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探讨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合成照片／汤森路透／远足文化提供）
傅好文／翻译：林添贵 从前有个国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远近各方民族承认。在今天，我们称这个国家为「中国」。 使用「国家」这个字词其实会骗人。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立即指认「中国」的这个国家，其实存在时间并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时间裡，这块朝代嬗递统治的土地，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也不会视其邻邦为国家。不论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关性或适用性而言，它是个帝国，而且大半时间是没有边界的帝国──法国人会称之为影响范围（rayonnement）。 有人会说，从来就没有过更普世的统治概念。务实地讲，对中国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划分为两个广大、单纯的类别──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统治者、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天朝价值的原则，另外一些人则不然──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化外之民。 在过去两千年大部分时间裡，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常态就是天下归於一统，用中文来说，就是「天下」的观念。这个词不能拘泥字面来解释。从很早期开始，中国就意识到远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伟大帝国（如罗马）的存在，但它与这些远方世界的接触很薄弱，因此在经济与政治意义上都不足为道。 在中华帝国的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而言，在天下──从这个脉络来看，有时可解释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广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邻近的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在这些区域当中，中亚对华夏权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续的挑战，而且经常是公然的威胁。中国歷代的版图有大有小，大都视汉人与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论是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势力均衡变化而异动。（中国曾经两度遭到来自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统治，一是1271年至1368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是1644年至1912年的满洲人清朝。）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根基 在地理上，我们往往把海洋视为障碍，有效地将国家、区域和各个大陆隔离开来，而在远古时代，更是几乎使它们彼此孤立。但是东亚海岸以温和衔接的月弯形，从朝鲜半岛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峡，更典型地扮演起华夏文化和声威、华夏商务，乃至华夏权力的传送带，虽然只是偶尔才传送硬权力。至少从唐朝（618－907）开始，直到1912年中国结束王朝嬗递统治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海洋区域的人民经常顺服中国，承认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随其领导。 华夏权力以这种方式运作，支撑起人类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种国际制度──有时称为极其鬆懈的独特形式，而中国以这种另类间接的统治方式治理相当眾多的人。这种描述未必恰当，因为中国与其东方邻国的关係就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包括接触与服从上的强度不同。 然而，在这个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相当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们的至尊地位，我们将赐予以政治正统地位发展贸易伙伴关係──以现代国际事务语言来说，提供某种范围的公共财（public goods）。这些公共财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领域、调停纠纷，准许接受中国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学习制度。在这个区域裡的核心国家，如朝鲜、越南和日益交恶的日本，中华价值、中华文化、中华语文、中华哲学与中华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视为基本的参考架构，甚至是普世的标准。 这裡所谓的「制度」，即西方长久以来所谓的中国的朝贡制度（但中国人从不这麼认为）。这段期间可以上溯至汉朝（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中华帝国范围内的民族定期派出「使节」，向中国皇帝行礼仪上的臣服。中国朝廷则透过赏赐方式赋予贸易权利，代表极大的恩惠，以作为双边关係强大的润滑剂。中国人提到这种制度时，其语言文字往往充满委婉而自大的言词，经常把这类今天称为外交政策的工作说成是「理藩」。 十九世纪有一段记载：「为了控制野蛮人，圣贤之君在他们来（入侵中国）时，要惩罚和抵制他们，在他们离去时，要有准备和戒备。如果被中国文明所吸引，他们会来朝贡，他们会受到礼遇，并维持鬆懈但不切断的关係，因此若出了岔错，其咎也在他们。」 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皇帝透过赐封方式承认外国领袖的头衔。即使他们坐上宝座，驯服的进贡国新统治者仍需安於储君的头衔，静候天朝皇帝赐下册封詔书，以免冒犯礼仪。中国发动侵越战争的原因 这件事有多麼严重，西元前二世纪一则发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鲜明的例子。当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国家自封为皇帝，汉文帝的反应极为快速、明确。他下詔指责越南君主。南越国王的回应只能说极尽谦卑之能事，承认「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 来自中国的反弹可从两个层面来谈。再明白不过的是，这是在其本国内直接的声明，大汉皇帝不会纵容任何人与他并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国也发出这样的讯号：当觉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战，中国决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预。我们看到，1979年，也就是距离上述事件逾两千年之后，中国发动侵越战争，仍是强调这个重点。 事实上，中国在前述事件后几个世纪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响中越的双边关係。但是，动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办法。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经写道：「任何霸权秩序都是一样，（朝贡制度）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当制度运作良好时，当涉及政治、经济互惠的原则时，会允许长期的和平互动。」 一般来说，朝贡制度使中国的贸易让利及不断接待来访外国使节团的费用，远远超过它和这些周边小型社会商务往来可能获得的收益。然而，这个说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对中国皇帝在国内的政治价值。邻邦统治者获得中国皇帝的承认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国人定期遣使叩头，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与权力，也十分重要。换句话说，当其他人愿意恭顺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国内证明他具有无上的道德权力，套句老话，他具有天命。 这个思维在中国帝制时期接近尾声时，与朝代初建的汉朝一样，一路世代相传。当英国在十八世纪末期臻至全球大国巔峰，派出使节团到中国，试图站在平等立场与大清建立关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许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经过九个月的海上航行终於抵达中国，英方赫然发觉，往北京的路上掛满大字旗帜，宣布这个欧洲人使节团是来向皇帝朝覲。没错，乾隆皇廷昭告民眾，爱尔兰裔的使节团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员，远渡重洋来此「接受文明」。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著名的哈佛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贡制度，他写道：「大部分朝代在内乱外患双重打击下灭亡。因此每个政府都承受极大的压力，要让其对外关係吻合这个理论，确立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威。」 这个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续到当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当中。2015年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缉思写道：「打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及内政政策都服务相同的目标：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之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国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制度」其实是晚近的发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就在中国受到其他国家压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与回过头来支持它相当长久一段歷史的秩序开始被取代之时，才开始拼组起来。 在现代世界诞生之际，中国正坠入其相对区域力量及影响力的最低点。中国长久以来的常态是，对它的价值与伦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动摇地坚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却不是依据预设的世界自然阶层，以中国为顶峰，而是假设清晰界定的国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论上如此），其立足点是犹太－基督徒的理念和体制、选举民主普及化、公开贸易，而非经过管理的朝贡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现的国际法体制。支持所有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当然是西方列强，到了二十世纪，就是美国的大国力量。 长久以来中国本身运作成功的国际制度，以及几乎不受挑战、天经地义的文明标竿地位，必然要改变，转为它很难接受的大降级。然而，西方人却忽略了，在过渡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残酷环境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势却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对当今之世的常态產生不寻常、深刻的爱恨交织心理，而今中国国势日益强大，每过一年，这种感觉就日益明显。「百年国耻」 近五十年前，毛泽东以大体上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式统治，与战后制度处於几近永久性、革命性的紧张状态时，费正清轻描淡写地写道：「现代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难以调适接受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有一部分是源自中国式世界秩序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留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 对於中国式世界秩序的没落，最常见的描述是：粗暴的西方帝国主义向东亚大举进军。中国本身在其教科书和民族主义的文宣中，把建造现代世界的一百年称为「百年国耻」时期──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又洗劫北京。虽然西方列强侵略性地扩张进入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是这段时期十分重要的事实，西方所达成的成绩其实更像是改造了旧中国世界，旋即将它带向更加剧烈的变化。其实这不是西方人造成的，而是自古以来东亚的臣服国家所造成的，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虽然亚洲许多国家都冀求进入刚萌芽的国际制度，但确切为这个区域持续两千年的中国中心秩序拉下布幕的驱动者，无疑是日本帝国。1895年日本先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比它大许多的邻国，此后五十年间更在评估国力的每项指标上，几乎全都超越中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才因军事不知节制、滥肆扩张而战败，被赶出了中国。即使是因为美国出力才战败，往后数十年日本在多项指标上仍然领先中国，最明显的是人均所得和生活品质。 不过，就科技进步和全球文化影响而言，日本领先之势已逐渐缩小。日本攀升大国地位，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的牺牲奠立基础，这证明以下这句名言歷久弥新：「同时出现两个皇帝时，其中之一必须被毁灭。」的确，直到今天，东亚从未显示大到足以容下两个大国和平共存，而日后是否能容下一山二虎，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本区域的阴影，也构成本书所要探讨的许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朝贡制度在中国人心理上流连不去的地位，如今出现了新的重要性。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羞辱是一回事，中国思想家心理上却相当宽慰，绝不会期待远方夷狄接受中国的美德和文化优越。然而，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被新兴的日本击败，却是另一回事──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中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是：日本天生就比中国低劣，它从文字、文学到宗教、治理，无一不源自华夏文明。 直到今天，这段歷史释放出来的能量仍相当强劲。梁啟超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份子的巨擘，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写道，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把我国从四千年大梦中唤醒。」 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裡，包括很长一段毛泽东当权的时期，北京对日本採取比较宽鬆的态度，在1980年代初期展开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热切地吸收日本的科技和日益增加的投资，并且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在这段时期，北京刻意不去强调过去的歧异。中国对於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地位，在后毛泽东时期同样採取大体上接受的观点。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 回顾起来，这两个立场在不到十年之内因为中国国力突然大增，產生剧烈变化，论者往往会说，中国只是很务实地评估本身实力太弱，对上述两种状况都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集中全力悄悄地建设本身实力。它的确是这麼做了，如今随著国力大增，中国的自我意识膨胀，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北京对日本政策的焦点──事实上，对原本界定朝贡制度的整个海洋区域，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都是如此──即恢復从大中国观点所认定的天然秩序。 我们必须说，这不仅是中国国家机关，也是日益上升的民粹民族主义所掛念的。因此之故，这个宏大规画的成败将深刻决定强悍的习近平以降中国领导人的正当性，甚至也可能决定中国共產党的存亡。 然而，中国的终极目标绝不只是恢復类似区域秩序的旧貌，在全新改版的朝贡制度下，东南亚国家以及富裕且通常谦卑的日本，都将别无选择，将它们的未来与其掛鉤在一起，向北京的权威俯首。一个更大、更有野心的目标已经逐渐浮现。中国这个野心从还未明言的行为中已可看出，它涉及取代美国在本区域的权势力量，以其做为无可取代的踏脚石，逐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国。 时殷弘是中国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思想家，曾经撰文描述习近平的目标是「给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一个主导角色──以美国的优势作为代价」。他曾对我说道：「西方不应该再去多想如何将中国整合进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而应该试图迁就中国。」他说，其最终意义就是美国接受於太平洋与中国在军事上平起平坐，在中国近邻海域让出所谓「狭窄但充足的战略空间」给中国，并且放鬆美国在本区域的同盟结构。 即使时殷弘身为备受尊崇的政策圈内人士，他的观点并非官方观点，但其指向一个或许堪称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係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可能成为怎样的大国？接下来各章冗长的内容让我们在了解中国悠久的歷史之后，能够理解中国过去如何构思并运用其力量。我不相信一些人所谓的文化基因，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太复杂了，绝非如此单纯。不过，引据这些传统，并且探讨一些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我们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本文摘自《中国扩张：歷史如何形塑中国的强权之路》导论／远足文化出版／作者现任教於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
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探讨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合成照片／汤森路透／远足文化提供）
傅好文／翻译：林添贵
从前有个国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远近各方民族承认。在今天，我们称这个国家为「中国」。
使用「国家」这个字词其实会骗人。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立即指认「中国」的这个国家，其实存在时间并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时间裡，这块朝代嬗递统治的土地，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也不会视其邻邦为国家。不论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关性或适用性而言，它是个帝国，而且大半时间是没有边界的帝国──法国人会称之为影响范围（rayonnement）。
有人会说，从来就没有过更普世的统治概念。务实地讲，对中国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划分为两个广大、单纯的类别──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统治者、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天朝价值的原则，另外一些人则不然──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化外之民。
在过去两千年大部分时间裡，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常态就是天下归於一统，用中文来说，就是「天下」的观念。这个词不能拘泥字面来解释。从很早期开始，中国就意识到远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伟大帝国（如罗马）的存在，但它与这些远方世界的接触很薄弱，因此在经济与政治意义上都不足为道。
在中华帝国的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而言，在天下──从这个脉络来看，有时可解释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广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邻近的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在这些区域当中，中亚对华夏权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续的挑战，而且经常是公然的威胁。中国歷代的版图有大有小，大都视汉人与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论是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势力均衡变化而异动。（中国曾经两度遭到来自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统治，一是1271年至1368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是1644年至1912年的满洲人清朝。）
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根基
在地理上，我们往往把海洋视为障碍，有效地将国家、区域和各个大陆隔离开来，而在远古时代，更是几乎使它们彼此孤立。但是东亚海岸以温和衔接的月弯形，从朝鲜半岛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峡，更典型地扮演起华夏文化和声威、华夏商务，乃至华夏权力的传送带，虽然只是偶尔才传送硬权力。至少从唐朝（618－907）开始，直到1912年中国结束王朝嬗递统治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海洋区域的人民经常顺服中国，承认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随其领导。
华夏权力以这种方式运作，支撑起人类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种国际制度──有时称为极其鬆懈的独特形式，而中国以这种另类间接的统治方式治理相当眾多的人。这种描述未必恰当，因为中国与其东方邻国的关係就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包括接触与服从上的强度不同。
然而，在这个十分有弹性的大中华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相当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们的至尊地位，我们将赐予以政治正统地位发展贸易伙伴关係──以现代国际事务语言来说，提供某种范围的公共财（public goods）。这些公共财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领域、调停纠纷，准许接受中国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学习制度。在这个区域裡的核心国家，如朝鲜、越南和日益交恶的日本，中华价值、中华文化、中华语文、中华哲学与中华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视为基本的参考架构，甚至是普世的标准。
这裡所谓的「制度」，即西方长久以来所谓的中国的朝贡制度（但中国人从不这麼认为）。这段期间可以上溯至汉朝（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中华帝国范围内的民族定期派出「使节」，向中国皇帝行礼仪上的臣服。中国朝廷则透过赏赐方式赋予贸易权利，代表极大的恩惠，以作为双边关係强大的润滑剂。中国人提到这种制度时，其语言文字往往充满委婉而自大的言词，经常把这类今天称为外交政策的工作说成是「理藩」。
十九世纪有一段记载：「为了控制野蛮人，圣贤之君在他们来（入侵中国）时，要惩罚和抵制他们，在他们离去时，要有准备和戒备。如果被中国文明所吸引，他们会来朝贡，他们会受到礼遇，并维持鬆懈但不切断的关係，因此若出了岔错，其咎也在他们。」
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皇帝透过赐封方式承认外国领袖的头衔。即使他们坐上宝座，驯服的进贡国新统治者仍需安於储君的头衔，静候天朝皇帝赐下册封詔书，以免冒犯礼仪。
中国发动侵越战争的原因
这件事有多麼严重，西元前二世纪一则发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鲜明的例子。当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国家自封为皇帝，汉文帝的反应极为快速、明确。他下詔指责越南君主。南越国王的回应只能说极尽谦卑之能事，承认「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
来自中国的反弹可从两个层面来谈。再明白不过的是，这是在其本国内直接的声明，大汉皇帝不会纵容任何人与他并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国也发出这样的讯号：当觉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战，中国决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预。我们看到，1979年，也就是距离上述事件逾两千年之后，中国发动侵越战争，仍是强调这个重点。
事实上，中国在前述事件后几个世纪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响中越的双边关係。但是，动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办法。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经写道：「任何霸权秩序都是一样，（朝贡制度）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当制度运作良好时，当涉及政治、经济互惠的原则时，会允许长期的和平互动。」
一般来说，朝贡制度使中国的贸易让利及不断接待来访外国使节团的费用，远远超过它和这些周边小型社会商务往来可能获得的收益。然而，这个说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对中国皇帝在国内的政治价值。邻邦统治者获得中国皇帝的承认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国人定期遣使叩头，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与权力，也十分重要。换句话说，当其他人愿意恭顺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国内证明他具有无上的道德权力，套句老话，他具有天命。
这个思维在中国帝制时期接近尾声时，与朝代初建的汉朝一样，一路世代相传。当英国在十八世纪末期臻至全球大国巔峰，派出使节团到中国，试图站在平等立场与大清建立关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许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经过九个月的海上航行终於抵达中国，英方赫然发觉，往北京的路上掛满大字旗帜，宣布这个欧洲人使节团是来向皇帝朝覲。没错，乾隆皇廷昭告民眾，爱尔兰裔的使节团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员，远渡重洋来此「接受文明」。
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著名的哈佛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贡制度，他写道：「大部分朝代在内乱外患双重打击下灭亡。因此每个政府都承受极大的压力，要让其对外关係吻合这个理论，确立他们统治中国的权威。」
这个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续到当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当中。2015年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缉思写道：「打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及内政政策都服务相同的目标：维持在共產党领导之下的国内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国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制度」其实是晚近的发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就在中国受到其他国家压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与回过头来支持它相当长久一段歷史的秩序开始被取代之时，才开始拼组起来。
在现代世界诞生之际，中国正坠入其相对区域力量及影响力的最低点。中国长久以来的常态是，对它的价值与伦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动摇地坚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却不是依据预设的世界自然阶层，以中国为顶峰，而是假设清晰界定的国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论上如此），其立足点是犹太－基督徒的理念和体制、选举民主普及化、公开贸易，而非经过管理的朝贡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现的国际法体制。支持所有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当然是西方列强，到了二十世纪，就是美国的大国力量。
长久以来中国本身运作成功的国际制度，以及几乎不受挑战、天经地义的文明标竿地位，必然要改变，转为它很难接受的大降级。然而，西方人却忽略了，在过渡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残酷环境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势却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对当今之世的常态產生不寻常、深刻的爱恨交织心理，而今中国国势日益强大，每过一年，这种感觉就日益明显。
「百年国耻」
近五十年前，毛泽东以大体上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式统治，与战后制度处於几近永久性、革命性的紧张状态时，费正清轻描淡写地写道：「现代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难以调适接受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有一部分是源自中国式世界秩序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留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
对於中国式世界秩序的没落，最常见的描述是：粗暴的西方帝国主义向东亚大举进军。中国本身在其教科书和民族主义的文宣中，把建造现代世界的一百年称为「百年国耻」时期──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又洗劫北京。虽然西方列强侵略性地扩张进入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是这段时期十分重要的事实，西方所达成的成绩其实更像是改造了旧中国世界，旋即将它带向更加剧烈的变化。其实这不是西方人造成的，而是自古以来东亚的臣服国家所造成的，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虽然亚洲许多国家都冀求进入刚萌芽的国际制度，但确切为这个区域持续两千年的中国中心秩序拉下布幕的驱动者，无疑是日本帝国。1895年日本先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比它大许多的邻国，此后五十年间更在评估国力的每项指标上，几乎全都超越中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才因军事不知节制、滥肆扩张而战败，被赶出了中国。即使是因为美国出力才战败，往后数十年日本在多项指标上仍然领先中国，最明显的是人均所得和生活品质。
不过，就科技进步和全球文化影响而言，日本领先之势已逐渐缩小。日本攀升大国地位，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的牺牲奠立基础，这证明以下这句名言歷久弥新：「同时出现两个皇帝时，其中之一必须被毁灭。」的确，直到今天，东亚从未显示大到足以容下两个大国和平共存，而日后是否能容下一山二虎，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本区域的阴影，也构成本书所要探讨的许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朝贡制度在中国人心理上流连不去的地位，如今出现了新的重要性。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羞辱是一回事，中国思想家心理上却相当宽慰，绝不会期待远方夷狄接受中国的美德和文化优越。然而，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被新兴的日本击败，却是另一回事──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中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是：日本天生就比中国低劣，它从文字、文学到宗教、治理，无一不源自华夏文明。
直到今天，这段歷史释放出来的能量仍相当强劲。梁啟超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知识份子的巨擘，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写道，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把我国从四千年大梦中唤醒。」
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裡，包括很长一段毛泽东当权的时期，北京对日本採取比较宽鬆的态度，在1980年代初期展开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热切地吸收日本的科技和日益增加的投资，并且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在这段时期，北京刻意不去强调过去的歧异。中国对於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地位，在后毛泽东时期同样採取大体上接受的观点。
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
回顾起来，这两个立场在不到十年之内因为中国国力突然大增，產生剧烈变化，论者往往会说，中国只是很务实地评估本身实力太弱，对上述两种状况都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集中全力悄悄地建设本身实力。它的确是这麼做了，如今随著国力大增，中国的自我意识膨胀，日本又回到中国人视线的中心位置；北京对日本政策的焦点──事实上，对原本界定朝贡制度的整个海洋区域，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都是如此──即恢復从大中国观点所认定的天然秩序。
我们必须说，这不仅是中国国家机关，也是日益上升的民粹民族主义所掛念的。因此之故，这个宏大规画的成败将深刻决定强悍的习近平以降中国领导人的正当性，甚至也可能决定中国共產党的存亡。
然而，中国的终极目标绝不只是恢復类似区域秩序的旧貌，在全新改版的朝贡制度下，东南亚国家以及富裕且通常谦卑的日本，都将别无选择，将它们的未来与其掛鉤在一起，向北京的权威俯首。一个更大、更有野心的目标已经逐渐浮现。中国这个野心从还未明言的行为中已可看出，它涉及取代美国在本区域的权势力量，以其做为无可取代的踏脚石，逐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国。
时殷弘是中国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思想家，曾经撰文描述习近平的目标是「给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一个主导角色──以美国的优势作为代价」。他曾对我说道：「西方不应该再去多想如何将中国整合进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而应该试图迁就中国。」他说，其最终意义就是美国接受於太平洋与中国在军事上平起平坐，在中国近邻海域让出所谓「狭窄但充足的战略空间」给中国，并且放鬆美国在本区域的同盟结构。
即使时殷弘身为备受尊崇的政策圈内人士，他的观点并非官方观点，但其指向一个或许堪称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係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可能成为怎样的大国？接下来各章冗长的内容让我们在了解中国悠久的歷史之后，能够理解中国过去如何构思并运用其力量。我不相信一些人所谓的文化基因，中国及世界有其无限的机遇变化，太复杂了，绝非如此单纯。不过，引据这些传统，并且探讨一些中国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许我们能够更了解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如何运用其日益增长的国力。
※本文摘自《中国扩张：歷史如何形塑中国的强权之路》导论／远足文化出版／作者现任教於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