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Times｜内蒙古矿难30天后，家属还在等消息，“只剩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事故第二天，2月23日的救援情景。图源：新华社 对家属们来说，这30天委实难熬。他们中的很多人赶到阿拉善、青铜峡，等着从救援现场传来的好消息，又或者是遇难家人的遗体。在他们的观念里，遇难的人必须被带回家乡安葬。“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一位山西矿工的女儿说，老家临汾村里不少人已经开始上坟了，“山西离内蒙古那么远，以后每年清明节，不可能让我们跑到阿拉善来烧纸啊。” 3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到事故现场办公，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提出，要在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办法加速推进救援工作。并指出，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决不允许隐瞒、推诿、弄虚作假，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等。
矿工孙昭的妻子于晴是在2月22日晚上八点多听说矿上出事的。 对矿工家属来说，“出事”，就是天大的事。 于是，孙昭的弟弟从宁夏吴忠出发，直奔事故现场。于晴带上两个孩子，从宁夏中卫赶了200多公里路。 彼时她得知有6个人救了出来，就在青铜峡人民医院。“我们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人还活着。”于晴说，他们先到青铜峡市，当晚又连夜前往阿拉善新井煤矿，但没有被允许进入。后来通过其他矿工拍摄的视频，她看到，相比巨大的滑坡土石方，挖机显得格外渺小。再后来，于晴亲眼看到矿坑，“（这些矿工）太可怜了。”她判断，被埋人员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了。 3月20日，他们进矿，被允许在南侧的观景平台看了3分钟。远远看着下面几个蚂蚁一般大小的汽车，70岁的父亲孙朔很痛心，“要是知道我儿子在这个矿上这么危险，我哪怕让他在家要饭，也不会让他来这里。” 45岁的孙昭是宁夏中卫人，自从2002年大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在各地矿上开渣车。于晴说，丈夫在内蒙古古拉本、银川等地的矿上都干过，早年由于没有驾驶证，经常转矿，但从来没有出过事。虽然每年都能听到周边矿上有人受伤或死亡，但在于晴印象中，“每年也就一个”。 同样被埋在土石之下的还有挖机司机李麟。他平时喜欢拍视频给家人看。2月22日下午1点10分左右，李麟拍了一段13秒的视频发给妈妈。视频中，红色山体上，土石渣像泉水一样簌簌滑落，矿工们犹豫着不肯前进，生产队长急促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没有事，没有事，都往里下，往里下！”他还喊着，“78号挖机咋回事？渣车，你装你的就行了。”司机们只能往下开。 事故前6分钟，挖掘机司机李麟拍下视频，山体上石粉流动，生产队长却在对讲机里催促大家下坑。 6分钟后，滑坡发生了——巨大的山体如大坝泄洪般倾泻而下，对讲机里，安全员突然大喊，“快，边上的机械全部往出撤！往出撤！”挖机司机王铎急忙开着备用挖机后退几十米。他原本开的挖机那天出了电路故障。银川的挖机销售商派来两名维修师傅，下到坑底维修。下午12:50开工后，王铎到坑底把对讲机、水杯拿上来，1点多去开备用车，再次下矿坑的半路上，目睹了滑坡的一幕。 “就跟蚂蚁一样，都在那儿活动。”王铎如此形容滑坡的短短几十秒里，挖机、渣车的应急反应，“那些车头朝外的渣车还好，跑了一段；有一部分车头朝里的，滑坡的时候着急想掉头往外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不后退，我也会被埋在里面。” 王铎说，此次被埋人员中，有十几辆挖机司机和几十辆渣车司机，那两个派来给他修挖机的师傅也被埋在了土石之下。新井煤矿拥有几十台挖机、上百辆渣车，白班夜班换人不换车。事发时不少车辆由于还在后面排队，躲过一劫。 挖机司机王铎在不远处拍下了滑坡事故的过程。
滑坡的扬尘还未散尽，王铎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救我的工友！能救活一个是一个。” 与此同时，其他像“蚂蚁一样活动”的挖机、渣车也再次行动了起来。“最起码（滑坡土方）边上有活着的人，要赶紧弄出来。”王铎说。 他和83号司机一起，先是救出了旁边的锤车司机。22日下午，又和其他工友一起挖出了两具遗体——他们位于滑坡土石方的边缘位置，埋得比较浅。 傍晚5点半左右，救援指挥部称，滑坡体有二次滑坡的危险，让大家停止救援，撤出矿坑，等待制定整体救援方案。当天晚上，王铎一夜没睡着，“满脑子就跟放电影一样，回想着滑坡、工友被埋的画面。宿舍里一起睡、一起干活的兄弟没回来，我怎么能睡得着？” 他默念着这些兄弟的名字：赵文平、刘波、刘晓波、巴赫、许鹏、李涛、李岩、陆超、尹小龙、张绍兴。“这几个都是挖机司机。大部分是青铜峡小坝镇的，两个是石嘴山平罗县的，还有一个灵武的。”王铎说，这几个人里，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只有20岁。 一些幸免于难的矿工受到惊吓，之后两天，不少人离开煤矿，回了老家。 23日早上，王铎继续救援，但没多久就上来了。“蓝天救援队、安能救援队到了现场，夜班司机也下去了。”24日下午，王铎回到了青铜峡小坝镇。 24日的公开报道称，有23支抢险救援队伍共1155人参与救援。截至当日14时，已经搜救出12人，其中6人生还，6人死亡，尚有47人失联。 据王铎透露，实际上，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前，新井煤矿就发生过明显的小型滑坡。22日上午7点，他去上早班，发现夜班发生的塌方土石堆在地上，“他们用几台车正在处理。” 事后，有舆论认为，这是大面积滑坡事故的预警信号。但王铎说，这其实是新井煤矿的“常规操作方法”，“他们就从（山坡）底下掏煤，让它（土石方）往下塌，然后清理掉，继续往里面挖。”20多年的矿工生涯里，王铎辗转于内蒙古十几个银矿、煤矿，他知道新井煤矿这样的操作有风险，但他也没想过离开，“咱们都是劳务派遣民工。这三年，很多矿都不开，没处打工。那家里人怎么养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开资料，新井煤矿由浙江天台人陈逢干于2008年买下，开始从井下矿转变为露天矿。2011年3月，宁夏人路伏国、韩建华出资6.4115亿买下了新井煤业股份。2015年、2016年，新井煤业发生“11•12”和“9•18”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共造成二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未向任何管理部门报告，主观瞒报，于2017年被监管部门罚款990万元，勒令停产3年。 2020年10月，新井煤矿经过改扩建后复工。矿区工程承包商变成了“内蒙古宏鑫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银川人马兴洪。 王铎记得，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后，马兴洪和几个队长跑了下来。“（马兴洪）他都崩溃了。一下子出这么大事故，他也吓瘫了，走路都走不了，我看见旁边有人扶着他。” 22日下午，王铎挖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兴洪的侄子、液压锤司机马乐。“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生命（体征）了。”王铎看到，马乐坐在驾驶室里，头部受伤，“土石方猛然过来，打碎了玻璃，灌进驾驶室。马乐被挤压在中间。” 那两天，不少家属打电话给王铎，问他现场的救援情况。王铎不能说得太严重，可他也不想欺骗家属，只能实话实说，“应该是没多大希望了”。 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安慰被埋人员家属。
新井煤矿有六七百名工人，属于中型煤矿。从2020年10月扩改建复产后，到2·22滑坡事故之前的2年多里，矿工们或多或少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塌方事故。 矿工刘琨记得，一年前的2022年3月21日上午，山体塌方，巨大的石头滚落，砸在挖机上，“驾驶室都被砸扁了”。驾驶室灌入土石，刘琨胸部以下被埋，头部受伤流血。他拼尽全力爬出来，用对讲机呼救，工友们赶来把他送进青铜峡中医医院。那段时间在塌方事故中受伤的还有王宗华、张勇等5人，他们分别是挖机、渣车司机，以及修理工。 住院期间，煤矿为刘琨支付了医药费。出院后，他发现，医院诊断书写着“无明显出血”。刘琨认为，这是马兴洪的宏鑫垚土石方公司为逃避赔偿责任做的手脚。 当初应聘时，矿工们按照新井煤矿的安排，都是和第三方公司——京准（内蒙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以下简称京准大同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刘琨不理解为什么劳务派遣公司是山西大同的，“让我们签完字，合同马上收走了，也没给我们一份。” 王铎说，他之前干过的矿上，有些是直接跟矿上签劳动合同。“这样，他们抓安全都抓得比较紧，因为都是给他们自己干。劳务派遣则是把责任转嫁出去，只给你买个普通保险。” 彼时刘琨提出，自己受了工伤，应该得到三个月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费等赔偿，遭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的拒绝。他找了阿拉善左旗人社局，又打了多次12345热线，举报新井煤矿存在安全隐患。 这次“闹事”让刘琨被贴上了“刺儿头”的标签。伤好后，他去新井煤矿路伏国的矿区干活，刚干了一个星期，被马兴洪的生产矿长看见。于是，马兴洪跟这个矿区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刘琨这个人不能用，影响公司发展”。 刘琨因此被辞退，“我被新井煤矿‘封杀’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最近一年，刘琨按照劳务派遣公司的指导，一直在人社局走工伤认定申请程序。 和刘琨一样，渣车司机张翔也是在一次受伤后，身体受损，失业至今。 事故发生那年，他48岁，月薪9000元。2021年12月9日的一次塌方，一声巨响后，驾驶室的“四梁八柱”都被砸断，车门脱落，车顶挤压下来，张翔身体前倾，撞在方向盘上。他当时就昏迷不醒，头部、腰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一个星期后出院，回家静养了几个月。当时，矿上付了医药费和1.5万元生活费。 不久，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暴发，张翔的工伤赔偿申请一直拖延下来。“人家也没说不给处理，但就是不给你积极处理。就说按程序走，给你一直拖着。” 张翔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基本丧失了挣钱能力。这一年里，他一直在家，治疗的药物需要自己掏钱，“站的时间长了腰疼，睡的时间长了也腰疼，弯腰时间长了就支不起来。”他曾试图托朋友关系去押车，“但没有押运证，也干不成。现在我一个月一分钱也挣不上。” 他是退伍军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在上大学。张翔寻思着，实在不行就找个地方当保安，哪怕一个月挣两三千也比现在强。今年2月21日，他打电话给大同人社局催促工伤赔偿的事，对方称，这几天就会处理。次日，新井煤矿就出了特大滑坡事故。 矿工张双喜是拿到过工伤认定书的——这份由大同市人社局于2022年1月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调查并核实的事故情况称，2021年12月31日23点50分，张双喜在新井煤矿西区工作面修理好挖机大灯后，在踩踏板上跟着挖机工作，“由于挖机扶手断裂，张双喜直接从踏板上摔下来，后腰垫到石头上。”他被连夜送往青铜峡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右侧第12根肋骨骨折，腰部右侧两处横突骨折。出院后，他在家里躺了一个月。2022年9月，张双喜被大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 张双喜因事故造成多处骨折，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他把社保、医疗票据、工伤鉴定等材料寄到山西。并咨询了律师，即使按照山西最低社保标准，他也应该得到1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但5个多月过去，赔偿金迟迟未兑现，“我给山西的人社局打电话，人家说还在走社保流程。可这（事故发生）都一年多了，也太慢了。” 从2009年开始，张双喜辗转多地的矿上，开了14年挖机。这一次，因为伤了骨头，他再也干不了长时间、高强度的煤矿工作，只能告别这个辛劳却还算“高薪” 的工作。 “这个病影响了我半年多。”张双喜知道，国家法律规定，受了工伤的人，用工单位没有权利辞退，但他又听说，矿上“受了伤、找过政府反映问题的人，一律不要”。于是，他只得到其他地方找活干。如今，他在吴忠市太阳山石料厂上班。这里的工作时长比煤矿短，收入也低，但对他来说，也算是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这次被埋的人里，张双喜认识的就有十来个。后来在手机上看到事故现场的画面，他“既惋惜，又庆幸”，“要是我留在那里，说不定这次被埋的人就有我。” 张双喜过去就觉得，“他们这矿，迟早要出事。”他对2022年的一起塌方记忆犹新——与此次2·22特大滑坡事故相比，那次塌方的土石方量也相当大。但因为实施了爆破，人员撤到了安全区。“山体垮塌下来，光是挖塌方体，就挖了一两个月。”但由于没有伤亡，并未引起重视。 按照央视新闻的说法，2·22滑坡事故的土石方体积约为1000万立方米。张双喜估计，去年那次较大的塌方土石方量大约是这次的近一半。这样中小型的塌方在新井煤矿并不罕见，“山顶上落石头，下面还在作业，石头把机械都砸报废了。还有几次，有人受伤。” 这次事故发生后，在曾经的生产队长牛金星的召集下，张双喜也赶去矿上救援。 “毕竟我们以前在新井煤矿干过，比较熟悉。”张双喜说，“以前在一起的兄弟都被埋了，我们应该来救。”救援工作比事故前的采矿工作规范、谨慎了许多——不再是连续干11个小时的黑白班，而是8小时的三班倒。 至于他的工伤赔偿，他估计，怕是因为这次事故，又要被拖延了。
更多家属还聚在救援现场附近，等着带亲人回家——不管是活的，还是未能生还的。 在矿上守望的部分被埋者家属。 宁夏小坝镇的吴霞，事发后立刻赶到矿上。她的丈夫王小波和两个表兄弟都被埋在下面。 丈夫昔日的床铺上，铺着绿色的被褥，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还放着没吃完的辣椒酱。吴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丈夫的照片，并敲上字幕，“老公，你给我出来呀。不要把我和儿子扔下。你快回来呀。”留着圆寸的王小波看起来很精神，其中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白色T恤、红色夹克，身后山坡上荆棘绽放着黄花，如同绚烂的烟花。 吴霞习惯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3月15日，事故过去大半个月后，她侧躺在床上，把手机镜头对向自己，豆大的泪珠不断涌出；3月19日，她又用镜头记录了一次哭泣，先是用牙轻咬着大拇指，很快克制不住，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最后，她用手捂住双眼。 在家属们看来，最初的救援力度确实很大。于晴觉得，“如果按照那几天的那股劲头，（过了这一个月）我估计可能都挖掉3/10了，可能还有一部分司机（被埋者）能扒出来呢。”但3月11日开始，多位家属在现场看到，“救援的车辆，从几十辆减到十几辆，又一下子跌到3辆。他们担心，救援工作是不是不开展了。” 有家属拍摄的夜间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 3月20日，于晴和公公婆婆、小叔子等人到矿上，顶着呼啸的寒风，穿过荒凉的戈壁和煤矿乱石堆，找到一位“姜主任”询问挖掘救援工作。“风太大，吹得石头都往下掉，石方上还有裂缝，有发生二次滑坡的危险。不是我们不挖了，我们既要继续挖被埋的人，也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家属拍摄的视频里，姜主任解释道，“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新井煤业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我们有钱。也不是不挖了，肯定要挖。但是下面的空间还是太小，进不去太多机械，作业面打不开。” 3月中旬，家属拍摄的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三辆渣车”。 山西临汾人赵玲觉得，如果按照刚开始进度，“一个多月也能把我爸接回来了。” 她的爸爸赵虎52岁，在新井煤矿上开渣车。其实过去的很多年，赵虎都在山西本地的煤矿干活。5年前，他去了内蒙古的几个矿上。2年前，转到新井煤矿。 赵玲说，家里人并不了解父亲在矿上的情况，“要知道这工作这么危险，我都不可能让他进去的。”她今年29岁，弟弟28岁，姐弟俩都已经工作，“就算他不工作，我们也养活得起一家人。他在家，都是我们此伺候他。” 可赵虎觉得，儿子还没结婚，他得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我们就想着，让他再干两年，等我弟结婚了就不干了。”赵玲说。 赵虎不识字，是老家村里是公认的老好人。村里谁家有活，叫一声，他都会跑去帮忙。赵玲说，父亲不善言辞，“开了一辈子车，除了开车啥也不会”。他不怎么拍视频，也不发朋友圈。因为他不会写字，家人就经常给他打电话或视频通话，提醒他，“开车慢点，小心点”“把饭吃上，把自己照顾好”。 过去20多年，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内蒙古，赵虎从没出过事。家人得知新井煤矿是露天矿后，更加放心了，“露天矿又不是井下采矿，在我们看来，露天矿是很安全的。” 赵虎有时会告诉家人，“开车的时候路不太好走”。但他从没对家人提起过煤矿经常发生塌方。曾经有几次，他拍了食堂的视频，给家人看他的伙食；还有两次，拍了矿上下雪的视频，告诉家人，“今天下雪了，不上工”。 今年正月十九（2月9日），赵虎按照每年惯例，做完体检后回矿上。妻子也像以往一样，提前把他一年四季薄的、厚的衣服，该补的补好，洗干净，装进皮箱。但才开工十几天，就出了事故。赵玲说，家里还有个75岁的奶奶，有冠心病、糖尿病、脑梗。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敢告诉奶奶发生了什么，只是对她说，“矿上信号不好”。 刚接到消息时，赵玲是觉得父亲有生还希望的。她想着，“我得到阿拉善，等他（被救）出来，在医院里伺候他。”直到第二天看到滑坡的监控视频，她才知道，父亲要被挖出来有多难，但她依然怀着希望，“我觉得七八天的黄金时间，救出来就还有可能活着。”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玲知道父亲没有存活希望了，但她接受不了，“我一闭上眼睛，全是爸爸。我看到他在土里。我说，我拉你起来，可怎么也拽不住他。”最近，她把一张老照片找出来，设置为自己的朋友圈封面——照片里的父亲浓眉大眼，相貌英俊，3岁的赵玲穿着红色衣裳，坐在爸爸右腿上，歪着头咧嘴笑。 赵玲知道，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家属，都无法左右救援工作和进度。但她决定继续等下去，“挖多久我们都等。我啥都要，就是最后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文中矿工、家属均为化名）
凤凰Times｜内蒙古矿难30天后，家属还在等消息，“只剩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被埋的，和躲过一劫的事故第二天，2月23日的救援情景。图源：新华社
对家属们来说，这30天委实难熬。他们中的很多人赶到阿拉善、青铜峡，等着从救援现场传来的好消息，又或者是遇难家人的遗体。在他们的观念里，遇难的人必须被带回家乡安葬。“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一位山西矿工的女儿说，老家临汾村里不少人已经开始上坟了，“山西离内蒙古那么远，以后每年清明节，不可能让我们跑到阿拉善来烧纸啊。”
3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到事故现场办公，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提出，要在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办法加速推进救援工作。并指出，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决不允许隐瞒、推诿、弄虚作假，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等。
矿工孙昭的妻子于晴是在2月22日晚上八点多听说矿上出事的。
“我要去救我的工友”对矿工家属来说，“出事”，就是天大的事。
于是，孙昭的弟弟从宁夏吴忠出发，直奔事故现场。于晴带上两个孩子，从宁夏中卫赶了200多公里路。
彼时她得知有6个人救了出来，就在青铜峡人民医院。“我们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人还活着。”于晴说，他们先到青铜峡市，当晚又连夜前往阿拉善新井煤矿，但没有被允许进入。后来通过其他矿工拍摄的视频，她看到，相比巨大的滑坡土石方，挖机显得格外渺小。再后来，于晴亲眼看到矿坑，“（这些矿工）太可怜了。”她判断，被埋人员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了。
3月20日，他们进矿，被允许在南侧的观景平台看了3分钟。远远看着下面几个蚂蚁一般大小的汽车，70岁的父亲孙朔很痛心，“要是知道我儿子在这个矿上这么危险，我哪怕让他在家要饭，也不会让他来这里。”
45岁的孙昭是宁夏中卫人，自从2002年大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在各地矿上开渣车。于晴说，丈夫在内蒙古古拉本、银川等地的矿上都干过，早年由于没有驾驶证，经常转矿，但从来没有出过事。虽然每年都能听到周边矿上有人受伤或死亡，但在于晴印象中，“每年也就一个”。
同样被埋在土石之下的还有挖机司机李麟。他平时喜欢拍视频给家人看。2月22日下午1点10分左右，李麟拍了一段13秒的视频发给妈妈。视频中，红色山体上，土石渣像泉水一样簌簌滑落，矿工们犹豫着不肯前进，生产队长急促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没有事，没有事，都往里下，往里下！”他还喊着，“78号挖机咋回事？渣车，你装你的就行了。”司机们只能往下开。
事故前6分钟，挖掘机司机李麟拍下视频，山体上石粉流动，生产队长却在对讲机里催促大家下坑。
6分钟后，滑坡发生了——巨大的山体如大坝泄洪般倾泻而下，对讲机里，安全员突然大喊，“快，边上的机械全部往出撤！往出撤！”挖机司机王铎急忙开着备用挖机后退几十米。他原本开的挖机那天出了电路故障。银川的挖机销售商派来两名维修师傅，下到坑底维修。下午12:50开工后，王铎到坑底把对讲机、水杯拿上来，1点多去开备用车，再次下矿坑的半路上，目睹了滑坡的一幕。
“就跟蚂蚁一样，都在那儿活动。”王铎如此形容滑坡的短短几十秒里，挖机、渣车的应急反应，“那些车头朝外的渣车还好，跑了一段；有一部分车头朝里的，滑坡的时候着急想掉头往外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不后退，我也会被埋在里面。”
王铎说，此次被埋人员中，有十几辆挖机司机和几十辆渣车司机，那两个派来给他修挖机的师傅也被埋在了土石之下。新井煤矿拥有几十台挖机、上百辆渣车，白班夜班换人不换车。事发时不少车辆由于还在后面排队，躲过一劫。
挖机司机王铎在不远处拍下了滑坡事故的过程。
滑坡的扬尘还未散尽，王铎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救我的工友！能救活一个是一个。”
几次塌方与此同时，其他像“蚂蚁一样活动”的挖机、渣车也再次行动了起来。“最起码（滑坡土方）边上有活着的人，要赶紧弄出来。”王铎说。
他和83号司机一起，先是救出了旁边的锤车司机。22日下午，又和其他工友一起挖出了两具遗体——他们位于滑坡土石方的边缘位置，埋得比较浅。
傍晚5点半左右，救援指挥部称，滑坡体有二次滑坡的危险，让大家停止救援，撤出矿坑，等待制定整体救援方案。当天晚上，王铎一夜没睡着，“满脑子就跟放电影一样，回想着滑坡、工友被埋的画面。宿舍里一起睡、一起干活的兄弟没回来，我怎么能睡得着？”
他默念着这些兄弟的名字：赵文平、刘波、刘晓波、巴赫、许鹏、李涛、李岩、陆超、尹小龙、张绍兴。“这几个都是挖机司机。大部分是青铜峡小坝镇的，两个是石嘴山平罗县的，还有一个灵武的。”王铎说，这几个人里，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只有20岁。
一些幸免于难的矿工受到惊吓，之后两天，不少人离开煤矿，回了老家。
23日早上，王铎继续救援，但没多久就上来了。“蓝天救援队、安能救援队到了现场，夜班司机也下去了。”24日下午，王铎回到了青铜峡小坝镇。
24日的公开报道称，有23支抢险救援队伍共1155人参与救援。截至当日14时，已经搜救出12人，其中6人生还，6人死亡，尚有47人失联。
据王铎透露，实际上，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前，新井煤矿就发生过明显的小型滑坡。22日上午7点，他去上早班，发现夜班发生的塌方土石堆在地上，“他们用几台车正在处理。”
事后，有舆论认为，这是大面积滑坡事故的预警信号。但王铎说，这其实是新井煤矿的“常规操作方法”，“他们就从（山坡）底下掏煤，让它（土石方）往下塌，然后清理掉，继续往里面挖。”20多年的矿工生涯里，王铎辗转于内蒙古十几个银矿、煤矿，他知道新井煤矿这样的操作有风险，但他也没想过离开，“咱们都是劳务派遣民工。这三年，很多矿都不开，没处打工。那家里人怎么养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开资料，新井煤矿由浙江天台人陈逢干于2008年买下，开始从井下矿转变为露天矿。2011年3月，宁夏人路伏国、韩建华出资6.4115亿买下了新井煤业股份。2015年、2016年，新井煤业发生“11•12”和“9•18”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共造成二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未向任何管理部门报告，主观瞒报，于2017年被监管部门罚款990万元，勒令停产3年。
2020年10月，新井煤矿经过改扩建后复工。矿区工程承包商变成了“内蒙古宏鑫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银川人马兴洪。
王铎记得，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后，马兴洪和几个队长跑了下来。“（马兴洪）他都崩溃了。一下子出这么大事故，他也吓瘫了，走路都走不了，我看见旁边有人扶着他。”
22日下午，王铎挖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兴洪的侄子、液压锤司机马乐。“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生命（体征）了。”王铎看到，马乐坐在驾驶室里，头部受伤，“土石方猛然过来，打碎了玻璃，灌进驾驶室。马乐被挤压在中间。”
那两天，不少家属打电话给王铎，问他现场的救援情况。王铎不能说得太严重，可他也不想欺骗家属，只能实话实说，“应该是没多大希望了”。
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安慰被埋人员家属。
新井煤矿有六七百名工人，属于中型煤矿。从2020年10月扩改建复产后，到2·22滑坡事故之前的2年多里，矿工们或多或少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塌方事故。
带他们回家矿工刘琨记得，一年前的2022年3月21日上午，山体塌方，巨大的石头滚落，砸在挖机上，“驾驶室都被砸扁了”。驾驶室灌入土石，刘琨胸部以下被埋，头部受伤流血。他拼尽全力爬出来，用对讲机呼救，工友们赶来把他送进青铜峡中医医院。那段时间在塌方事故中受伤的还有王宗华、张勇等5人，他们分别是挖机、渣车司机，以及修理工。
住院期间，煤矿为刘琨支付了医药费。出院后，他发现，医院诊断书写着“无明显出血”。刘琨认为，这是马兴洪的宏鑫垚土石方公司为逃避赔偿责任做的手脚。
当初应聘时，矿工们按照新井煤矿的安排，都是和第三方公司——京准（内蒙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以下简称京准大同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刘琨不理解为什么劳务派遣公司是山西大同的，“让我们签完字，合同马上收走了，也没给我们一份。”
王铎说，他之前干过的矿上，有些是直接跟矿上签劳动合同。“这样，他们抓安全都抓得比较紧，因为都是给他们自己干。劳务派遣则是把责任转嫁出去，只给你买个普通保险。”
彼时刘琨提出，自己受了工伤，应该得到三个月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费等赔偿，遭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的拒绝。他找了阿拉善左旗人社局，又打了多次12345热线，举报新井煤矿存在安全隐患。
这次“闹事”让刘琨被贴上了“刺儿头”的标签。伤好后，他去新井煤矿路伏国的矿区干活，刚干了一个星期，被马兴洪的生产矿长看见。于是，马兴洪跟这个矿区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刘琨这个人不能用，影响公司发展”。
刘琨因此被辞退，“我被新井煤矿‘封杀’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最近一年，刘琨按照劳务派遣公司的指导，一直在人社局走工伤认定申请程序。
和刘琨一样，渣车司机张翔也是在一次受伤后，身体受损，失业至今。
事故发生那年，他48岁，月薪9000元。2021年12月9日的一次塌方，一声巨响后，驾驶室的“四梁八柱”都被砸断，车门脱落，车顶挤压下来，张翔身体前倾，撞在方向盘上。他当时就昏迷不醒，头部、腰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一个星期后出院，回家静养了几个月。当时，矿上付了医药费和1.5万元生活费。
不久，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暴发，张翔的工伤赔偿申请一直拖延下来。“人家也没说不给处理，但就是不给你积极处理。就说按程序走，给你一直拖着。”
张翔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基本丧失了挣钱能力。这一年里，他一直在家，治疗的药物需要自己掏钱，“站的时间长了腰疼，睡的时间长了也腰疼，弯腰时间长了就支不起来。”他曾试图托朋友关系去押车，“但没有押运证，也干不成。现在我一个月一分钱也挣不上。”
他是退伍军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在上大学。张翔寻思着，实在不行就找个地方当保安，哪怕一个月挣两三千也比现在强。今年2月21日，他打电话给大同人社局催促工伤赔偿的事，对方称，这几天就会处理。次日，新井煤矿就出了特大滑坡事故。
矿工张双喜是拿到过工伤认定书的——这份由大同市人社局于2022年1月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调查并核实的事故情况称，2021年12月31日23点50分，张双喜在新井煤矿西区工作面修理好挖机大灯后，在踩踏板上跟着挖机工作，“由于挖机扶手断裂，张双喜直接从踏板上摔下来，后腰垫到石头上。”他被连夜送往青铜峡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右侧第12根肋骨骨折，腰部右侧两处横突骨折。出院后，他在家里躺了一个月。2022年9月，张双喜被大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
张双喜因事故造成多处骨折，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他把社保、医疗票据、工伤鉴定等材料寄到山西。并咨询了律师，即使按照山西最低社保标准，他也应该得到1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但5个多月过去，赔偿金迟迟未兑现，“我给山西的人社局打电话，人家说还在走社保流程。可这（事故发生）都一年多了，也太慢了。”
从2009年开始，张双喜辗转多地的矿上，开了14年挖机。这一次，因为伤了骨头，他再也干不了长时间、高强度的煤矿工作，只能告别这个辛劳却还算“高薪” 的工作。
“这个病影响了我半年多。”张双喜知道，国家法律规定，受了工伤的人，用工单位没有权利辞退，但他又听说，矿上“受了伤、找过政府反映问题的人，一律不要”。于是，他只得到其他地方找活干。如今，他在吴忠市太阳山石料厂上班。这里的工作时长比煤矿短，收入也低，但对他来说，也算是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这次被埋的人里，张双喜认识的就有十来个。后来在手机上看到事故现场的画面，他“既惋惜，又庆幸”，“要是我留在那里，说不定这次被埋的人就有我。”
张双喜过去就觉得，“他们这矿，迟早要出事。”他对2022年的一起塌方记忆犹新——与此次2·22特大滑坡事故相比，那次塌方的土石方量也相当大。但因为实施了爆破，人员撤到了安全区。“山体垮塌下来，光是挖塌方体，就挖了一两个月。”但由于没有伤亡，并未引起重视。
按照央视新闻的说法，2·22滑坡事故的土石方体积约为1000万立方米。张双喜估计，去年那次较大的塌方土石方量大约是这次的近一半。这样中小型的塌方在新井煤矿并不罕见，“山顶上落石头，下面还在作业，石头把机械都砸报废了。还有几次，有人受伤。”
这次事故发生后，在曾经的生产队长牛金星的召集下，张双喜也赶去矿上救援。
“毕竟我们以前在新井煤矿干过，比较熟悉。”张双喜说，“以前在一起的兄弟都被埋了，我们应该来救。”救援工作比事故前的采矿工作规范、谨慎了许多——不再是连续干11个小时的黑白班，而是8小时的三班倒。
至于他的工伤赔偿，他估计，怕是因为这次事故，又要被拖延了。
更多家属还聚在救援现场附近，等着带亲人回家——不管是活的，还是未能生还的。
在矿上守望的部分被埋者家属。
宁夏小坝镇的吴霞，事发后立刻赶到矿上。她的丈夫王小波和两个表兄弟都被埋在下面。
丈夫昔日的床铺上，铺着绿色的被褥，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还放着没吃完的辣椒酱。吴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丈夫的照片，并敲上字幕，“老公，你给我出来呀。不要把我和儿子扔下。你快回来呀。”留着圆寸的王小波看起来很精神，其中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白色T恤、红色夹克，身后山坡上荆棘绽放着黄花，如同绚烂的烟花。
吴霞习惯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3月15日，事故过去大半个月后，她侧躺在床上，把手机镜头对向自己，豆大的泪珠不断涌出；3月19日，她又用镜头记录了一次哭泣，先是用牙轻咬着大拇指，很快克制不住，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最后，她用手捂住双眼。
在家属们看来，最初的救援力度确实很大。于晴觉得，“如果按照那几天的那股劲头，（过了这一个月）我估计可能都挖掉3/10了，可能还有一部分司机（被埋者）能扒出来呢。”但3月11日开始，多位家属在现场看到，“救援的车辆，从几十辆减到十几辆，又一下子跌到3辆。他们担心，救援工作是不是不开展了。”
有家属拍摄的夜间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
3月20日，于晴和公公婆婆、小叔子等人到矿上，顶着呼啸的寒风，穿过荒凉的戈壁和煤矿乱石堆，找到一位“姜主任”询问挖掘救援工作。“风太大，吹得石头都往下掉，石方上还有裂缝，有发生二次滑坡的危险。不是我们不挖了，我们既要继续挖被埋的人，也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家属拍摄的视频里，姜主任解释道，“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新井煤业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我们有钱。也不是不挖了，肯定要挖。但是下面的空间还是太小，进不去太多机械，作业面打不开。”
3月中旬，家属拍摄的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三辆渣车”。
山西临汾人赵玲觉得，如果按照刚开始进度，“一个多月也能把我爸接回来了。”
她的爸爸赵虎52岁，在新井煤矿上开渣车。其实过去的很多年，赵虎都在山西本地的煤矿干活。5年前，他去了内蒙古的几个矿上。2年前，转到新井煤矿。
赵玲说，家里人并不了解父亲在矿上的情况，“要知道这工作这么危险，我都不可能让他进去的。”她今年29岁，弟弟28岁，姐弟俩都已经工作，“就算他不工作，我们也养活得起一家人。他在家，都是我们此伺候他。”
可赵虎觉得，儿子还没结婚，他得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我们就想着，让他再干两年，等我弟结婚了就不干了。”赵玲说。
赵虎不识字，是老家村里是公认的老好人。村里谁家有活，叫一声，他都会跑去帮忙。赵玲说，父亲不善言辞，“开了一辈子车，除了开车啥也不会”。他不怎么拍视频，也不发朋友圈。因为他不会写字，家人就经常给他打电话或视频通话，提醒他，“开车慢点，小心点”“把饭吃上，把自己照顾好”。
过去20多年，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内蒙古，赵虎从没出过事。家人得知新井煤矿是露天矿后，更加放心了，“露天矿又不是井下采矿，在我们看来，露天矿是很安全的。”
赵虎有时会告诉家人，“开车的时候路不太好走”。但他从没对家人提起过煤矿经常发生塌方。曾经有几次，他拍了食堂的视频，给家人看他的伙食；还有两次，拍了矿上下雪的视频，告诉家人，“今天下雪了，不上工”。
今年正月十九（2月9日），赵虎按照每年惯例，做完体检后回矿上。妻子也像以往一样，提前把他一年四季薄的、厚的衣服，该补的补好，洗干净，装进皮箱。但才开工十几天，就出了事故。赵玲说，家里还有个75岁的奶奶，有冠心病、糖尿病、脑梗。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敢告诉奶奶发生了什么，只是对她说，“矿上信号不好”。
刚接到消息时，赵玲是觉得父亲有生还希望的。她想着，“我得到阿拉善，等他（被救）出来，在医院里伺候他。”直到第二天看到滑坡的监控视频，她才知道，父亲要被挖出来有多难，但她依然怀着希望，“我觉得七八天的黄金时间，救出来就还有可能活着。”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玲知道父亲没有存活希望了，但她接受不了，“我一闭上眼睛，全是爸爸。我看到他在土里。我说，我拉你起来，可怎么也拽不住他。”最近，她把一张老照片找出来，设置为自己的朋友圈封面——照片里的父亲浓眉大眼，相貌英俊，3岁的赵玲穿着红色衣裳，坐在爸爸右腿上，歪着头咧嘴笑。
赵玲知道，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家属，都无法左右救援工作和进度。但她决定继续等下去，“挖多久我们都等。我啥都要，就是最后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文中矿工、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