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接班人问题因『求是』近日公布习近平有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再度浮出水面，在北京的中国独立学者荣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自习近平修宪后，中共又面临独夫体制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文章质疑，毛最终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习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作者回顾了中共建证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曾经高度重视接班人的毛，他的接班人梯队都被他本人和党内斗争废黜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甚至写入党章，最终还是遭遇毛本人的挑战，林彪逃走，坠机摔死在蒙古，林彪事件表明，接班人问题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临死前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但华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华国锋以“党内武力解决”方式粉碎“四人帮”，而邓小平以“党内和平解决”方式让华国锋交出权力。 作者分析，华国锋之后的两人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可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胡赵名义上占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实际上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邓钦定的 胡赵接班人团队最终彻底毁于党内斗争。从华国锋1976粉碎四人帮到1989六四事件爆发，中共在13年时间换了三位最高领导人，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处于接班人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 邓小平因为两次提名总书记人选的失败而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邓小平和陈云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高领导人任期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邓小平和陈云认识到，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以避免八十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至此，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受到了制度约束，与毛时代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比起来无疑是一个进步。 随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和“储君制”，但最大的问题，江胡执政20年，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作者分析这与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只有10年，而且10年的前两三年必须应对前任最高领导人确定的人事安排，10年的后两三年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执政有效时间只有一半。作者指出，在“储君制”约束下，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前任最高领导人，现在最高领导人和侯任最高领导人。致使中共最高权力在这一阶段一直处在分化和弱化之中，贪腐盛行，胡锦涛时期更是“九龙治水”，最高权力分化、过渡和互相牵制、勾兑，形成党内权力分赃制。 作者认为，要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建构领导制度应是不二选择。但习近平新时代却反向而行之，重新退回毛时代，建立起一个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而所有党权又集中于定于一尊的党权主义权力架构，已经超过了毛时代。 邓小平开创，江胡实行20年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被习近平彻底废止。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但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面临的终极权力困境，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崩溃。 作者问到：毛泽东败于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领导人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中共接班人问题因『求是』近日公布习近平有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再度浮出水面，在北京的中国独立学者荣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自习近平修宪后，中共又面临独夫体制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文章质疑，毛最终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习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作者回顾了中共建证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曾经高度重视接班人的毛，他的接班人梯队都被他本人和党内斗争废黜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甚至写入党章，最终还是遭遇毛本人的挑战，林彪逃走，坠机摔死在蒙古，林彪事件表明，接班人问题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临死前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但华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华国锋以“党内武力解决”方式粉碎“四人帮”，而邓小平以“党内和平解决”方式让华国锋交出权力。
作者分析，华国锋之后的两人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可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胡赵名义上占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实际上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邓钦定的 胡赵接班人团队最终彻底毁于党内斗争。从华国锋1976粉碎四人帮到1989六四事件爆发，中共在13年时间换了三位最高领导人，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处于接班人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
邓小平因为两次提名总书记人选的失败而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邓小平和陈云博弈的结果，实现了最高领导人任期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邓小平和陈云认识到，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以避免八十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至此，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受到了制度约束，与毛时代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比起来无疑是一个进步。
随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和“储君制”，但最大的问题，江胡执政20年，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作者分析这与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只有10年，而且10年的前两三年必须应对前任最高领导人确定的人事安排，10年的后两三年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执政有效时间只有一半。作者指出，在“储君制”约束下，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前任最高领导人，现在最高领导人和侯任最高领导人。致使中共最高权力在这一阶段一直处在分化和弱化之中，贪腐盛行，胡锦涛时期更是“九龙治水”，最高权力分化、过渡和互相牵制、勾兑，形成党内权力分赃制。
作者认为，要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建构领导制度应是不二选择。但习近平新时代却反向而行之，重新退回毛时代，建立起一个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而所有党权又集中于定于一尊的党权主义权力架构，已经超过了毛时代。
邓小平开创，江胡实行20年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被习近平彻底废止。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但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面临的终极权力困境，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崩溃。
作者问到：毛泽东败于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领导人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