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共地方年度大戏基本已落幕，预料中的人事布局或有应验，亦有不少意外的安排让人猜测背后的原因。比如楼阳生、尹弘、陈润儿、石泰峰等人的依次归位。这触发了人们对不久后的中共二十大人事排布的新联想。两年后的中共二十大，将是习近平上台10周年的日子，无论是中南海内还是各省区实力派封疆大吏都在窥伺着更进一步的机会，尤其是象征最高权威的25人中央政治可能面临50%左右的新陈代谢。地方实力派人物中谁是当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又会如何影响两年后北京的人事版图呢？我们通过纵横向的条件对比分析，试图给出人们一份客观的名单。2017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山西太原考察企业，彼时楼阳生（右二）以山西省长的身份陪同考察。（新华社） 2020年年初的两会上，接棒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正式当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完成了这次交接的所有程序。楼阳生的上升路径并不复杂，但是足够引人注意，尤其是其当年以救火姿态一路北上入晋，由专职副书记到省长再到省委书记，5年之内原地不动完成角色的跃迁。 1959年出生的楼阳生现年61岁，两年后的中共二十大上仍然处在安全的年龄红线内。从履历上来看，楼阳生从中共基层做起，长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职，后在共青团系统中获得提拔；曾历任中共龙游县塔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衢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其间，曾于1993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7年6月，获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曾赴美国休斯顿大学进修。1999年11月，楼阳生离开共青团系统，先后担任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丽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1月，当选政协第十届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2009年1月，楼阳生离开浙江，调升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2月，还兼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2012年3月，转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4年山西官场数名高级干部涉贪下台后，当年6月，楼阳生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事实上，山西并不是中国政经版图中出类拔萃的大省，其经济体量也远远不能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但是，即使这样被忽视的省份，其对一个封疆大吏的考验也不比东部沿海省份少。一则是经济转型，二则是反腐救火。 在2020年1月4日，刚刚卸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担任中联办主任。在多维新闻一系列分析中认为，骆惠宁能够以地方大员身份南下赴港，关键原因是他在山西官场救火的经历和推动山西扶贫、经济转型的努力，得到中南海的认可。楼阳生也同样如此，相比骆惠宁，2014年前往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的楼阳生才是真正的救火队长，是山西官场塌陷式腐败后被紧急任命的官员。而山西经济的转型在执行层面其实更加有赖于担任省长的楼。 此外要注意的是，2019年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南海决策层按循惯例向地方派出宣讲团（中央宣讲团宣讲被认为是中共特色的政治传达和思想统一工作形式。之前每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结束后，中共即根据当时会议决议组建中央级宣讲团，以迅速将中央全会意志上升为全党意志）。其中，最大的黑马便是楼阳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楼阳生在此次四中全会的角色还不止如此。官方早前披露，在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的撰稿人中，楼阳生与新晋主政内蒙古的石泰峰并为仅有的两名地方党政负责人，与15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委负责人并列。这不能不说是楼阳生特殊角色的体现。 与楼阳生相近，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1958）、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1958）、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1957）的存在感相比一些传统大省的一把手，存在感并不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可能以可信任和主政地稳定为北京所看重。 再以王东峰为例，今年62岁的王东峰，仕途起步于家乡陕西，曾先后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铜川市委书记；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2013年4月王东峰空降天津，并且出任市委副书记，后出任天津市市长。四年后，王东峰再由天津调任河北，他上任后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雄安新区。这名官员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亲自谋划推动的历史性伟大工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这些言语中似乎可以推测中央对其调任的目的。 很明显，王东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推动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行。改革谋局，人事先行。中国政治传统中，大凡触及要分配蛋糕，改变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么样的人从来是一个先决条件。从两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张居正改革，从清末洋务运动，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邓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将广东的深圳和上海的浦东作为两个试点特区，邓小平在深圳启用梁湘，在上海启用朱镕基，同样能也印证改革谋局，人事先行这一要义。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而在此前后，多名曾在河北周边的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任职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调往河北。分析表示，这些官员具有京津冀周边任职经历，更为熟悉了解当地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谋划献策。 此前，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就曾广遭质疑，在中国各地的基建热潮中，雄安新区并未塔吊林立，让外界疑惑新区为何没动静，连中国官媒新华网在2019年初也曾披露两年来，雄安新区除了基础性项目和保障运行的临时性建筑外，几乎没有大的动工之处。外界一度怀疑雄安新区被千年大计的光环给束缚住了，在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的高标准之下仍然停留在规划层面而难以落地。2018年8月，在清华大学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上，雄安新区的一位规划设计专家就曾表示，雄安之所以到现在一锹土没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但是在2019年初，雄安即将年满两周岁时，中国官媒就曾表示即将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即将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如今2019年已过，还是没有给外界强烈的改变印象。与此同时，深圳从当前的经济特区已经梅开二度被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也再推出临港片区自贸区。相比之下， 这被外界认为与河北官场推进迟缓有关。 这其中多多少少有技术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被习称之为千年大计，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雄安工程虽然是来自中共的顶层设计，但河北省承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河北执行层能不能对习的雄安蓝图有精准的把握与领悟，能不能极大方便的调动统筹资源都是影响雄安工程推进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在执行上不能有效领悟高层的千年大计所指，在执行上也就难免会有偏差，而这样一个具有分量的工程显然又不容许有半点失误，因此，河北官场尤其是王东峰，确确实实面临着许多无形的压力。 能否在未来两年实现雄安塔吊林立将是评判王东峰会否仕途更进一步的主要标准。 再如广东省长马兴瑞，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坛，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是，以航空航天、军工、工信为代表的大军工系官员跑步上位，马兴瑞就是代表官员，在担任广东省省长之后，马兴瑞也打破了广东30年来省长皆由广东人或长期在省内任职的官员担任这一惯例。中国政坛从来不缺少低调的黑马，在未来两年会否再犹如十八大前陈敏尔一般快速擢升的政坛黑马，令人好奇。
2020年中共地方年度大戏基本已落幕，预料中的人事布局或有应验，亦有不少意外的安排让人猜测背后的原因。比如楼阳生、尹弘、陈润儿、石泰峰等人的依次归位。这触发了人们对不久后的中共二十大人事排布的新联想。两年后的中共二十大，将是习近平上台10周年的日子，无论是中南海内还是各省区实力派封疆大吏都在窥伺着更进一步的机会，尤其是象征最高权威的25人中央政治可能面临50%左右的新陈代谢。地方实力派人物中谁是当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又会如何影响两年后北京的人事版图呢？我们通过纵横向的条件对比分析，试图给出人们一份客观的名单。
2017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山西太原考察企业，彼时楼阳生（右二）以山西省长的身份陪同考察。（新华社）
2020年年初的两会上，接棒山西省委书记的楼阳生正式当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完成了这次交接的所有程序。楼阳生的上升路径并不复杂，但是足够引人注意，尤其是其当年以救火姿态一路北上入晋，由专职副书记到省长再到省委书记，5年之内原地不动完成角色的跃迁。
1959年出生的楼阳生现年61岁，两年后的中共二十大上仍然处在安全的年龄红线内。从履历上来看，楼阳生从中共基层做起，长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职，后在共青团系统中获得提拔；曾历任中共龙游县塔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衢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其间，曾于1993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7年6月，获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曾赴美国休斯顿大学进修。1999年11月，楼阳生离开共青团系统，先后担任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丽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1月，当选政协第十届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2009年1月，楼阳生离开浙江，调升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次年2月，还兼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2012年3月，转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4年山西官场数名高级干部涉贪下台后，当年6月，楼阳生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事实上，山西并不是中国政经版图中出类拔萃的大省，其经济体量也远远不能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但是，即使这样被忽视的省份，其对一个封疆大吏的考验也不比东部沿海省份少。一则是经济转型，二则是反腐救火。
在2020年1月4日，刚刚卸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担任中联办主任。在多维新闻一系列分析中认为，骆惠宁能够以地方大员身份南下赴港，关键原因是他在山西官场救火的经历和推动山西扶贫、经济转型的努力，得到中南海的认可。楼阳生也同样如此，相比骆惠宁，2014年前往山西担任省委副书记的楼阳生才是真正的救火队长，是山西官场塌陷式腐败后被紧急任命的官员。而山西经济的转型在执行层面其实更加有赖于担任省长的楼。
此外要注意的是，2019年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南海决策层按循惯例向地方派出宣讲团（中央宣讲团宣讲被认为是中共特色的政治传达和思想统一工作形式。之前每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结束后，中共即根据当时会议决议组建中央级宣讲团，以迅速将中央全会意志上升为全党意志）。其中，最大的黑马便是楼阳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楼阳生在此次四中全会的角色还不止如此。官方早前披露，在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的撰稿人中，楼阳生与新晋主政内蒙古的石泰峰并为仅有的两名地方党政负责人，与15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委负责人并列。这不能不说是楼阳生特殊角色的体现。
与楼阳生相近，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1958）、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1958）、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1957）的存在感相比一些传统大省的一把手，存在感并不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可能以可信任和主政地稳定为北京所看重。
再以王东峰为例，今年62岁的王东峰，仕途起步于家乡陕西，曾先后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铜川市委书记；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2013年4月王东峰空降天津，并且出任市委副书记，后出任天津市市长。四年后，王东峰再由天津调任河北，他上任后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雄安新区。这名官员表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亲自谋划推动的历史性伟大工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从这些言语中似乎可以推测中央对其调任的目的。
很明显，王东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推动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行。改革谋局，人事先行。中国政治传统中，大凡触及要分配蛋糕，改变利益格局的改革，用什么样的人从来是一个先决条件。从两千年前商鞅改革，到明中期张居正改革，从清末洋务运动，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邓小平改革，皆是如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将广东的深圳和上海的浦东作为两个试点特区，邓小平在深圳启用梁湘，在上海启用朱镕基，同样能也印证改革谋局，人事先行这一要义。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级的雄安新区。而在此前后，多名曾在河北周边的北京、天津、山东等地任职的官员被委以重任调往河北。分析表示，这些官员具有京津冀周边任职经历，更为熟悉了解当地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谋划献策。
此前，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度就曾广遭质疑，在中国各地的基建热潮中，雄安新区并未塔吊林立，让外界疑惑新区为何没动静，连中国官媒新华网在2019年初也曾披露两年来，雄安新区除了基础性项目和保障运行的临时性建筑外，几乎没有大的动工之处。外界一度怀疑雄安新区被千年大计的光环给束缚住了，在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的高标准之下仍然停留在规划层面而难以落地。2018年8月，在清华大学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高峰论坛上，雄安新区的一位规划设计专家就曾表示，雄安之所以到现在一锹土没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但是在2019年初，雄安即将年满两周岁时，中国官媒就曾表示即将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即将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如今2019年已过，还是没有给外界强烈的改变印象。与此同时，深圳从当前的经济特区已经梅开二度被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也再推出临港片区自贸区。相比之下， 这被外界认为与河北官场推进迟缓有关。
这其中多多少少有技术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被习称之为千年大计，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雄安工程虽然是来自中共的顶层设计，但河北省承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河北执行层能不能对习的雄安蓝图有精准的把握与领悟，能不能极大方便的调动统筹资源都是影响雄安工程推进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在执行上不能有效领悟高层的千年大计所指，在执行上也就难免会有偏差，而这样一个具有分量的工程显然又不容许有半点失误，因此，河北官场尤其是王东峰，确确实实面临着许多无形的压力。
能否在未来两年实现雄安塔吊林立将是评判王东峰会否仕途更进一步的主要标准。
再如广东省长马兴瑞，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坛，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是，以航空航天、军工、工信为代表的大军工系官员跑步上位，马兴瑞就是代表官员，在担任广东省省长之后，马兴瑞也打破了广东30年来省长皆由广东人或长期在省内任职的官员担任这一惯例。中国政坛从来不缺少低调的黑马，在未来两年会否再犹如十八大前陈敏尔一般快速擢升的政坛黑马，令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