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年初一，我在杭州家里，收到女朋友的微信：医院要去援助武汉，我报名申请了。
我女朋友是一名护士，在南京高淳区第一人民医院ICU重症科工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傍晚时分，又收到她的微信：我已经上火车了。我只好嘱咐她，一定要注意安全。
待在家里，我不停地刷新闻，就有点按耐不住了。我曾当过两年兵，期间参加过广东省的一次抗洪抢险行动，骨子里有军人的血性。我通过杭州一民间公益组织“浙江狮子会”的介绍，找到本地一家口罩生产厂，花了几万块钱采购了两万只口罩和2000套防护服。
我联系到几家急缺物资的武汉医院，打算自己开面包车，把这些物资送到武汉去。
出发之前，我没敢跟父母说自己去武汉，我母亲有心脏病，我怕她一担心会犯病。我在微信上跟女朋友说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女朋友一个劲儿骂我“不听话”，叫我千万别来。
去意已决，初二一早，我就开车出发了。
我曾自驾去过西藏、三亚等地，从杭州到武汉大约800多公里，按正常车速，12个小时即可到达，但是越到武汉，高速路口就越堵，总共跑了18个小时，凌晨时分才到武汉。
武汉已经封城，外地车辆很难进入城内，我只好给警察说，自己是托运医护物资援助医院的，警察检查了我车上的物资，并打电话跟医院做了核对后，把我放进了武汉城。
此前我来过武汉几次，那时感觉武汉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城市，经常看到手捧着热干面边走边吃的人。如今，整个城市都空了。
捐赠的口罩 | 作者供图
我按照导航，先去武汉儿童医院送了一批物资。武汉儿童医院在香港路附近，周边也有不少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附属医院、武汉中心医院，我就围着这一圈开始一家家联系，挨个送过去。
医院的情况确实很糟糕，床位紧张，过道上都躺着病人。我给武汉第六人民医院送物资时，亲眼看见一中年男人跪在一个医生面前，抱着医生的大腿在哭喊：“救救我吧！”
这个中年男人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哭诉：“一家上下都是靠我来维持生计的，我可千万不能病倒啊，否则孩子都没人管了……”
我在部队吃过苦喊过累，从来没有哭过，可看到此情此景我真的忍不住落泪。
按照我原本的计划，用一天时间把这批物资送完后，就返回杭州。
可当我身处“风暴现场”，内心五味杂陈，不忍心就这么离去。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手上还有点钱，还可以做点事情。
当晚我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那时，武汉的各大酒店都已经停止营业，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酒店值班人员后，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单间。
二
当天晚上，我联系到一位在武汉从事皮具定制的朋友，经他的介绍，加入了一个志愿者车队。这些车队主要做的，是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以及一些医护物资的运送接力等。
在那里，我认识了方大哥，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在义务地做各种事情。
不少省外支援武汉的护士医生住在定点酒店里，方大哥他们就卡着点守在医院门口，一早一晚地接送他们上下班。
白天空余时段，志愿者车队的人就跑来跑去地运送物资。
市民托我们送给医护人员的食品 | 作者供图
那段时间，正是国内口罩最紧张的时期，我到处找货源，想解决医院的燃眉之急。
采购物资有很多坑，要有“三证一标”，要符合医用标准，要在有效期之内等等。我还得寻找相对低价的货源，等这些一一核验过后，我才敢放心付款。
我有一个表弟在加拿大，我就托他在国外寻找医护物资货源，他在国外发动好友同事筹钱，最后购买了10万只口罩，先是发到上海海关，清关后又让朋友发顺丰快递到武汉。
为了防止被截掉，朋友特地“分批发货”，不敢大宗一批直接发过来。原本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的物资，最后花了四天才到我的手里。我拿到货后，就直接给各个医院送去了。
作为民间志愿者，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物流。
封城后，不管是国外的物资还是湖北省外的物资，很难运送到武汉城里来。我们只好协调各个关系，我自己经常要开车到高速路口接货，然后拉回来配发到各个医院。
来武汉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天要打100多个电话，电话一来我就开车出去接货，基本上每天要去加油站加一次油。不少物资到武汉已是晚上或凌晨，我时刻不敢睡，一直等着消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期间，我已经跑遍了汉口、汉阳、武昌，给20多家医院送去物资。
武汉的餐馆基本都停业了，我就在酒店里吃碗方便面打发肚子。有一天晚上，七点多了我还没吃饭，客房服务部的人敲门，给我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放在桌上。
酒店人员给我送的汤圆 | 作者供图
他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过身，向我深深鞠了一躬。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三
当我决定做志愿者时，朋友就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我戴了口罩，身上穿着一次性雨衣来充当防护服。
说实话，一件防护服200多块钱，用一件就少一件，我真心不舍得给自己穿。
2月6日早上，有医护人员来到酒店进行查房。他们是接到政府要求，对所有社区、营业场所人员进行疑似排查。
此前我每天晚上也会量一下体温，都属正常。那天医生测出来的体温是37.8℃，而且我当天开始有一些咳嗽和呕吐的症状。
医生得知我一直在这边做志愿者后，便立刻安排做核酸检测，先是抽血把血样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后，那位医生一直对我很上心，帮我求护士长，傍晚时分，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肺部新冠状病毒感染。
拿到这个结果时，我心里非常慌乱，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也突然明白了那些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些举动。
父母至今不知道我在武汉，这时更不敢跟他们说。我跟女朋友发了微信，女朋友倒是比我镇定，她每天接触大量新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对这个病了解比较透彻，她让我先镇定下来，想办法入院治疗。
我一边跟志愿者车队的方大哥说明情况，让他找接替我继续做志愿服务的人，一边也把情况告诉了之前的老领导。
2月7日，在军区老领导的协助下，我被安排进火神山医院。朋友们知道了开我的玩笑：“哇靠，哥们你享受的是VIP级别待遇啊！”
我住进去时，医院还没有完全建成，而是“建一部分，开放一部分”，整个医院的床位只有2000张，还没有达到3000张床位。
医院比较简易，病房都是用彩钢板拼的，中间就一层泡沫，但基本功能都具备，防漏水能隔离，各种医用设施也都配备齐全。
一个病房十来个平方，住两个人，一个病区配一个主治医师，两到三个医生以及若干个护士人员。
他们都是来自军区的医护人员，所有人都全副武装，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他们非常忙碌，每次来了就看病历看检查结果，顾不上跟我们多交流几句。
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的反应都差不多一样，低烧不退、不停咳嗽、反复呕吐，偶尔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每天的治疗过程主要是上抗生素，挂点滴、吃药，还要做抽血检查和CT检查，不停监测肺部情况。
在此之前，我也听到过一些人原本好好的，一下子突然恶化的情况，所以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紧张和担心。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患者都待在自己的病房里，即便在病房里也是24小时佩戴口罩。我时常透过房间里的窗户往外看，长长的过道两旁是一个个病房，感觉低沉而又压抑。
医院的伙食还算不错，一开始是医务工作者给我们送餐，每个病房都有一个窗口传送带，窗口两旁各有一扇小窗户，他们打开一侧的窗户把餐食放到窗台上再关上，我们就可以打开病房这一侧的窗户取餐。再后来，医院里开始实行机器人送餐，更加“无接触”了。
情人节那天，我在火神山医院，女朋友在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两个虽然同处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每天都很忙碌，特地嘱咐我：“不要发语音不要打电话，留言即可，我看到消息会回复你。”
事实上，她每天跟我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说不了两三句就说“我很累了，想赶紧睡会儿觉”。我在火神山医院亲眼目睹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所以也特别心疼女朋友，不敢多打扰她。她知道我感染后，一直嘱咐我：“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一星期后，由于各种症状逐渐消失，我的心态也从紧张慢慢平稳下来。在医生眼里，我这种情况算是“轻度感染”，所以他们经常鼓励我：“年轻人，没事的，很快就会康复！”
我也开始反复跟自己说：“我才27岁，当过兵，身体素质一直还可以，而且治愈的案例那么多，应该没事的。”
事实证明，心态好一点，病好得也快一点。
同病房的人是一名武汉本地人，情况比我要严重许多，但这段时间，我们俩相互打气，没事就聊聊天，他现在也脱离了“危险期”。
四
身体状况好点后，我又惦记物资的事。既然没法亲自开车去接力，就继续找货源。
我入院时，把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带在了身上，那几天，我一直在打电话，最高纪录的一天，打了300多个电话，跟一国内商家采购了2万个口罩，但是口罩要从日本发货。
我选货的首要标准就是发货要快，当时他承诺第二天就发货，结果转款过去后，却在不停地推迟发货日期。
我等了一个星期，实在等不下去了，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守约，他们反而坐地起价，原本4.5元一个的医用口罩，涨到7元一个。
“我这口罩是拿来救命的，你们却还在考虑赚钱！”
我把款追回来后，只得重新找商家采购。一来一回的沟通，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我晚上十二点多还在打电话，被查房的护士看到后，就“指责”我说：“该治病就治病，忙东忙西干什么？不要整天想有的没的……”
除了找物资，我也开始复工。我在2013年从部队退伍，拜过一位师傅学珠宝手艺，现在我有一间珠宝定制工作室，主要给品牌客户提供珠宝设计定制服务。
这段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构思设计了一款胸针，上面是一团红珐琅色的火，下面是一堆黄铜材质的木头，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能把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下去。
这枚胸针现在已经交给工厂去制作了，到时候，我会把这枚胸针送给这次志愿服务中的一些志愿者们。
2月17日，医生给我做复查，显示核酸已经转阴。2月18日上午，医生给我开了药，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知道我是做志愿者时感染的，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一下”。
出院前，我在网上看到治愈者的血浆里含有大量的综合抗体对抗病毒，可以用来治疗重症患者，当天下午，我赶往金银潭医院，现场有很多“爱心献血者”在排队。
从登记信息、身体检查到最终抽血完毕，总共花了两个多小时，我贡献了400毫升的血浆，希望能帮助医生救助其他患者。
捐献完血浆后，我跟女朋友联系了一下。她所支援的医院已经变成江苏省援鄂指挥部，而她被调入最艰苦的ICU重症监护室，比之前更辛苦更忙碌，而且她说，很有可能要一直待到五月份才能回家。
一番考虑后，我决定先回家休息一阵。
2月19日，我开着自己的面包车打道回府。我算了一下这趟“武汉之行”的花费，采购物资加各种路费车费花销总共56.8万元，这相当于我把整个工作室近一两年的营业收入。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我要开工，我要上班，我口袋里没钱啦！哈哈。”
口述 | 安宇晨
撰文 | 陶叶
编辑 | 蒲末释
一
大年初一，我在杭州家里，收到女朋友的微信：医院要去援助武汉，我报名申请了。
我女朋友是一名护士，在南京高淳区第一人民医院ICU重症科工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傍晚时分，又收到她的微信：我已经上火车了。我只好嘱咐她，一定要注意安全。
待在家里，我不停地刷新闻，就有点按耐不住了。我曾当过两年兵，期间参加过广东省的一次抗洪抢险行动，骨子里有军人的血性。我通过杭州一民间公益组织“浙江狮子会”的介绍，找到本地一家口罩生产厂，花了几万块钱采购了两万只口罩和2000套防护服。
我联系到几家急缺物资的武汉医院，打算自己开面包车，把这些物资送到武汉去。
出发之前，我没敢跟父母说自己去武汉，我母亲有心脏病，我怕她一担心会犯病。我在微信上跟女朋友说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女朋友一个劲儿骂我“不听话”，叫我千万别来。
去意已决，初二一早，我就开车出发了。
我曾自驾去过西藏、三亚等地，从杭州到武汉大约800多公里，按正常车速，12个小时即可到达，但是越到武汉，高速路口就越堵，总共跑了18个小时，凌晨时分才到武汉。
武汉已经封城，外地车辆很难进入城内，我只好给警察说，自己是托运医护物资援助医院的，警察检查了我车上的物资，并打电话跟医院做了核对后，把我放进了武汉城。
此前我来过武汉几次，那时感觉武汉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城市，经常看到手捧着热干面边走边吃的人。如今，整个城市都空了。
捐赠的口罩 | 作者供图
我按照导航，先去武汉儿童医院送了一批物资。武汉儿童医院在香港路附近，周边也有不少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附属医院、武汉中心医院，我就围着这一圈开始一家家联系，挨个送过去。
医院的情况确实很糟糕，床位紧张，过道上都躺着病人。我给武汉第六人民医院送物资时，亲眼看见一中年男人跪在一个医生面前，抱着医生的大腿在哭喊：“救救我吧！”
这个中年男人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哭诉：“一家上下都是靠我来维持生计的，我可千万不能病倒啊，否则孩子都没人管了……”
我在部队吃过苦喊过累，从来没有哭过，可看到此情此景我真的忍不住落泪。
按照我原本的计划，用一天时间把这批物资送完后，就返回杭州。
可当我身处“风暴现场”，内心五味杂陈，不忍心就这么离去。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手上还有点钱，还可以做点事情。
当晚我没有离开武汉，而是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下。那时，武汉的各大酒店都已经停止营业，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酒店值班人员后，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单间。
二
当天晚上，我联系到一位在武汉从事皮具定制的朋友，经他的介绍，加入了一个志愿者车队。这些车队主要做的，是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以及一些医护物资的运送接力等。
在那里，我认识了方大哥，自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在义务地做各种事情。
不少省外支援武汉的护士医生住在定点酒店里，方大哥他们就卡着点守在医院门口，一早一晚地接送他们上下班。
白天空余时段，志愿者车队的人就跑来跑去地运送物资。
市民托我们送给医护人员的食品 | 作者供图
那段时间，正是国内口罩最紧张的时期，我到处找货源，想解决医院的燃眉之急。
采购物资有很多坑，要有“三证一标”，要符合医用标准，要在有效期之内等等。我还得寻找相对低价的货源，等这些一一核验过后，我才敢放心付款。
我有一个表弟在加拿大，我就托他在国外寻找医护物资货源，他在国外发动好友同事筹钱，最后购买了10万只口罩，先是发到上海海关，清关后又让朋友发顺丰快递到武汉。
为了防止被截掉，朋友特地“分批发货”，不敢大宗一批直接发过来。原本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的物资，最后花了四天才到我的手里。我拿到货后，就直接给各个医院送去了。
作为民间志愿者，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物流。
封城后，不管是国外的物资还是湖北省外的物资，很难运送到武汉城里来。我们只好协调各个关系，我自己经常要开车到高速路口接货，然后拉回来配发到各个医院。
来武汉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天要打100多个电话，电话一来我就开车出去接货，基本上每天要去加油站加一次油。不少物资到武汉已是晚上或凌晨，我时刻不敢睡，一直等着消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期间，我已经跑遍了汉口、汉阳、武昌，给20多家医院送去物资。
武汉的餐馆基本都停业了，我就在酒店里吃碗方便面打发肚子。有一天晚上，七点多了我还没吃饭，客房服务部的人敲门，给我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汤圆，放在桌上。
酒店人员给我送的汤圆 | 作者供图
他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过身，向我深深鞠了一躬。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三
当我决定做志愿者时，朋友就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我戴了口罩，身上穿着一次性雨衣来充当防护服。
说实话，一件防护服200多块钱，用一件就少一件，我真心不舍得给自己穿。
2月6日早上，有医护人员来到酒店进行查房。他们是接到政府要求，对所有社区、营业场所人员进行疑似排查。
此前我每天晚上也会量一下体温，都属正常。那天医生测出来的体温是37.8℃，而且我当天开始有一些咳嗽和呕吐的症状。
医生得知我一直在这边做志愿者后，便立刻安排做核酸检测，先是抽血把血样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后，那位医生一直对我很上心，帮我求护士长，傍晚时分，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肺部新冠状病毒感染。
拿到这个结果时，我心里非常慌乱，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也突然明白了那些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些举动。
父母至今不知道我在武汉，这时更不敢跟他们说。我跟女朋友发了微信，女朋友倒是比我镇定，她每天接触大量新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对这个病了解比较透彻，她让我先镇定下来，想办法入院治疗。
我一边跟志愿者车队的方大哥说明情况，让他找接替我继续做志愿服务的人，一边也把情况告诉了之前的老领导。
2月7日，在军区老领导的协助下，我被安排进火神山医院。朋友们知道了开我的玩笑：“哇靠，哥们你享受的是VIP级别待遇啊！”
我住进去时，医院还没有完全建成，而是“建一部分，开放一部分”，整个医院的床位只有2000张，还没有达到3000张床位。
医院比较简易，病房都是用彩钢板拼的，中间就一层泡沫，但基本功能都具备，防漏水能隔离，各种医用设施也都配备齐全。
一个病房十来个平方，住两个人，一个病区配一个主治医师，两到三个医生以及若干个护士人员。
他们都是来自军区的医护人员，所有人都全副武装，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他们非常忙碌，每次来了就看病历看检查结果，顾不上跟我们多交流几句。
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的反应都差不多一样，低烧不退、不停咳嗽、反复呕吐，偶尔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每天的治疗过程主要是上抗生素，挂点滴、吃药，还要做抽血检查和CT检查，不停监测肺部情况。
在此之前，我也听到过一些人原本好好的，一下子突然恶化的情况，所以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紧张和担心。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患者都待在自己的病房里，即便在病房里也是24小时佩戴口罩。我时常透过房间里的窗户往外看，长长的过道两旁是一个个病房，感觉低沉而又压抑。
医院的伙食还算不错，一开始是医务工作者给我们送餐，每个病房都有一个窗口传送带，窗口两旁各有一扇小窗户，他们打开一侧的窗户把餐食放到窗台上再关上，我们就可以打开病房这一侧的窗户取餐。再后来，医院里开始实行机器人送餐，更加“无接触”了。
情人节那天，我在火神山医院，女朋友在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两个虽然同处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每天都很忙碌，特地嘱咐我：“不要发语音不要打电话，留言即可，我看到消息会回复你。”
事实上，她每天跟我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说不了两三句就说“我很累了，想赶紧睡会儿觉”。我在火神山医院亲眼目睹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所以也特别心疼女朋友，不敢多打扰她。她知道我感染后，一直嘱咐我：“一定要多喝水，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一星期后，由于各种症状逐渐消失，我的心态也从紧张慢慢平稳下来。在医生眼里，我这种情况算是“轻度感染”，所以他们经常鼓励我：“年轻人，没事的，很快就会康复！”
我也开始反复跟自己说：“我才27岁，当过兵，身体素质一直还可以，而且治愈的案例那么多，应该没事的。”
事实证明，心态好一点，病好得也快一点。
同病房的人是一名武汉本地人，情况比我要严重许多，但这段时间，我们俩相互打气，没事就聊聊天，他现在也脱离了“危险期”。
四
身体状况好点后，我又惦记物资的事。既然没法亲自开车去接力，就继续找货源。
我入院时，把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带在了身上，那几天，我一直在打电话，最高纪录的一天，打了300多个电话，跟一国内商家采购了2万个口罩，但是口罩要从日本发货。
我选货的首要标准就是发货要快，当时他承诺第二天就发货，结果转款过去后，却在不停地推迟发货日期。
我等了一个星期，实在等不下去了，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守约，他们反而坐地起价，原本4.5元一个的医用口罩，涨到7元一个。
“我这口罩是拿来救命的，你们却还在考虑赚钱！”
我把款追回来后，只得重新找商家采购。一来一回的沟通，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我晚上十二点多还在打电话，被查房的护士看到后，就“指责”我说：“该治病就治病，忙东忙西干什么？不要整天想有的没的……”
除了找物资，我也开始复工。我在2013年从部队退伍，拜过一位师傅学珠宝手艺，现在我有一间珠宝定制工作室，主要给品牌客户提供珠宝设计定制服务。
这段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构思设计了一款胸针，上面是一团红珐琅色的火，下面是一堆黄铜材质的木头，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能把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下去。
这枚胸针现在已经交给工厂去制作了，到时候，我会把这枚胸针送给这次志愿服务中的一些志愿者们。
2月17日，医生给我做复查，显示核酸已经转阴。2月18日上午，医生给我开了药，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知道我是做志愿者时感染的，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一下”。
出院前，我在网上看到治愈者的血浆里含有大量的综合抗体对抗病毒，可以用来治疗重症患者，当天下午，我赶往金银潭医院，现场有很多“爱心献血者”在排队。
从登记信息、身体检查到最终抽血完毕，总共花了两个多小时，我贡献了400毫升的血浆，希望能帮助医生救助其他患者。
捐献完血浆后，我跟女朋友联系了一下。她所支援的医院已经变成江苏省援鄂指挥部，而她被调入最艰苦的ICU重症监护室，比之前更辛苦更忙碌，而且她说，很有可能要一直待到五月份才能回家。
一番考虑后，我决定先回家休息一阵。
2月19日，我开着自己的面包车打道回府。我算了一下这趟“武汉之行”的花费，采购物资加各种路费车费花销总共56.8万元，这相当于我把整个工作室近一两年的营业收入。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我要开工，我要上班，我口袋里没钱啦！哈哈。”
口述 | 安宇晨
撰文 | 陶叶
编辑 | 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