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被剔除 ESG 指数，和特斯拉电动车企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标普 500ESG 指数宣布剔除特斯拉，此举似乎击中了特斯拉的软肋，作为一家以贩卖碳指标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企业，其董事长埃隆马斯克直接在推特上炮轰 "ESG 是一个骗局 "。
表面看，马斯克对 ESG 的评价似乎是一句气话，但梳理马斯克和 ESG 之间的恩怨，这更像是马斯克发自内心的呐喊，因为他确实理解不了 ESG 以及其背后的规则。
首先是马斯克认为美孚一个传统油气业公司，ESG 评分比特斯拉高很多不合理，但 ESG 评分并不是单纯看企业所处行业分类，更重要的是要看公司低碳发展战略和商业行为准则。
特斯拉此次被剔除出 ESG 指数，就是因为特斯拉作为一家新能源车企，却缺少低碳发展战略和违反商业行为准则，这直接导致公司评分成为最差的 25%。所以，即便特斯拉在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整体的 ESG 评分结果仍然落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只是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的发言来看，他恐怕是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原因。作为任性的新任首富，马斯克不理解 ESG 无所谓，但是对于遨游在二级市场上的普通人而言，现在还不知道 ESG 的重要性，恐怕将要被市场淘汰，毕竟沪深 300 中已经有多家企业披露过 ESG 报告。
0、"ESG" 落后中国 11 年
虽然 "ESG" 是这几年刚成为热词，但这个名词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早在 2004 年提出的。不过却比中国提出相关概念晚了 11 年。
1993 年 12 月批准通过的《公司法》中，明确要求 " 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 "。简单讲就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活动，或者对未来发展做出规划决策时，要充分考虑职工、消费者（自然人）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多方因素，不得损害上述任何一方的利益。当涉及公司与社会利益冲突时，要优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 年提出的 "ESG" 概念，与公司法对 "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 的要求不谋而合。
从企业角度来看，ESG 是企业履行环境、社会以及治理责任的核心框架，是企业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评估体系。
广义上，ESG是一种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效益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价值观，是一种追求长期价值增长的投资理念。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ESG 可分为 ESG 实践与 ESG 投资。
ESG 实践对应的，就是具体公司对于 ESG 事物的统筹安排及落地，而从投资角度来说，ESG 投资需要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绩效的企业价值与风险，是一种可落地且系统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工具或方法，ESG 不仅可以赋能企业探索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指导资本进行可持续投资，以获取长时间维度的正向收益。
提到可持续发展，其实 ESG 和可持续发展基本逻辑相似，只是可持续发展使用者范围更广，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且针对不同使用者要求有区别，而 ESG 的使用者主要为企业。
简言之，一个企业 ESG 的好坏，决定了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的前景，ESG 越好，公司管理成本越低，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越高。从 2004 年正式提出 "ESG" 概念至今，ESG 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接受。
02、资本推动 ESG 迅速发展
其实马斯克有这种想法也不难理解，毕竟 "ESG" 最初就是由资本推向市场的概念，但这不代表 ESG 概念没有意义。
上世纪 50 年代，投资界有一次 " 伦理投资 " 高潮；60 年代，又兴起的一次 " 社会责任投资 " 高潮；70 年代开始，" 伦理投资 " 和 " 社会责任投资 " 逐渐演变出 " 可持续发展 " 的观念，并推动 " 环境保护投资 " 的实践，这也是ESG 概念的雏形。
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 " 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多米尼 400 社会责任指数 " 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发布，将投资者的关注点引向重视环境保护、践行社会责任、提升治理能力的投资对象上。
又经过 10 余年的市场教育，至 2004 年，联合国契约组织首次提出了 ESG 概念，2 年后，2006 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提出了 " 责任投资原则（PRI）" 引导金融企业转向 ESG 投资。
至 2015 年，全球 193 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提出 " 可持续发展原则 "，旨在 2015 年到 2030 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从而推动 ESG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以企业为主的 ESG 实践越来越常见，从而进一步推动 ESG 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而对于 ESG 投资，ESG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客观的信息披露，可以让企业外部人员，更清晰地知道相关企业是否做到了 ESG 相关事项，从而做出决策。根据 PRI Regulation Database，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全球 ESG 政策中，关于企业 ESG 信披的政策数量达到 481 个，占比 47.18%。
其中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香港交易所的《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指引》、纳斯达克交易所的《ESG 报告指南 2.0》等。
不过与国外相比，我国企业 ESG 信息披露率不高，尽管发布 ESG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长，但比例未见显著提升。
根据毕马威统计数据，全球 N100 与 G250 企业 EGS 信息披露率近 20 年呈现上涨趋势，且 G250 信息披露率高于 N100，已接近 100%；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 N100 企业信息披露率不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加拿大媒体和投资研究公司 Corporate Knights 的数据，也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2019 年，全球 48 家交易所 ESG 信息披露情况排名中，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分别为第 41、44、27 名，三个交易所中企业对应的 ESG 披露率，分别为 24.2%、18.1%、43.5%。
但三个交易所企业 ESG 信息披露增长率相对较高，也就是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企业数量增速较快，其中以金融业企业最为积极。根据商道融绿对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发布的2020 年 ESG 报告分析结果，当年已发布报告的 255 家公司中，有超过 25% 的公司属于金融业，其次是 ICT 行业和工业企业。
03、ESG 披露拆解
根据商道融绿对中证 800 成分股 ESG 指标披露的研究结果，定性指标披露情况整体优于定量指标。
在具体议题方面，中证 800 成分股中，针对 G 指标的披露情况好于 E、S 指标，尤其是 S 指标披露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E 指标披露率上涨速度较快，2018-2021 年间 E 指标披露率上涨 18.10%，远高于 G 指标、S 指标，市场将其归因于近几年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
根据《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从投资机构、评级机构、指数公司等信息使用方的角度来说，ESG 数据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信息披露不足，自愿披露欠缺，公开数据较少，导致数据可得性较低；
其次是披露内容不全，披露主体选择性大，对自身有利的数据，隐藏不利信息，导致数据不完整；
第三是定量披露不多，定性披露为主，量化使用等存在困难；
第四是披露规范性不高，不同上市公司对于同一指标披露的口径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标、范围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数据可比性差、运用效果不佳；
第五是数据更新不够，年度披露的数据对于投资时的评级或评分非常滞后，存在时效性的缺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资管行业 ESG 投资发展研究报告》也指出，内地被访机构中，63% 的机构认为 ESG 投资的最大障碍是 " 上市公司 ESG 相关信息难以获取，信息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 "。
与欧盟对比，我国对 ESG 披露的强制性程度偏低，相关政策也较为零散，尚未从全国层面发布可以统筹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强制性要求、时效要求的政策，同时缺乏统一的、具体的披露指标指引。
现阶段，国内 ESG 披露主要集中于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深交所 2006 年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交所 2008 年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编制指引》，从上述文件也可以看出，虽然沪深交易所在 ESG 方面探索时间较早，但一直以来受公司法影响，重点强调公司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披露。
但在 2012 年，联交所发布了首版《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并在 2015 年、2019 年、2021 年对《环境、社会及管治告指引》进行了修订或者补充。
首先是 2015 年引入 " 不遵守就解释 " 的半强制要求方式，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 " 不遵守就解释 " 与自愿披露相结合；其次是 2019 年加入强制披露要求，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 " 不遵守就解释 " 与强制披露相结合；最后是 2021 年新增《气候信息披露指引》，用以强化新版 ESG 指引中新增议题 " 气候变化 " 的信息披露，据悉《气候信息披露指引》将于 2025 年强制实施。
此外，联交所 2020 年发布《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对企业 ESG 报告编制流程，E、S 主题下关键绩效指标具体如何披露、如何计算、不同行业披露哪些重要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操作性较强。
伴随社会各界对 ESG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未来 ESG 投资，或将成为二级市场一个较为重要的风向标。
特斯拉被剔除 ESG 指数，和特斯拉电动车企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当地时间 5 月 17 日，标普 500ESG 指数宣布剔除特斯拉，此举似乎击中了特斯拉的软肋，作为一家以贩卖碳指标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企业，其董事长埃隆马斯克直接在推特上炮轰 "ESG 是一个骗局 "。
表面看，马斯克对 ESG 的评价似乎是一句气话，但梳理马斯克和 ESG 之间的恩怨，这更像是马斯克发自内心的呐喊，因为他确实理解不了 ESG 以及其背后的规则。
首先是马斯克认为美孚一个传统油气业公司，ESG 评分比特斯拉高很多不合理，但 ESG 评分并不是单纯看企业所处行业分类，更重要的是要看公司低碳发展战略和商业行为准则。
特斯拉此次被剔除出 ESG 指数，就是因为特斯拉作为一家新能源车企，却缺少低碳发展战略和违反商业行为准则，这直接导致公司评分成为最差的 25%。所以，即便特斯拉在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整体的 ESG 评分结果仍然落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只是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的发言来看，他恐怕是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原因。作为任性的新任首富，马斯克不理解 ESG 无所谓，但是对于遨游在二级市场上的普通人而言，现在还不知道 ESG 的重要性，恐怕将要被市场淘汰，毕竟沪深 300 中已经有多家企业披露过 ESG 报告。
0、"ESG" 落后中国 11 年
虽然 "ESG" 是这几年刚成为热词，但这个名词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早在 2004 年提出的。不过却比中国提出相关概念晚了 11 年。
1993 年 12 月批准通过的《公司法》中，明确要求 " 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 "。简单讲就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活动，或者对未来发展做出规划决策时，要充分考虑职工、消费者（自然人）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多方因素，不得损害上述任何一方的利益。当涉及公司与社会利益冲突时，要优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 年提出的 "ESG" 概念，与公司法对 "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 的要求不谋而合。
从企业角度来看，ESG 是企业履行环境、社会以及治理责任的核心框架，是企业评估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评估体系。
广义上，ESG是一种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效益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价值观，是一种追求长期价值增长的投资理念。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ESG 可分为 ESG 实践与 ESG 投资。
ESG 实践对应的，就是具体公司对于 ESG 事物的统筹安排及落地，而从投资角度来说，ESG 投资需要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绩效的企业价值与风险，是一种可落地且系统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工具或方法，ESG 不仅可以赋能企业探索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指导资本进行可持续投资，以获取长时间维度的正向收益。
提到可持续发展，其实 ESG 和可持续发展基本逻辑相似，只是可持续发展使用者范围更广，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且针对不同使用者要求有区别，而 ESG 的使用者主要为企业。
简言之，一个企业 ESG 的好坏，决定了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的前景，ESG 越好，公司管理成本越低，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越高。从 2004 年正式提出 "ESG" 概念至今，ESG 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接受。
02、资本推动 ESG 迅速发展
其实马斯克有这种想法也不难理解，毕竟 "ESG" 最初就是由资本推向市场的概念，但这不代表 ESG 概念没有意义。
上世纪 50 年代，投资界有一次 " 伦理投资 " 高潮；60 年代，又兴起的一次 " 社会责任投资 " 高潮；70 年代开始，" 伦理投资 " 和 " 社会责任投资 " 逐渐演变出 " 可持续发展 " 的观念，并推动 " 环境保护投资 " 的实践，这也是ESG 概念的雏形。
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 " 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多米尼 400 社会责任指数 " 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发布，将投资者的关注点引向重视环境保护、践行社会责任、提升治理能力的投资对象上。
又经过 10 余年的市场教育，至 2004 年，联合国契约组织首次提出了 ESG 概念，2 年后，2006 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提出了 " 责任投资原则（PRI）" 引导金融企业转向 ESG 投资。
至 2015 年，全球 193 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提出 " 可持续发展原则 "，旨在 2015 年到 2030 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从而推动 ESG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以企业为主的 ESG 实践越来越常见，从而进一步推动 ESG 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而对于 ESG 投资，ESG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客观的信息披露，可以让企业外部人员，更清晰地知道相关企业是否做到了 ESG 相关事项，从而做出决策。根据 PRI Regulation Database，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全球 ESG 政策中，关于企业 ESG 信披的政策数量达到 481 个，占比 47.18%。
其中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香港交易所的《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指引》、纳斯达克交易所的《ESG 报告指南 2.0》等。
不过与国外相比，我国企业 ESG 信息披露率不高，尽管发布 ESG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长，但比例未见显著提升。
根据毕马威统计数据，全球 N100 与 G250 企业 EGS 信息披露率近 20 年呈现上涨趋势，且 G250 信息披露率高于 N100，已接近 100%；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 N100 企业信息披露率不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加拿大媒体和投资研究公司 Corporate Knights 的数据，也间接印证了上述观点。2019 年，全球 48 家交易所 ESG 信息披露情况排名中，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分别为第 41、44、27 名，三个交易所中企业对应的 ESG 披露率，分别为 24.2%、18.1%、43.5%。
但三个交易所企业 ESG 信息披露增长率相对较高，也就是进行 ESG 信息披露的企业数量增速较快，其中以金融业企业最为积极。根据商道融绿对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发布的2020 年 ESG 报告分析结果，当年已发布报告的 255 家公司中，有超过 25% 的公司属于金融业，其次是 ICT 行业和工业企业。
03、ESG 披露拆解
根据商道融绿对中证 800 成分股 ESG 指标披露的研究结果，定性指标披露情况整体优于定量指标。
在具体议题方面，中证 800 成分股中，针对 G 指标的披露情况好于 E、S 指标，尤其是 S 指标披露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E 指标披露率上涨速度较快，2018-2021 年间 E 指标披露率上涨 18.10%，远高于 G 指标、S 指标，市场将其归因于近几年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
根据《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研究——全球趋势与中国实践》，从投资机构、评级机构、指数公司等信息使用方的角度来说，ESG 数据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信息披露不足，自愿披露欠缺，公开数据较少，导致数据可得性较低；
其次是披露内容不全，披露主体选择性大，对自身有利的数据，隐藏不利信息，导致数据不完整；
第三是定量披露不多，定性披露为主，量化使用等存在困难；
第四是披露规范性不高，不同上市公司对于同一指标披露的口径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标、范围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数据可比性差、运用效果不佳；
第五是数据更新不够，年度披露的数据对于投资时的评级或评分非常滞后，存在时效性的缺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资管行业 ESG 投资发展研究报告》也指出，内地被访机构中，63% 的机构认为 ESG 投资的最大障碍是 " 上市公司 ESG 相关信息难以获取，信息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 "。
与欧盟对比，我国对 ESG 披露的强制性程度偏低，相关政策也较为零散，尚未从全国层面发布可以统筹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强制性要求、时效要求的政策，同时缺乏统一的、具体的披露指标指引。
现阶段，国内 ESG 披露主要集中于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深交所 2006 年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交所 2008 年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编制指引》，从上述文件也可以看出，虽然沪深交易所在 ESG 方面探索时间较早，但一直以来受公司法影响，重点强调公司对社会责任方面的披露。
但在 2012 年，联交所发布了首版《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披露 ESG 信息，并在 2015 年、2019 年、2021 年对《环境、社会及管治告指引》进行了修订或者补充。
首先是 2015 年引入 " 不遵守就解释 " 的半强制要求方式，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 " 不遵守就解释 " 与自愿披露相结合；其次是 2019 年加入强制披露要求，各项信披条款的强制性要求以 " 不遵守就解释 " 与强制披露相结合；最后是 2021 年新增《气候信息披露指引》，用以强化新版 ESG 指引中新增议题 " 气候变化 " 的信息披露，据悉《气候信息披露指引》将于 2025 年强制实施。
此外，联交所 2020 年发布《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对企业 ESG 报告编制流程，E、S 主题下关键绩效指标具体如何披露、如何计算、不同行业披露哪些重要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操作性较强。
伴随社会各界对 ESG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未来 ESG 投资，或将成为二级市场一个较为重要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