值得”偿还；多边金融机构需要“AAA”信用评级，才能给出如此优惠的条件，若参与减债会影响评级，以致未来贷款就发不出去了；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性质是“救急”，包含协助借债国处理旧债。
以上论点的逻辑是，想获得便宜的新贷款救急，就不能要求减免旧债，简单说就是以债养债，特效药只能暂时止痛，不能根治病因，且吃了会上瘾，反而加重病情。试问，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债务陷阱”，什么才是？
核心问题是，多边金融机构贷款比中国优惠吗？考虑到借款方有各自不同的状况，此问题很难给出简答，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借贷利率低于2%，期限超过20年，宽限期超过7年，此条件就远比多边金融机构要优惠得多。
总体看，在某些计算方式下，大致而言，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比中方优渥，而中方的条件又比私人贷款（商业债权人）优渥，然而，中方的贷款金额大于世界银行，因为数十个国家在中国借得到钱，但在世界银行碰钉子，这意味着，最便宜的贷款并不好借。因此，说多边金融机构的借款更“值得”偿还，其实是在鼓励多边金融机构谨慎发放贷款，对借债国其实是不利的。
换言之，只要上述三个论点中的第一个论点站不住脚，其余两个论点也自然站不住脚，尤其，当借债国痛感于新债金额还少于还旧债的还款金额时，心里很清楚，病情其实是加重了。
更糟的是，多边金融机构的新贷款条件，往往要求借债国砍掉发展或社会保护网项目，如IMF要求赞比亚终止其支持农民的政策，在国际粮食价格推高之际，形同让赞比亚暴露于粮食供应风险。此外，IMF还要求赞比亚在全球燃料价格推高时，终止燃料补贴政策，大幅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成本。
如此即可明白，耶伦与格奥尔基耶的小算盘，是利用新的纾困贷款，降低自身回收债务的风险，而最好的支点，就是要求最有份量的债权国中国减债，扩增借债国的还款能力之余，他们还多做了几笔新的贷款生意，并同时降低中国自外援产生的地缘影响力。
对非洲国家而言，耶论与格奥尔基耶的造访，只是将皮球踢到了中国那一方，掩盖了美国与多边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因为来自美元直接间接的影响，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非洲国家要的是所有债权人共同担负责任，而不是只找一只替罪羊，当然，这同时也是中方的立场。
耶伦参观赞比亚的农业基地，表示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参与在非洲各地推动气候适应型农业和粮食生产
6月巴黎气候金融契约峰会，可说为这轮中西方的争端按下了暂停键，这场以气候为名，为贫困国家舒缓债务压力的会议，成功地让债权人中的两方（中方与多边金融机构）各退一步，给出了缓债方案，赞比亚获得重组63亿美元债务的协议，IMF向“气候脆弱”（climate-vulnerable countries）国家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
当然，此项成果对借债国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一份报告，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气候需要2.4万亿美元，此外，富国也没有满足债务减免以及新融资的要求。目前的结果是，在债务方面只是可以晚点还，在新融资方面，许多限制条款仍过于严苛，而且明显双标。
关于后者，在此次峰会前，联合国秘书长点名批判IMF在疫情期间，让G7获得2800亿美元，贫困国家却只分到80亿美元。换言之，联合国敦促世银与IMF要纠正根植于现有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与不公，且必须“彻底改革”，这话说出了欠债国的心声。
不过，对耶伦与其身后的“富国俱乐部”（巴黎俱乐部）而言，立场相反，要务是强化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并强邀中国加入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俱乐部”，一切照西方规矩来，而且绝不能让中方在此秩序中取得足够的发言权。
2023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左二）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中）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出席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落成典礼
耶伦的筹码，证明中国该打钱
中国一直拒绝受邀加入“巴黎俱乐部”（仅是巴黎俱乐部的特别成员国“Ad Hoc Participant”，而非正式成员国），因为这个“富人队”的任务是集体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援，而其监管模式，如上述是“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穷，用处理濒临破产企业的方式实施援助，与中方所领悟出来的新作法迥异。
若加入富人队，集体向欠债国施压，中国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债务违约风险，但这也形同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对立面，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自己的“老队友”，而且还等于否定了自己在发展模式上所累积信念，有形无形的损失难以估计。
中国的方案，是亚投行，金砖银行这类摆脱美元与美国霸权控制，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道路上独立行事的机构 —— 旨在创造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以援助的形式遂行掠夺 —— 等于站在巴黎俱乐部对立面。
诚然，巴黎俱乐部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但两造的关系如同两条身体交缠的蛇，美国在IMF有一票否决权，并由欧洲人担任总裁，世银行长则都是由美国提名的美国公民，此结构根本无法争取发展中国家利益。
换言之，耶伦所欲树立的“金融壁垒”，就是维持原本的金融游戏规则，遏制亚投行、金砖银行与其最大靠山中国的发展，而她手中的筹码之一，就是在多重国际危机下，趁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窘境，借由新贷款，要求中方减债等手段，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也都陷入了债务危机（注4），且经济前景悲观，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援助”，因此商业债权人与多边金融机构的大饼，他们也想分一份，这便是为何从财务角度看，西方需要中方作为穷国债务的替罪羊，因为如此才方便“保本”。
2022年1月31日，美国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30,012,386,059,238.29美元，较2020年1月底增加近7万亿美元
对此，经济学人智库全球预测总监德玛莱斯（Agathe Demarais）干脆大白话说，援助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下一个战场（注5），该文用以偏概全的数据，悲天悯人的饰词，偷换概念的叙事，将中国如女巫般推上被烈火包围的木柱，细数罪行，同时呼吁西方要抓住穷国呼救与中国经济不佳的机会，一举削弱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连带打趴亚投行与金砖银行。
可以说，德玛莱斯公开盘点了耶伦这次访华的筹码。简言之，瞄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向中方要钱，对耶伦而言是“攻其必救”的策略，中国为了大局必须解决老队友的问题。而这也是逼迫中国买美债的手段之一，若中国不从，则美国会与欧洲联手放大穷国的呼救声量，让中国疲于应付。
中西方共同解决问题的“赞比亚模式”，说明了债务问题的复杂性，虽为其他欠债国提供了一个模板，但无法一体适用于所有案例。可以确定的是，欠债国希望的是所有债权人都应共同负担起责任，但不会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模式处理债务违约，中方要努力争取老队友们对此的共识，没有任何一方该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待遇。
“去美元化”虽如火如荼，但距离美元跌落神坛的那一天，还相当遥远，美方非常清楚时间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会在最后挣扎的阶段展开各种反击，就算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中国则被视为最危险的女巫。
这是一场不见血却又特别血腥的战斗，且影响深远。对中国而言，如何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之余，还能坚守初衷，坚持治本的外援政策，避免落入富人队规则陷阱，在美方的最新攻势下，已成了另一个迫切的问题。
【注释】
注1：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018303
注2：
https://www.guancha.cn/tangxiaoyang/2023_03_27_685699.shtml
注3：
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302/11/WS63e79677a3102ada8b22e9bf.html
注4：
https://www.almendron.com/tribuna/europa-a-las-puertas-de-la-deuda/
注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6/22/debt-aid-imf-g20-global-south-development-china-west-us-geopolitics/
耶伦来干嘛呢？一般认定，耶伦是来要钱的，就是卖美债。大众所纳闷的是，美国明明多所打压，遏制中国，怎么好意思还来要钱呢？其实那也没什么，毕竟是美国。
个人认为，耶伦不只来要钱，还想证明中国为什么该打钱。
拜登政府中的三个高官，耶伦，戴琪，雷蒙多，在同一目标下，有着不同的任务。三人的同一目标是树立壁垒，戴琪负责“贸易壁垒”，雷蒙多负责“技术壁垒”，耶伦负责“金融壁垒”。前两者，大家都谈很多了，但关于“金融壁垒”，因为问题相对复杂，因此浅显易懂的谈论并不多见，这次，我们试着聊聊这题目。
“金融壁垒”牵涉许多层面，按最近的时事，本文只谈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如何成了中美博弈的新战场。时事是马克龙在巴黎召开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会中西方与中方债权人，对赞比亚达成63亿美元债务重组协议。
中西方为赞比亚债务违约事件争执了好一阵子，西方（主要是美国）趁着发展中国家接连遭受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加息等多重打击下，陷入还不出钱的窘境，将中方长期的援外政策妖魔化为“债务陷阱”，再用各种圣母视角，逼中方为穷国减债。耶伦与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扮演的就是焚烧女巫的祭司，后者是IMF总裁。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财政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2021年7月1日）
中西方贷款本质的差异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是中方一心拉拔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而贷款几乎都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因为中方认定贫困国家的发达之路，是透过基建增强其自生能力。关于此，一位中企驻非工程师曹丰泽，用他的亲身体验生动地阐述了这个概念（注1）。
西方的援外概念与中国不同，粗略比拟，中国给的是钓竿，西方给的是“钓法”，前者是借给你钱创造赚钱的环境，如同扶植一家新创企业；后者是借给你钱去救急，所以讲究自救的方法，条条框框较多，如同拯救一家快破产的企业。
因此，中国的贷款比较像中药，旨在调整体质，见效较慢，但这是“治本”；西方的贷款是西药，特效药，但求速效，且对身体有较大的副作用，仅是“治标”。
过往向西方借钱的穷国，因产生了许多副作用，适应不良，转而向中国借钱，终于切实感受到好处。然而，这是“承平时期”才感受得到的温煦，经过上述三个突如其来的大型冲击，现在穷国感受到的是剧痛，不得不回头求特效药止痛。
西方开药的条件是，你得戒掉中药。于是乎，赞比亚为了西方的贷款，取消了不少中方借贷的基建项目，救急为先。关于此，3月份观察者网对唐晓阳专家做了一次深入的访问，对中西药方的差异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注2）。
俄乌冲突爆发后，去年三月，美国不断放出阴谋论，说中国事先知情，以塑造中俄邪恶轴心的形象。时任驻美大使秦刚投书媒体反驳，说“冲突与中方没有半分好处，中方知情下不可能不劝阻”。
诚然，从大战略的某一视角看，中俄关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制衡西方，然而从大战略的另一侧面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质领袖，俄乌冲突致使这些体质较弱的国家受创，“发展中国家队”的发展之路就受到阻碍，对中方是不利的。
从中国的外援战略层面看，尤其如此。灾难时刻，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钱还不出来了，反而回头找西方求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药，形同迟滞了原本的战略进程。赞比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局面变得多么棘手可想而知，也由此可领略秦刚当时的语重心长。
赞比亚事件与“中国要负责”
赞比亚于2020年11月违约170亿美元债务，2021年赞比亚债权人委员会成立，中法两国作为共同主席，参与债务重组调解。2023年1月，耶伦访问非洲，与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碰了头，在赞比亚高举减债大旗，为赞比亚等国家击鼓鸣“冤”，并将矛头转向中国，彷彿一夜变身为“发展中国家队”的代言人。
中国占赞比亚外债约30%，以西方为主的私人贷款占46%，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占24%（注3），算下来，西方的债权超过7成，却给中国按上“债务陷阱”的罪名，要求中方减债，同时回避自己的责任。
耶伦与格奥尔基耶娃开出的特效药是----中国要减免旧债，IMF等多边机构才能发出新的纾困贷款。亦即，多边机构作为“最后贷款方”，同时是“优先债权人”，不负有减债责任。于是乎，减债责任就几乎都落在中方肩膀上。
关于此，西方不加入减债行列的论点有三：多边金融机构贷款比中国优惠（便宜），更“值得”偿还；多边金融机构需要“AAA”信用评级，才能给出如此优惠的条件，若参与减债会影响评级，以致未来贷款就发不出去了；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性质是“救急”，包含协助借债国处理旧债。
以上论点的逻辑是，想获得便宜的新贷款救急，就不能要求减免旧债，简单说就是以债养债，特效药只能暂时止痛，不能根治病因，且吃了会上瘾，反而加重病情。试问，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债务陷阱”，什么才是？
核心问题是，多边金融机构贷款比中国优惠吗？考虑到借款方有各自不同的状况，此问题很难给出简答，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借贷利率低于2%，期限超过20年，宽限期超过7年，此条件就远比多边金融机构要优惠得多。
总体看，在某些计算方式下，大致而言，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比中方优渥，而中方的条件又比私人贷款（商业债权人）优渥，然而，中方的贷款金额大于世界银行，因为数十个国家在中国借得到钱，但在世界银行碰钉子，这意味着，最便宜的贷款并不好借。因此，说多边金融机构的借款更“值得”偿还，其实是在鼓励多边金融机构谨慎发放贷款，对借债国其实是不利的。
换言之，只要上述三个论点中的第一个论点站不住脚，其余两个论点也自然站不住脚，尤其，当借债国痛感于新债金额还少于还旧债的还款金额时，心里很清楚，病情其实是加重了。
更糟的是，多边金融机构的新贷款条件，往往要求借债国砍掉发展或社会保护网项目，如IMF要求赞比亚终止其支持农民的政策，在国际粮食价格推高之际，形同让赞比亚暴露于粮食供应风险。此外，IMF还要求赞比亚在全球燃料价格推高时，终止燃料补贴政策，大幅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成本。
如此即可明白，耶伦与格奥尔基耶的小算盘，是利用新的纾困贷款，降低自身回收债务的风险，而最好的支点，就是要求最有份量的债权国中国减债，扩增借债国的还款能力之余，他们还多做了几笔新的贷款生意，并同时降低中国自外援产生的地缘影响力。
对非洲国家而言，耶论与格奥尔基耶的造访，只是将皮球踢到了中国那一方，掩盖了美国与多边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因为来自美元直接间接的影响，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非洲国家要的是所有债权人共同担负责任，而不是只找一只替罪羊，当然，这同时也是中方的立场。
耶伦参观赞比亚的农业基地，表示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参与在非洲各地推动气候适应型农业和粮食生产
6月巴黎气候金融契约峰会，可说为这轮中西方的争端按下了暂停键，这场以气候为名，为贫困国家舒缓债务压力的会议，成功地让债权人中的两方（中方与多边金融机构）各退一步，给出了缓债方案，赞比亚获得重组63亿美元债务的协议，IMF向“气候脆弱”（climate-vulnerable countries）国家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
当然，此项成果对借债国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一份报告，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气候需要2.4万亿美元，此外，富国也没有满足债务减免以及新融资的要求。目前的结果是，在债务方面只是可以晚点还，在新融资方面，许多限制条款仍过于严苛，而且明显双标。
关于后者，在此次峰会前，联合国秘书长点名批判IMF在疫情期间，让G7获得2800亿美元，贫困国家却只分到80亿美元。换言之，联合国敦促世银与IMF要纠正根植于现有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与不公，且必须“彻底改革”，这话说出了欠债国的心声。
不过，对耶伦与其身后的“富国俱乐部”（巴黎俱乐部）而言，立场相反，要务是强化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并强邀中国加入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俱乐部”，一切照西方规矩来，而且绝不能让中方在此秩序中取得足够的发言权。
2023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左二）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中）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出席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落成典礼
耶伦的筹码，证明中国该打钱
中国一直拒绝受邀加入“巴黎俱乐部”（仅是巴黎俱乐部的特别成员国“Ad Hoc Participant”，而非正式成员国），因为这个“富人队”的任务是集体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援，而其监管模式，如上述是“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穷，用处理濒临破产企业的方式实施援助，与中方所领悟出来的新作法迥异。
若加入富人队，集体向欠债国施压，中国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债务违约风险，但这也形同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对立面，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自己的“老队友”，而且还等于否定了自己在发展模式上所累积信念，有形无形的损失难以估计。
中国的方案，是亚投行，金砖银行这类摆脱美元与美国霸权控制，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道路上独立行事的机构 —— 旨在创造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以援助的形式遂行掠夺 —— 等于站在巴黎俱乐部对立面。
诚然，巴黎俱乐部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但两造的关系如同两条身体交缠的蛇，美国在IMF有一票否决权，并由欧洲人担任总裁，世银行长则都是由美国提名的美国公民，此结构根本无法争取发展中国家利益。
换言之，耶伦所欲树立的“金融壁垒”，就是维持原本的金融游戏规则，遏制亚投行、金砖银行与其最大靠山中国的发展，而她手中的筹码之一，就是在多重国际危机下，趁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窘境，借由新贷款，要求中方减债等手段，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也都陷入了债务危机（注4），且经济前景悲观，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援助”，因此商业债权人与多边金融机构的大饼，他们也想分一份，这便是为何从财务角度看，西方需要中方作为穷国债务的替罪羊，因为如此才方便“保本”。
2022年1月31日，美国债务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新高。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30,012,386,059,238.29美元，较2020年1月底增加近7万亿美元
对此，经济学人智库全球预测总监德玛莱斯（Agathe Demarais）干脆大白话说，援助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下一个战场（注5），该文用以偏概全的数据，悲天悯人的饰词，偷换概念的叙事，将中国如女巫般推上被烈火包围的木柱，细数罪行，同时呼吁西方要抓住穷国呼救与中国经济不佳的机会，一举削弱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连带打趴亚投行与金砖银行。
可以说，德玛莱斯公开盘点了耶伦这次访华的筹码。简言之，瞄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向中方要钱，对耶伦而言是“攻其必救”的策略，中国为了大局必须解决老队友的问题。而这也是逼迫中国买美债的手段之一，若中国不从，则美国会与欧洲联手放大穷国的呼救声量，让中国疲于应付。
中西方共同解决问题的“赞比亚模式”，说明了债务问题的复杂性，虽为其他欠债国提供了一个模板，但无法一体适用于所有案例。可以确定的是，欠债国希望的是所有债权人都应共同负担起责任，但不会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模式处理债务违约，中方要努力争取老队友们对此的共识，没有任何一方该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待遇。
“去美元化”虽如火如荼，但距离美元跌落神坛的那一天，还相当遥远，美方非常清楚时间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会在最后挣扎的阶段展开各种反击，就算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中国则被视为最危险的女巫。
这是一场不见血却又特别血腥的战斗，且影响深远。对中国而言，如何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之余，还能坚守初衷，坚持治本的外援政策，避免落入富人队规则陷阱，在美方的最新攻势下，已成了另一个迫切的问题。
【注释】
注1：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018303
注2：
https://www.guancha.cn/tangxiaoyang/2023_03_27_685699.shtml
注3：
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2302/11/WS63e79677a3102ada8b22e9bf.html
注4：
https://www.almendron.com/tribuna/europa-a-las-puertas-de-la-deuda/
注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6/22/debt-aid-imf-g20-global-south-development-china-west-us-geo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