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广东广州；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此番税制的改变可谓将实现早前2019年的改革呼吁。
7月21日，中国官方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源于日前落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攸关未来五年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又以改革消费税制，缓解地方财政紧张备受瞩目。
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上述《决定》，中国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消费税“后移”，指的是征收点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也就是在哪里购买，就归哪里所有；“下划地方”，则是把消费税从纯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目前中国的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央地共享，只有消费税需要全部上交中央。
澎湃新闻指出，此举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笔可观收入，但对上海、贵州、云南、湖北和湖南省等来说则相当不利，因为烟酒、成品油和汽车是当前中国消费税的贡献主力，而上述省份又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加工大省。虽然，这能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提振內需消费的重要，但由于商品批发、零售价通常高于出厂价，这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缴纳更多税额，负担变得更重，从而将影响居民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此番税制的改变可谓将实现早前2019年的改革呼吁。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成钢认为，这称不上“改革”，仅能算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做出的“调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化解了中央财政危机，却也导致地方不得不透过出让土地和举借债务来发展本地经济。如今，不仅地方承担过高的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也加剧地方的财政困境。
中国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笔可观收入；图为广东深圳。
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分析师荣大聂（Daniel Rosen）本周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座谈会上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出现复苏，但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财政手段却“被边缘化”（sidelined）了，而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决定》内容也没对此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他说：“《决定》的确提到要进行中央地方财政改革，这本是2013年的紧急优先事项，在当时的三中全会文件拥有独自完整的篇章。但这次却不隶属于《决定》的15个小节，而是被分到另一个更广泛的章节里……。此外，《决定》对于中央是否将全面承担地方的医疗保健、教育等支出，以解决地方财政危机最主要的部分方面也写得不是非常清楚。”
北京当局为因应房地产业的萎靡，曾多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振内需，希望刺激经济增长。但许成钢教授认为，光靠改造税务机制无法解决中国的 “基本问题”，也就是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低的问题，因此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十分有限。
许成钢说：“之所以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 ，那是所有制的结构决定的。而所有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中国的土地百分之一百是国有的，我这里讲的国有指的是最终控制权，不是指名义上的所有权。名义上的所有权叫做农业式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中国在过去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去讨论哪一个生产要素增值最多，那么就是土地。由于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所以土地的增值大都进入政府的收入了。”
许成钢表示，除了土地增值主体落入政府的口袋，中国上市企业当中最盈利的银行业也几乎全是国有金融机构，因此该项收入也几乎落到了政府手里。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有制，这种状况导致了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因此某种程度的税制改革仍难以提振居民的消费需求。
图为广东广州；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此番税制的改变可谓将实现早前2019年的改革呼吁。
7月21日，中国官方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源于日前落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攸关未来五年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又以改革消费税制，缓解地方财政紧张备受瞩目。
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上述《决定》，中国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消费税“后移”，指的是征收点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也就是在哪里购买，就归哪里所有；“下划地方”，则是把消费税从纯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目前中国的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央地共享，只有消费税需要全部上交中央。
澎湃新闻指出，此举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笔可观收入，但对上海、贵州、云南、湖北和湖南省等来说则相当不利，因为烟酒、成品油和汽车是当前中国消费税的贡献主力，而上述省份又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加工大省。虽然，这能让地方政府意识到提振內需消费的重要，但由于商品批发、零售价通常高于出厂价，这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缴纳更多税额，负担变得更重，从而将影响居民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此番税制的改变可谓将实现早前2019年的改革呼吁。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成钢认为，这称不上“改革”，仅能算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做出的“调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化解了中央财政危机，却也导致地方不得不透过出让土地和举借债务来发展本地经济。如今，不仅地方承担过高的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也加剧地方的财政困境。
中国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笔可观收入；图为广东深圳。
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分析师荣大聂（Daniel Rosen）本周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座谈会上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出现复苏，但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财政手段却“被边缘化”（sidelined）了，而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决定》内容也没对此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他说：“《决定》的确提到要进行中央地方财政改革，这本是2013年的紧急优先事项，在当时的三中全会文件拥有独自完整的篇章。但这次却不隶属于《决定》的15个小节，而是被分到另一个更广泛的章节里……。此外，《决定》对于中央是否将全面承担地方的医疗保健、教育等支出，以解决地方财政危机最主要的部分方面也写得不是非常清楚。”
北京当局为因应房地产业的萎靡，曾多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振内需，希望刺激经济增长。但许成钢教授认为，光靠改造税务机制无法解决中国的 “基本问题”，也就是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低的问题，因此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十分有限。
许成钢说：“之所以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 ，那是所有制的结构决定的。而所有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中国的土地百分之一百是国有的，我这里讲的国有指的是最终控制权，不是指名义上的所有权。名义上的所有权叫做农业式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中国在过去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去讨论哪一个生产要素增值最多，那么就是土地。由于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所以土地的增值大都进入政府的收入了。”
许成钢表示，除了土地增值主体落入政府的口袋，中国上市企业当中最盈利的银行业也几乎全是国有金融机构，因此该项收入也几乎落到了政府手里。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有制，这种状况导致了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因此某种程度的税制改革仍难以提振居民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