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憧景中国减息降淮救经济，但摩根士丹利(俗称大摩)首席中国金融分析师徐然接受香港财经报章《信报》访问时指出，中国经过多番减息后，似乎正朝着相反效果的路上发展，既令居民收入受损，又导致中国产能自然筛选优胜劣败的过程减慢，不利消化风险，相信中国监管机构亦会逐渐考虑，减息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徐然在今(30日)天刊登的专访中指出，与美国家庭以借贷消费为主不同，中国家庭资产中，固定收益占比远高于家庭借贷，减息自然会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而在低息环境下，收入预期下降反而令居民增加储蓄，实际上不利消费。
根据大摩测算，中国多次减息后，当地家庭收入正在下降。由于所谓固定收益，主要是指储蓄，例如存款丶债券投资丶银行理财等，而根据大摩报告，过去几年，中国储蓄率一直维持约30%，但经过几轮减息后，中国储蓄率升至今年首九个月的37%；排除股市的影响后，储蓄率亦从去年的30%，增至今年首九个月的34%。
徐然更指出，大家误以为中国利率还有很多下调空间，「但实际上从自下而上的贷款利率来看，其实已下降得非常多。」过去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人行)指导下，银行的实质贷款利率降速，比国债利率及基淮利率下降得更快，中国整体利率比美国「零利率」时代可能还要更低，尤其企业贷款。
他续称，当企业贷款利率下降，加上指导放贷增量，中国产能的优胜劣汰会放缓，对于风险消化丶长期银行贷款可持续性已转向为不太有利，特别在制造业及小微企业方面，更值得关注。他估计，制造业累积高风险的信贷，可能达到整体制造业贷款的7%，而风险又会影响产能过剩。
个人消费贷款亦同样受影响，徐然指出，这两年在指导要求下，消费贷款利率急降，但银行则提高风险要求。他举例，若银行发放9厘利率的贷款，或可承受3%到5%的不良贷款；惟随着利率下降，银行风险容忍度亦调低，导致合资格借贷人数变少，反而令信贷增长放缓，这亦是中国较特殊的情况。
他直言，当利息处于高位，减息也许是好的工具，但在现时的利率环境下，减息并非好的选择。因为在市场气氛差时小幅减息，可理解为政府支持经济，但对实体经济的效果则「愈来愈在相反的路上」，他相信，监管机构亦会逐渐考虑，减息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徐然认为，还是需要接受周期丶提高效率，合理的利率水平更为有用，这可让产能汰弱留强，「有时候若逆周期调节过度，反而不利经济正常调整。」他建议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允许经济正常波动调整，可更好提高长期生产力发展及收入。总而言之，有真正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才令消费可持续地增长。
市场憧景中国减息降淮救经济，但摩根士丹利(俗称大摩)首席中国金融分析师徐然接受香港财经报章《信报》访问时指出，中国经过多番减息后，似乎正朝着相反效果的路上发展，既令居民收入受损，又导致中国产能自然筛选优胜劣败的过程减慢，不利消化风险，相信中国监管机构亦会逐渐考虑，减息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徐然在今(30日)天刊登的专访中指出，与美国家庭以借贷消费为主不同，中国家庭资产中，固定收益占比远高于家庭借贷，减息自然会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而在低息环境下，收入预期下降反而令居民增加储蓄，实际上不利消费。
根据大摩测算，中国多次减息后，当地家庭收入正在下降。由于所谓固定收益，主要是指储蓄，例如存款丶债券投资丶银行理财等，而根据大摩报告，过去几年，中国储蓄率一直维持约30%，但经过几轮减息后，中国储蓄率升至今年首九个月的37%；排除股市的影响后，储蓄率亦从去年的30%，增至今年首九个月的34%。
徐然更指出，大家误以为中国利率还有很多下调空间，「但实际上从自下而上的贷款利率来看，其实已下降得非常多。」过去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人行)指导下，银行的实质贷款利率降速，比国债利率及基淮利率下降得更快，中国整体利率比美国「零利率」时代可能还要更低，尤其企业贷款。
他续称，当企业贷款利率下降，加上指导放贷增量，中国产能的优胜劣汰会放缓，对于风险消化丶长期银行贷款可持续性已转向为不太有利，特别在制造业及小微企业方面，更值得关注。他估计，制造业累积高风险的信贷，可能达到整体制造业贷款的7%，而风险又会影响产能过剩。
个人消费贷款亦同样受影响，徐然指出，这两年在指导要求下，消费贷款利率急降，但银行则提高风险要求。他举例，若银行发放9厘利率的贷款，或可承受3%到5%的不良贷款；惟随着利率下降，银行风险容忍度亦调低，导致合资格借贷人数变少，反而令信贷增长放缓，这亦是中国较特殊的情况。
他直言，当利息处于高位，减息也许是好的工具，但在现时的利率环境下，减息并非好的选择。因为在市场气氛差时小幅减息，可理解为政府支持经济，但对实体经济的效果则「愈来愈在相反的路上」，他相信，监管机构亦会逐渐考虑，减息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徐然认为，还是需要接受周期丶提高效率，合理的利率水平更为有用，这可让产能汰弱留强，「有时候若逆周期调节过度，反而不利经济正常调整。」他建议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允许经济正常波动调整，可更好提高长期生产力发展及收入。总而言之，有真正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才令消费可持续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