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经有所回落，照已有经验判断，这一波在西安集中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于中国农历新年前应可得到有效控制。
但这不意味着疫情的考验即将结束，西安的治理者们就可以欢天喜地等着过大年了。恰恰相反，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而不只是西安，中国政府也应将此番疫情当作典型症候，从中检视自身治理体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探索地方官员的素质建设还能做哪些有效提升。
不断有迹象显示，西安疫情在舆论场中正走向与武汉疫情相似的轨迹，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与日俱增，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政府应当避免当初的“方方事件”在西安重演，那将是公信力的一次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坍塌。
当然，这绝非是在建议政府在舆论场中对质疑声音穷追猛打。而是意在提醒，疫情管控作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课题，缩减新增病例只是第一步，西安在这点上或许做得尚且不错，但在课题中更大范畴内的其他领域却亮起了红灯。
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从武汉疫情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对治理者而言，这是足够长的时间，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与自省，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深度学习。但官员们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限，曾经发生过的问题仍在持续发生，一而再再而三，恍如两年前初面新冠时的青涩模样。
西安新增新冠疫情病例数量已经降低。（新华社）
不少个体在疫情期间的悲惨经历被报道出来，就医难、吃饭难、考试难、住宿难……疫情管控流程亦问题频发，配送难、出行难、隔离难……诸如此类，是否皆完全不能预料？提前做若干应急预案，疫情中根据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是否真有那么难？
有辩护声音或说，政府当然有相关预案，但事出无奈，难免不能周全。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社会治理的本质究竟为何，秩序是服务于人还是人要服务于秩序。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下，治理者们似乎信奉“抓大放小”是天然正当的，社会持续运行要以稳定为前提，期间自然有所取舍不能得兼，从逻辑上、从整体上说，这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在，政府不应也不能将“抓大放小”视为正当，社会并不要求治理者尽善尽美，但后者必须有尽善尽美的自觉及为之充分不懈的努力，这是公义所在，更是道德所在。
“稳定压倒一切”没问题，但能否将“压倒”的范围尽可能缩小，将“压倒”的程度尽可能降低？“抓大放小”没问题，但“大”抓住了，“小”是否也能想办法去抓，能否少一些无奈放弃，多一些尽力争取？
社会治理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服务，那就要想方设法关注到每一个人。但残酷的现实似乎并不支持这一美好愿景，“抓大放小”的官员们究竟是力有不逮还是怠惰懒政，实在不难分辨。
当“稳定”成为官员政绩表的最大加分项，这对治理者形成一种错置的鼓励，他们将愈发缺少社会治理主动性，因“抓大放小”足够用来搪塞掩盖他们的懒惰和无能。
政府公信力的逐渐流失是比疫情更严重的灾难。身疾易治，心疾难医，后者必须得到足够重视，那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西安市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经有所回落，照已有经验判断，这一波在西安集中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于中国农历新年前应可得到有效控制。
但这不意味着疫情的考验即将结束，西安的治理者们就可以欢天喜地等着过大年了。恰恰相反，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而不只是西安，中国政府也应将此番疫情当作典型症候，从中检视自身治理体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探索地方官员的素质建设还能做哪些有效提升。
不断有迹象显示，西安疫情在舆论场中正走向与武汉疫情相似的轨迹，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与日俱增，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政府应当避免当初的“方方事件”在西安重演，那将是公信力的一次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坍塌。
当然，这绝非是在建议政府在舆论场中对质疑声音穷追猛打。而是意在提醒，疫情管控作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课题，缩减新增病例只是第一步，西安在这点上或许做得尚且不错，但在课题中更大范畴内的其他领域却亮起了红灯。
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从武汉疫情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对治理者而言，这是足够长的时间，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与自省，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深度学习。但官员们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限，曾经发生过的问题仍在持续发生，一而再再而三，恍如两年前初面新冠时的青涩模样。
西安新增新冠疫情病例数量已经降低。（新华社）
不少个体在疫情期间的悲惨经历被报道出来，就医难、吃饭难、考试难、住宿难……疫情管控流程亦问题频发，配送难、出行难、隔离难……诸如此类，是否皆完全不能预料？提前做若干应急预案，疫情中根据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是否真有那么难？
有辩护声音或说，政府当然有相关预案，但事出无奈，难免不能周全。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社会治理的本质究竟为何，秩序是服务于人还是人要服务于秩序。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下，治理者们似乎信奉“抓大放小”是天然正当的，社会持续运行要以稳定为前提，期间自然有所取舍不能得兼，从逻辑上、从整体上说，这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在，政府不应也不能将“抓大放小”视为正当，社会并不要求治理者尽善尽美，但后者必须有尽善尽美的自觉及为之充分不懈的努力，这是公义所在，更是道德所在。
“稳定压倒一切”没问题，但能否将“压倒”的范围尽可能缩小，将“压倒”的程度尽可能降低？“抓大放小”没问题，但“大”抓住了，“小”是否也能想办法去抓，能否少一些无奈放弃，多一些尽力争取？
社会治理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服务，那就要想方设法关注到每一个人。但残酷的现实似乎并不支持这一美好愿景，“抓大放小”的官员们究竟是力有不逮还是怠惰懒政，实在不难分辨。
当“稳定”成为官员政绩表的最大加分项，这对治理者形成一种错置的鼓励，他们将愈发缺少社会治理主动性，因“抓大放小”足够用来搪塞掩盖他们的懒惰和无能。
政府公信力的逐渐流失是比疫情更严重的灾难。身疾易治，心疾难医，后者必须得到足够重视，那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