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三人分别是麻省理工教授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James A. Robinson。 三位美国教授的相关背景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James A. Robinson，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出生，1993 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资料显示，Simon Johnson与Daron Acemoglu曾共同撰写《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Daron Acemoglu与James A. Robinson曾合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获奖前，三位学者已经长期密切合作多年。2023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合作出版了《力量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这本书探讨了重大技术变革的历史，以及背后的经济学，也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十多年前的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这本书后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著作，探讨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还合作出版过《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两部著作。 长期以来，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然而，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 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 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贫富的逆转”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他们理论的关键。 财富的逆转，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三人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经过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 为什么会如此？三位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在原本最贫穷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为足够富裕，制度反而却更加掠夺性，对当地人口的繁荣促进作用较小。 这种制度差异是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位作者曾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 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没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 人们期待的当然是中国的平稳转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谈及这个选项，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概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转型”或许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确定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将展开自己的思考，这才是重点。 “中国模式”无新意，十年前就遭到了反驳 根据《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阐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义中共统治。对此，这本书里也有过讨论。它被认为属于另外一种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十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这本书认为，政治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差组合当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今天的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困顿，主流思想界仍然更乐意归咎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而不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然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他们就是要证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中，这部分和其他相关论述都被删掉了。 …… 为什么”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持续呢？作者指出，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会为当权者带来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 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创新”，本质上就是对“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种美化包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不仅谁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长停滞，房地产坍塌，股市低迷，资本外逃，哀鸿遍野。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到处推销她的”创见”。 她说，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没错，她所谓的创新理论，就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列出的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中共宣传机器会攻击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经提早开始了。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今天，也许可以写一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的失败》。 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当年，作者显然还没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没有直接说中共专制是最好的制度。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三人分别是麻省理工教授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James A. Robinson。
三位美国教授的相关背景
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James A. Robinson，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出生，1993 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资料显示，Simon Johnson与Daron Acemoglu曾共同撰写《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Daron Acemoglu与James A. Robinson曾合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获奖前，三位学者已经长期密切合作多年。2023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合作出版了《力量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这本书探讨了重大技术变革的历史，以及背后的经济学，也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十多年前的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这本书后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著作，探讨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还合作出版过《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两部著作。
长期以来，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然而，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
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
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贫富的逆转”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他们理论的关键。
财富的逆转，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三人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经过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
为什么会如此？三位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在原本最贫穷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为足够富裕，制度反而却更加掠夺性，对当地人口的繁荣促进作用较小。
这种制度差异是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位作者曾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
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没准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
人们期待的当然是中国的平稳转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谈及这个选项，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概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转型”或许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确定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将展开自己的思考，这才是重点。
“中国模式”无新意，十年前就遭到了反驳
根据《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阐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义中共统治。对此，这本书里也有过讨论。它被认为属于另外一种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十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这本书认为，政治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差组合当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今天的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困顿，主流思想界仍然更乐意归咎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而不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然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他们就是要证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中，这部分和其他相关论述都被删掉了。
……
为什么”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持续呢？作者指出，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会为当权者带来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
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创新”，本质上就是对“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种美化包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不仅谁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长停滞，房地产坍塌，股市低迷，资本外逃，哀鸿遍野。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到处推销她的”创见”。
她说，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没错，她所谓的创新理论，就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列出的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中共宣传机器会攻击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经提早开始了。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今天，也许可以写一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的失败》。
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当年，作者显然还没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没有直接说中共专制是最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