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指环啊，有话好好说，说脏话不是好孩子，中华几千年的礼仪文明，家长老师的教导都忘啦？
俺孤陋寡闻，搜了一下，wsj，丹麦的邮报，英国的卫报，这些外国媒体也是天天嘲笑自己国家，嘲笑自己政府的，这是他们在行事新闻自由的权利
再说一遍，中共国媒体都姓“党”，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中共媒体嘲笑印度，就是中共政府嘲笑印度，这都不懂？
好，现在请指环来拉出几位嘲笑武汉新冠的丹麦政客和英国政客的名字吧
尼伯龙根的指环 发表评论于 2021-05-06 04:13:00
楼下的sysyphe啥记性啊，去年武汉疫情刚刚爆发，WSJ的头条“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丹麦日德兰邮报将五星红旗涂改成新冠病毒的漫画，英国卫报等每天"ghost town""real hell"啥的……这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真是贱人多忘事!
即使是在宣传口径已变得越来越好斗的中国，这种展示也不协调：把中国火箭准备升空的照片与受新冠病毒重创的印度火葬柴堆的照片并置，还用了“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的标题。
虽然这张图很快被发布它的中共新闻部门删除，但它是中国官方媒体更广泛主题中一个具有挑衅性的例子，被存留了下来：官方的宣传渠道和网上媒体经常用强调其他国家的失败，来庆祝本国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成功。最近几个月其他的对比还包括，显示中国熙熙攘攘的购物者或大型庆祝活动与国外冷清的街道和反封锁示威的图片。
将中国与印度做对比的图片是上周六发在受欢迎的微博服务平台上的，发布者是执政的共产党下属的权力部门中央政法委。这条微博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弹，他们称其冷酷无情。这条微博当日被删除。
但它已在中国引发了有关对印度的态度，以及中国政府在国内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海外推销一种更谦逊和更人性化形象的努力之间存在矛盾的辩论。
这场争议在中国两名最健谈的民族主义媒体权威之间制造了一次不寻常的分歧。有影响力的中共报纸《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谴责了政法委的帖子，认为其损害了中国在印度的名声，而上海学者沈逸则用“圣母婊”这个粗俗的说法来嘲笑批评该帖的人。
“所谓表达对印度的同情，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沈逸在回复胡锡进的一个网上帖子中写道。他建议，中国应该更镇定地展示自己的政治实力。“体重八百磅的猩猩在哪儿睡觉？在他任何想睡觉的地方，”他写道。
中国领导人已对印度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提供医疗帮助。虽然这场争议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但它暴露了中国趾高气昂的宣传与政府在海外交朋友的努力会发生怎样的矛盾。
“对内信息与对外信息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剧，”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说，她研究中国的宣传。“虽然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越来越多，但归根结底，其最基本的主要目标受众仍是国内的人。”
发布该图的新闻部门是中共支持的众多媒体业务之一，它们的目的是加大力度宣传政府政策、提升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形象，以及回击外国对中共的批评。
原则上，网络操作也要听从中共宣传部及其庞大的审查大军的指挥。但实际上，马晓月说，这些部门在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奉献和影响时，也许会反抗某些限制。她说，对吸引大量公众眼球的图片和报道的需求“激励人们发布吸引注意力的信息，而不是用外交手段来缓和事态”。
中国外交部官员也越来越多地在发推文、社交媒体帖子和发言中大力为北京辩护，尤其是在反击西方批评中国政府在偏远西部新疆地区的严厉政策和香港的镇压行动时。这种被广泛描述为“战狼”的好斗外交风格，在国内赢得了赞誉，但也在国外引起了愤怒。
法国外交部去年4月召见了中国驻法大使，因为中国驻法使馆网站上发了法国护士抛弃养老院居民的故事，法国政府否认了这种说法。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在去年年底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国道歉，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上发了一张捏造的图片，图片显示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把刀架在一名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
去年，中国和印度的军队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发生打斗，导致双方士兵死亡后，双方都激烈批评对方。但习近平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很快平息了紧张关系。习近平上周就新冠肺炎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中国最近表示愿意提供医疗支持，包括加快完成氧气设备订单。
宾夕法尼亚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朱志群教授说，尽管在外交上做出了友好姿态，但中国仍把印度广泛视为民主制度缺陷的例子。朱志群对中国的“战狼”外交官有所研究。
印度作为一个贫穷、难以控制的国家的形象，有时在中国被用来“捍卫一种更集中和威权的统治”，朱志群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他还说，“许多中国人认为，印度近年来与西方一起抵制中国的崛起。”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会激起印度公众的愤怒。但许多印度人都在忙于应对这场危机，德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副主任、公共卫生专家马杜里玛·农迪(Madhurima Nundy)说。
“印度现在发生了太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所以主要的愤怒是针对（德里）政府的，”农迪说。“去年由于新冠病毒和边境紧张局势出现的对中国的愤怒和不信任，在当前的危机情况下已经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