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来，中国社会还从来没有一起事件，能像眼下仍在蔓延、肆虐的武汉肺炎疫情那样，让整个国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到处都成为死寂的空城，迫使高速流动的社会和传承数千年的热闹春节风俗骤然暂停，导致数万人被病痛折磨，给中国国家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创。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揭开，世人已经普遍断定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可以发现不论是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还是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2020年2月5日，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收治病人。（新华社）
具体而言，对于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来说，它们身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管理部门，理应及时向政府作出政策建言，向公众发出预警，可遗憾的是，直到1月20日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之前，它们在公众眼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任由疫情恶化。可事实上，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就已派出第一批专家组来武汉调研并指导疫情处置，期间不可能不知道疫情真相，但还是毫无作为。而据后来多家媒体披露的消息，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众专家型官员大概率在1月初就已经知道武汉肺炎人传人的真相，却没有公之于众，而是自私地谋取学术成果，忙着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等海外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造成海外不少业内人士都知道武汉肺炎真相、中国大众却毫不知情的讽刺一幕。尽管后来中国疾控中心出面澄清，但解释模糊，难以服众。究竟真相如何，有待中国官方彻查，给世道人心一个交代。
对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而言，至少存在“七宗罪”。
第一
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忧虑。图为武汉市一家发热门诊。（AP）
第二，刻意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公开新闻显示，武汉市卫健委首度披露不明肺炎病例是12月31日，而那时距首次发现不明肺炎病例已过去了30天。而且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证实，早则2019年12月底、晚则1月初，武汉市一些医生就已经预感到疫情严重性并报给了上级部门。比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经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报告给了武汉市卫健委。可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危机，不论是武汉市官员还是湖北省官员，非但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反而还罔顾人民的知情权，隐瞒真相，一直强调“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一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真相前夕，武汉市的说法还是“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尤其令公众难以接受的是，从2020年1月5日到2020年1月16日，由于恰逢湖北和武汉的地方“两会”召开时间，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没有新增一例确诊病例。这样的失职令公众失去必要的警觉之心，加剧疫情蔓延。
第三，滥用公权力，造成知道真相的前线医生不敢言。2019年12月底武汉市8名医生出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的考虑，在医生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了7例SARS”。结果1月1日这8名医生被武汉警方处置为造谣者，遭到传唤和训诫。在这种压力下，武汉市前线医生普遍噤声，只能按照官方规定谨慎发言。对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文分析称：“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一名护士穿着防护服在救护车旁打电话。（AP）
第四，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毫无防护地举办大型活动。1月18日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4万余家庭参与的“万家宴”活动，结果2月5日的新闻显示该社区确诊多例新冠肺炎，其中一小区55栋楼中33栋有发热病人。1月20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准备发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鼓励市民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游览黄鹤楼、东湖灯会、东湖梅园、欢乐谷等文旅景区（场馆），后在一片骂声中紧急叫停。1月21日湖北省官方举行大型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只能说明湖北省、武汉市官员的防护意识之差和不作为，令人诧异。
第五，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后，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国民政部均规定，由湖北省、武汉市的红十字会来统一接受和管理捐赠物资。坦率说，为了便于管理、确保捐赠物资的质量，由红十字会来统一负责有其合理性，但前提应该是红十字会具有高效、一流的能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武汉乃至湖北省大量医院频频出现医疗防护用品告急，向外界发出求援信息后，来自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一度因为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傲慢和低效、繁琐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发放的医疗物资中，起初不在肺炎疫情定点医院名单之中、以整形和生殖为主业、医护人员较少、莆田系的仁爱医院竟能收到1.8万只KN95口罩，而作为抗击疫情主力、拥有医护人员8，000余名的协和医院却只收到3，000只普通口罩。尽管后来在网络民意群情激愤下，湖北省已经问责了红十字会三名中层干部，但红十字会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由此已经直线下坠，不可不反省。
第六，疫情大爆发后，应对缓慢，甚至不及疫情相对较轻的其它省市。湖北省、武汉市应对疫情的步伐一直滞后于病毒蔓延。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后，湖北省、武汉市才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2日，作为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而1月23日，疫情远比湖北轻的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已经陆续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或许是在外界压力下，1月24日湖北省才后知后觉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从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直强调守土有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来看，湖北省应对肺炎疫情的表现明显不及其它省市。
第七，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决策时考虑不周、“头痛医头”，统筹协调混乱不堪。湖北省委书记在记者会上只顾着念稿子，答非所问，备受争议。湖北省长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武汉市委书记在描述工作心态时，虽然表示了“内疚、愧疚、自责”，但在意的只是让“党中央、国务院操心”，而不是给武汉市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武汉市长在承认“预警不够”时，却推脱要有“授权之后才能披露”。
因为前期组织协调的混乱和决策时严重考虑不周，武汉市医院床位非常短缺，以及公共交通突然暂停带来的交通不便，大量身上可能携带病毒的疑似患者除了部分可以侥幸坐上出租车前往医院，许多要么由于前往医院不便、确诊难而只能困在家中自求多福，要么只能忍着身体不适，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医院。纵使去了医院，一些疑似患者因为医院床位和防护用品不够而被迫辗转于多家医院都未能被收治，其内心的焦虑、失望和痛苦，令人心酸。而这些可能携带病毒的肺炎疑似患者，只要一天不被隔离和收治，就有可能在外出过程中，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
以上七点是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存在的疏漏和失职。因为他们的严重疏漏和失职，以及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不作为，共同酿成了这起大劫乱。虽然为解决肺炎疫情危机，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以中国体制内在的社会动员能力，迟早能将疫情成功遏制，但难免会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2月3日中共最高决策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显然，湖北省、武汉市和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相关官员，正属于理应要被依法问责的主要对象。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方方，日前表示“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正值防范疫情的关键时刻，不宜临阵换将，但问题是如果此“将”已经造成民怨四起，应对失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疫情，那为了军心稳定和早日控制疫情，能不换将吗？须知，2003年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不也曾严厉问责时任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换上了更有担当、魄力和作为的王岐山来安抚人心和应对疫情吗？更何况以近期尤其是2月6日主管卫生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要求“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四类’人员”，“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来看，她已经事实上接管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她也更有权威和能力来应对疫情。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作为。不论是为了安抚已经沸腾的民怨，重建政府公信力，还是为了成功控制疫情，中国政府都应尽早采取果断措施，依法问责和惩处失职官员。
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来，中国社会还从来没有一起事件，能像眼下仍在蔓延、肆虐的武汉肺炎疫情那样，让整个国家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到处都成为死寂的空城，迫使高速流动的社会和传承数千年的热闹春节风俗骤然暂停，导致数万人被病痛折磨，给中国国家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创。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揭开，世人已经普遍断定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分析武汉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可以发现不论是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还是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2020年2月5日，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收治病人。（新华社）
具体而言，对于中国卫健委、疾控中心来说，它们身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管理部门，理应及时向政府作出政策建言，向公众发出预警，可遗憾的是，直到1月20日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之前，它们在公众眼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任由疫情恶化。可事实上，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就已派出第一批专家组来武汉调研并指导疫情处置，期间不可能不知道疫情真相，但还是毫无作为。而据后来多家媒体披露的消息，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众专家型官员大概率在1月初就已经知道武汉肺炎人传人的真相，却没有公之于众，而是自私地谋取学术成果，忙着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等海外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造成海外不少业内人士都知道武汉肺炎真相、中国大众却毫不知情的讽刺一幕。尽管后来中国疾控中心出面澄清，但解释模糊，难以服众。究竟真相如何，有待中国官方彻查，给世道人心一个交代。
对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而言，至少存在“七宗罪”。
第一
，应对不及时，严重不作为，错过黄金时间。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就已经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据专门收治肺炎患者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法，12月29日、30日左右，随着转诊的病人逐渐增加，他就“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有些严重，有点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可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真相之前，整整50余天时间里，从武汉市到湖北省的各级官员，没有人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一再贻误时机，错过最佳应对时间，最终致使肺炎疫情大爆发。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忧虑。图为武汉市一家发热门诊。（AP）
第二，刻意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公开新闻显示，武汉市卫健委首度披露不明肺炎病例是12月31日，而那时距首次发现不明肺炎病例已过去了30天。而且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证实，早则2019年12月底、晚则1月初，武汉市一些医生就已经预感到疫情严重性并报给了上级部门。比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经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报告给了武汉市卫健委。可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危机，不论是武汉市官员还是湖北省官员，非但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反而还罔顾人民的知情权，隐瞒真相，一直强调“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一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真相前夕，武汉市的说法还是“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尤其令公众难以接受的是，从2020年1月5日到2020年1月16日，由于恰逢湖北和武汉的地方“两会”召开时间，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没有新增一例确诊病例。这样的失职令公众失去必要的警觉之心，加剧疫情蔓延。
第三，滥用公权力，造成知道真相的前线医生不敢言。2019年12月底武汉市8名医生出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的考虑，在医生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了7例SARS”。结果1月1日这8名医生被武汉警方处置为造谣者，遭到传唤和训诫。在这种压力下，武汉市前线医生普遍噤声，只能按照官方规定谨慎发言。对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文分析称：“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2020年1月26日，武汉市一名护士穿着防护服在救护车旁打电话。（AP）
第四，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毫无防护地举办大型活动。1月18日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4万余家庭参与的“万家宴”活动，结果2月5日的新闻显示该社区确诊多例新冠肺炎，其中一小区55栋楼中33栋有发热病人。1月20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准备发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鼓励市民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游览黄鹤楼、东湖灯会、东湖梅园、欢乐谷等文旅景区（场馆），后在一片骂声中紧急叫停。1月21日湖北省官方举行大型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只能说明湖北省、武汉市官员的防护意识之差和不作为，令人诧异。
第五，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后，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国民政部均规定，由湖北省、武汉市的红十字会来统一接受和管理捐赠物资。坦率说，为了便于管理、确保捐赠物资的质量，由红十字会来统一负责有其合理性，但前提应该是红十字会具有高效、一流的能力。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武汉乃至湖北省大量医院频频出现医疗防护用品告急，向外界发出求援信息后，来自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一度因为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傲慢和低效、繁琐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发放的医疗物资中，起初不在肺炎疫情定点医院名单之中、以整形和生殖为主业、医护人员较少、莆田系的仁爱医院竟能收到1.8万只KN95口罩，而作为抗击疫情主力、拥有医护人员8，000余名的协和医院却只收到3，000只普通口罩。尽管后来在网络民意群情激愤下，湖北省已经问责了红十字会三名中层干部，但红十字会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由此已经直线下坠，不可不反省。
第六，疫情大爆发后，应对缓慢，甚至不及疫情相对较轻的其它省市。湖北省、武汉市应对疫情的步伐一直滞后于病毒蔓延。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后，湖北省、武汉市才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2日，作为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湖北省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而1月23日，疫情远比湖北轻的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已经陆续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或许是在外界压力下，1月24日湖北省才后知后觉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从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直强调守土有责、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来看，湖北省应对肺炎疫情的表现明显不及其它省市。
第七，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决策时考虑不周、“头痛医头”，统筹协调混乱不堪。湖北省委书记在记者会上只顾着念稿子，答非所问，备受争议。湖北省长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武汉市委书记在描述工作心态时，虽然表示了“内疚、愧疚、自责”，但在意的只是让“党中央、国务院操心”，而不是给武汉市民带来的严重伤害。武汉市长在承认“预警不够”时，却推脱要有“授权之后才能披露”。
因为前期组织协调的混乱和决策时严重考虑不周，武汉市医院床位非常短缺，以及公共交通突然暂停带来的交通不便，大量身上可能携带病毒的疑似患者除了部分可以侥幸坐上出租车前往医院，许多要么由于前往医院不便、确诊难而只能困在家中自求多福，要么只能忍着身体不适，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医院。纵使去了医院，一些疑似患者因为医院床位和防护用品不够而被迫辗转于多家医院都未能被收治，其内心的焦虑、失望和痛苦，令人心酸。而这些可能携带病毒的肺炎疑似患者，只要一天不被隔离和收治，就有可能在外出过程中，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
以上七点是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在应对肺炎疫情时存在的疏漏和失职。因为他们的严重疏漏和失职，以及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不作为，共同酿成了这起大劫乱。虽然为解决肺炎疫情危机，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以中国体制内在的社会动员能力，迟早能将疫情成功遏制，但难免会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2月3日中共最高决策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显然，湖北省、武汉市和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的相关官员，正属于理应要被依法问责的主要对象。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方方，日前表示“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正值防范疫情的关键时刻，不宜临阵换将，但问题是如果此“将”已经造成民怨四起，应对失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疫情，那为了军心稳定和早日控制疫情，能不换将吗？须知，2003年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不也曾严厉问责时任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换上了更有担当、魄力和作为的王岐山来安抚人心和应对疫情吗？更何况以近期尤其是2月6日主管卫生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要求“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四类’人员”，“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来看，她已经事实上接管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她也更有权威和能力来应对疫情。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作为。不论是为了安抚已经沸腾的民怨，重建政府公信力，还是为了成功控制疫情，中国政府都应尽早采取果断措施，依法问责和惩处失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