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dannikov/Getty Images
沃尔特·李普曼在1947年普及了“冷战”这个词，用来定义当时苏联和美国之间正显现的那场冲突，自打知道这件事后，我一直觉得能给一个历史时期命名还是挺酷的。现在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我们正在进入后后冷战，急需给它取个名字。那我来吧：这是一个“本来没打算这样”的时代。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怎么顺口——我也不指望它能流传开来——但是这描述实在太到位了。我是在近日去乌克兰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在和一位乌克兰母亲交谈时，她说自开战以来，她的社交生活已经只剩下偶尔和朋友吃个饭、孩子的生日派对“以及葬礼”。把她的话写进我的专栏里后，我加上了一句评语：“本来可没打算这样。”在去年开战之前，乌克兰青年享受着与欧盟更便利的往来，开始科技创业，考虑去哪里上大学，要不要去意大利或西班牙度假。然后，俄罗斯的入侵就像一颗陨石，一夜之间让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
她不是特例。许多人的规划——许多国家的规划——现在都彻底乱了套。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后冷战时代，柏林墙倒塌后这30年的后冷战时代带来的繁荣、可预测性和新的可能性，现在不能指望太多了。
原因有多个，不过最重要的是四个关键领导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相信他们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能尽可能长久地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说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习近平、唐纳德·特朗普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这四人各有各的方式，但都是从自身利益而非人民利益出发，在自己的国家和其它国家造成严重的动荡，让他们的国家在当下很难正常运转，也无法为未来制定明智的计划。
以普京为例。他起初算是某种改革者，让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稳定下来，并靠着油价上涨，在其治下有了一场经济腾飞。
然而接下来石油收入开始缩减，正如俄罗斯学者莱昂·阿隆在他即将出版的《骑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和对战争的使用》一书中所说，普京在2012年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做出了一次重大转向，在那之前，俄罗斯100座城市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国家的经济也开始疲软。阿隆告诉我，普京的办法是“将他的政权合法性根基从经济进步转移到军事化的爱国主义上”，并且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西方和北约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普京将俄罗斯变成了一座腹背受敌的堡垒，在他的意识和宣传里，只有他能保卫这座堡垒——因此就需要他永远掌权。他从俄罗斯的收入分配者变身为尊严分配者，这尊严是在各种错误的地方以错误的方式赢得的。为了重建俄罗斯祖国的神话，入侵乌克兰是势在必行。
连中国近年都有一些颇为意外的变化。自1978年以来，中国稳步开放并放松内部控制，使其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可预测、稳定和繁荣，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弯：他取消了前任为防止出现另一个毛泽东而遵守的任期限制，无限期地让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力，这导致腐败泛滥，因此他在社会和商业的各个层面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铲除了一切对手。
这使得中国比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封闭——伴随着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突然失踪——并引发了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中国经济潜力“达峰”的说法，这将是全球经济的一场地震。
关注了一辈子的以色列与外敌的斗争，最终我会写下这样的话——如今犹太民主的最大威胁是内部的敌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司法政变正在分裂以色列的社会和军队——这显然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以色列国防部前总干事丹·哈雷尔上周在特拉维夫的一次民主集会上表示，“我从未见过我们的国家安全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而且“以色列国防军至关重要的预备役部队已经受损，战备状态和行动能力已经下降”。
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过去50年里，以色列既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实际上也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个前沿基地，美国通过它得以在不使用美军的情况下投射力量。以色列将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为核大国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中。今天，以色列是遏制伊朗势力在整个地区扩张的主要平衡力量。
但是，这个极端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渴望吞并约旦河西岸，并以类似种族隔离的制度治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这个政府再执政三年，以色列可能会成为该地区不稳定——而不是稳定——的主要根源，成为一个更不确定的盟友——更像土耳其，而不像过去的以色列。
为什么？在《纽约时报》最近一篇关于“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昵称——编注）的报道中，露丝·玛加利特援引了曾在内塔尼亚胡内阁任部长的利库德党人泽耶夫·埃尔金的话，他这样形容内塔尼亚胡：“他一开始的世界观是，‘我是以色列目前最好的领导人。’而后慢慢演变成了‘以色列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不再领导它，因此我为了撑下去做任何事都天经地义。’”
看着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煽动一群暴徒洗劫国会大厦，试图推翻我们2020年的选举，然后看到这个人又成为2024年的主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让我们的下一次选举成为我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关乎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选举。不用说，这也不是在计划内的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四位领导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在自己国内违反了自己的游戏规则——普京还在国外发动了战争——而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原因：继续掌握权力。而他们的本国体制——俄罗斯精英、中国共产党、以色列选民和共和党——都未能有效地或完全地约束他们。
但这四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各自的民主国家都面临阻力，选民可能会将他们赶下台或阻止他们——而且他们都没有发动战争。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但他确实有改善人民生活的议程，也有主导21世纪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等主要产业的计划。但他日益强硬的统治可能正是阻碍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引发了人才流失。
普京只不过是一个伪装成总统的黑手党老大。他将被人们铭记，因为他把俄罗斯从一个科学强国——1957年将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变成了一个制造不出俄罗斯以外的人会买的汽车、手表或烤面包机的国家。普京不得不为他在乌克兰被痛打的军队向朝鲜寻求援助。
归根结底，特朗普是这四个人中最危险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世界变得如此混乱，这些关键国家偏离计划时，世界其它国家就会依靠美国带头遏制麻烦，反对麻烦制造者。
但特朗普宁愿无视麻烦，并赞扬包括普京在内的麻烦制造者。正因为这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前景才会如此可怕、如此混乱、如此令人难以理解。
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支柱。我们在支撑世界的时候不见得总是有智慧，但如果我们完全停止这样做——那就要小心了。考虑到其它三个重要国家已经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摇摆不定，就会产生一个没有人能够制定任何计划的世界。
这个时代有一个简单的名字：混乱时代。
Pridannikov/Getty Images
沃尔特·李普曼在1947年普及了“冷战”这个词，用来定义当时苏联和美国之间正显现的那场冲突，自打知道这件事后，我一直觉得能给一个历史时期命名还是挺酷的。现在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我们正在进入后后冷战，急需给它取个名字。那我来吧：这是一个“本来没打算这样”的时代。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怎么顺口——我也不指望它能流传开来——但是这描述实在太到位了。我是在近日去乌克兰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在和一位乌克兰母亲交谈时，她说自开战以来，她的社交生活已经只剩下偶尔和朋友吃个饭、孩子的生日派对“以及葬礼”。把她的话写进我的专栏里后，我加上了一句评语：“本来可没打算这样。”在去年开战之前，乌克兰青年享受着与欧盟更便利的往来，开始科技创业，考虑去哪里上大学，要不要去意大利或西班牙度假。然后，俄罗斯的入侵就像一颗陨石，一夜之间让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
她不是特例。许多人的规划——许多国家的规划——现在都彻底乱了套。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后冷战时代，柏林墙倒塌后这30年的后冷战时代带来的繁荣、可预测性和新的可能性，现在不能指望太多了。
原因有多个，不过最重要的是四个关键领导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相信他们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能尽可能长久地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说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习近平、唐纳德·特朗普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这四人各有各的方式，但都是从自身利益而非人民利益出发，在自己的国家和其它国家造成严重的动荡，让他们的国家在当下很难正常运转，也无法为未来制定明智的计划。
以普京为例。他起初算是某种改革者，让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稳定下来，并靠着油价上涨，在其治下有了一场经济腾飞。
然而接下来石油收入开始缩减，正如俄罗斯学者莱昂·阿隆在他即将出版的《骑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和对战争的使用》一书中所说，普京在2012年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做出了一次重大转向，在那之前，俄罗斯100座城市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国家的经济也开始疲软。阿隆告诉我，普京的办法是“将他的政权合法性根基从经济进步转移到军事化的爱国主义上”，并且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西方和北约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普京将俄罗斯变成了一座腹背受敌的堡垒，在他的意识和宣传里，只有他能保卫这座堡垒——因此就需要他永远掌权。他从俄罗斯的收入分配者变身为尊严分配者，这尊严是在各种错误的地方以错误的方式赢得的。为了重建俄罗斯祖国的神话，入侵乌克兰是势在必行。
连中国近年都有一些颇为意外的变化。自1978年以来，中国稳步开放并放松内部控制，使其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可预测、稳定和繁荣，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弯：他取消了前任为防止出现另一个毛泽东而遵守的任期限制，无限期地让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力，这导致腐败泛滥，因此他在社会和商业的各个层面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铲除了一切对手。
这使得中国比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封闭——伴随着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突然失踪——并引发了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中国经济潜力“达峰”的说法，这将是全球经济的一场地震。
关注了一辈子的以色列与外敌的斗争，最终我会写下这样的话——如今犹太民主的最大威胁是内部的敌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司法政变正在分裂以色列的社会和军队——这显然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以色列国防部前总干事丹·哈雷尔上周在特拉维夫的一次民主集会上表示，“我从未见过我们的国家安全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而且“以色列国防军至关重要的预备役部队已经受损，战备状态和行动能力已经下降”。
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过去50年里，以色列既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实际上也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个前沿基地，美国通过它得以在不使用美军的情况下投射力量。以色列将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为核大国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中。今天，以色列是遏制伊朗势力在整个地区扩张的主要平衡力量。
但是，这个极端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渴望吞并约旦河西岸，并以类似种族隔离的制度治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这个政府再执政三年，以色列可能会成为该地区不稳定——而不是稳定——的主要根源，成为一个更不确定的盟友——更像土耳其，而不像过去的以色列。
为什么？在《纽约时报》最近一篇关于“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昵称——编注）的报道中，露丝·玛加利特援引了曾在内塔尼亚胡内阁任部长的利库德党人泽耶夫·埃尔金的话，他这样形容内塔尼亚胡：“他一开始的世界观是，‘我是以色列目前最好的领导人。’而后慢慢演变成了‘以色列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不再领导它，因此我为了撑下去做任何事都天经地义。’”
看着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煽动一群暴徒洗劫国会大厦，试图推翻我们2020年的选举，然后看到这个人又成为2024年的主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让我们的下一次选举成为我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关乎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选举。不用说，这也不是在计划内的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四位领导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在自己国内违反了自己的游戏规则——普京还在国外发动了战争——而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原因：继续掌握权力。而他们的本国体制——俄罗斯精英、中国共产党、以色列选民和共和党——都未能有效地或完全地约束他们。
但这四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各自的民主国家都面临阻力，选民可能会将他们赶下台或阻止他们——而且他们都没有发动战争。习近平是一位独裁者，但他确实有改善人民生活的议程，也有主导21世纪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等主要产业的计划。但他日益强硬的统治可能正是阻碍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引发了人才流失。
普京只不过是一个伪装成总统的黑手党老大。他将被人们铭记，因为他把俄罗斯从一个科学强国——1957年将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变成了一个制造不出俄罗斯以外的人会买的汽车、手表或烤面包机的国家。普京不得不为他在乌克兰被痛打的军队向朝鲜寻求援助。
归根结底，特朗普是这四个人中最危险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世界变得如此混乱，这些关键国家偏离计划时，世界其它国家就会依靠美国带头遏制麻烦，反对麻烦制造者。
但特朗普宁愿无视麻烦，并赞扬包括普京在内的麻烦制造者。正因为这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前景才会如此可怕、如此混乱、如此令人难以理解。
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支柱。我们在支撑世界的时候不见得总是有智慧，但如果我们完全停止这样做——那就要小心了。考虑到其它三个重要国家已经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摇摆不定，就会产生一个没有人能够制定任何计划的世界。
这个时代有一个简单的名字：混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