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同济医院感染科三病区，她和另外16名全员请战的医护人员，已在隔离病房坚守阵地近30天。
2月2日深夜，张霓独自在隔离宾馆的房间里，写下一篇给大伯的日记：“会有天使替我来爱你”。只是，从小将她视作女儿带大的“大伯爸爸”，再也看不到了。
1月18日晚，张霓从发热病房下班赶往大伯家探望送饭，发现倒在地上的大伯，已经过世了5个小时。“他有给我打过电话，寻求我的帮助，但那时我身在隔离病房，没能带上手机……”
戴着两层手套穿刺，连摸带猜，一针见血
1月的武汉，不是很冷，却寒意袭人。
1月6日，张霓所在的感染科三病区，按照医院紧急安排，临时改造成隔离病房，准备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作为一名在感染科工作了10年的护理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了名。
13日，第一批患者收治入院。张霓和同伴们换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头扎进隔离病房。
憋闷，气促，流汗，呼吸困难——这不仅仅是感染患者的病毒之痛，也是每一个布满水气、模糊不清的护目镜背后，医护人员苦撑六七个小时的“极限时刻”。
“每一天，我都要戴着两层手套，在模糊的视线中进行留置针穿刺，连摸带猜，所幸能一针见血。”张霓打趣道，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高的穿刺水平。
在发热病房，张霓的主要工作，除给患者完成药物治疗，还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为患者洗脸、刷牙、翻身、换衣服、擦拭身上，甚至协助大小便，倒尿壶、倒便盆。一些老人感激地说，重病床头，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未必能照料如此。
“来世，我们再做亲人可好”
1月18日，张霓进入隔离病房第六天。
晚上6点，她和往常一样，下班后去给相依为命的大伯送饭。1分钟，2分钟，5分钟过去……张霓整整敲了20多分钟的门，打了无数个电话，门的那一头，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撬开门，发现大伯倒在地上，已没有了呼吸。赶来的120救护人员告诉她，大伯已经过世了5个小时。
她打开大伯的手机，发现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自己的。“他给我打过电话，寻求我的帮助，但是我在隔离病房，没能带上手机。”张霓抱着他冰冷的手臂，一遍又一遍哭着说“对不起”。
“这是从小将我养大的大伯，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没了。”
“为什么我每日奋战在患者身边，却救不了自己最亲的人。”
张霓一岁时，爸爸因车祸去世，随后妈妈改嫁。“在我30年的人生中，是大伯和奶奶把我带大的。”她说，虽然按辈分唤了几十年大伯，但在她的内心，早已认定了这个替她遮风挡雨的“爸爸”。
大伯不是不知道她科室的电话，可过去十几年，再急的事也不会打，怕影响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她工作的时候打给她，也是最后一次。
这些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的样子，“爸爸”的话，在泪水打湿的枕上，在张霓的脑海闪回。
有段时间，张霓忙得四五天都没时间去探望。一天去的时候，发现大伯一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都没有起身。追问之下，才知道大伯痛风发作，行走困难，已经坐在椅子上睡了4天。
“他有脑梗、高血压、风湿，还有心脏病，他总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很好，吃得也很好，让我在一线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张霓哭着说，可之前给他送去的菜，分明都在冰箱里发霉了，他动弹不了，每天都在啃面包。
寂静的夜，她与“爸爸”一遍遍在心里拉勾：“来世，请让我尽未完的孝道，我们再做亲人可好？”
生命接力，78岁重症的卢爷爷救回来了
匆匆料理完大伯后事，张霓便向护士长申请重返一线。护士长让她多休整两天，她说：“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抢救患者，我的亲人已经没了，不能再让更多人失去亲人，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1月初，78岁的卢金活老人在打乒乓球时，不慎接触到被感染的球友，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9日进入同济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此前，卢爷爷患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入院后病情逐渐加重，1月18日一度出现危重症状。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湖北省医疗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带领医护人员对卢金活进行了20天的全力救治，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月29日，卢金活老人治愈出院，成为全省首个高龄重症患者的治愈病例。
“卢爷爷终于挺下来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不光是我，我们病区整个医护团队都护理过他。”她说，即使在重病期间，卢爷爷也坚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再难受也努力吃东西，配合治疗，从未放弃。
逝去与重生间，张霓对生命的重量，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看着病床上的患者，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救他！”她要让这些生命，替大伯爸爸好好活下去。
日记的最后，她给“爸爸”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爱的人不在了，我会找一个天使，让他替我来爱你。”
在武汉同济医院感染科三病区，她和另外16名全员请战的医护人员，已在隔离病房坚守阵地近30天。
2月2日深夜，张霓独自在隔离宾馆的房间里，写下一篇给大伯的日记：“会有天使替我来爱你”。只是，从小将她视作女儿带大的“大伯爸爸”，再也看不到了。
1月18日晚，张霓从发热病房下班赶往大伯家探望送饭，发现倒在地上的大伯，已经过世了5个小时。“他有给我打过电话，寻求我的帮助，但那时我身在隔离病房，没能带上手机……”
戴着两层手套穿刺，连摸带猜，一针见血
1月的武汉，不是很冷，却寒意袭人。
1月6日，张霓所在的感染科三病区，按照医院紧急安排，临时改造成隔离病房，准备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作为一名在感染科工作了10年的护理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了名。
13日，第一批患者收治入院。张霓和同伴们换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头扎进隔离病房。
憋闷，气促，流汗，呼吸困难——这不仅仅是感染患者的病毒之痛，也是每一个布满水气、模糊不清的护目镜背后，医护人员苦撑六七个小时的“极限时刻”。
“每一天，我都要戴着两层手套，在模糊的视线中进行留置针穿刺，连摸带猜，所幸能一针见血。”张霓打趣道，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高的穿刺水平。
在发热病房，张霓的主要工作，除给患者完成药物治疗，还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为患者洗脸、刷牙、翻身、换衣服、擦拭身上，甚至协助大小便，倒尿壶、倒便盆。一些老人感激地说，重病床头，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未必能照料如此。
“来世，我们再做亲人可好”
1月18日，张霓进入隔离病房第六天。
晚上6点，她和往常一样，下班后去给相依为命的大伯送饭。1分钟，2分钟，5分钟过去……张霓整整敲了20多分钟的门，打了无数个电话，门的那一头，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撬开门，发现大伯倒在地上，已没有了呼吸。赶来的120救护人员告诉她，大伯已经过世了5个小时。
她打开大伯的手机，发现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自己的。“他给我打过电话，寻求我的帮助，但是我在隔离病房，没能带上手机。”张霓抱着他冰冷的手臂，一遍又一遍哭着说“对不起”。
“这是从小将我养大的大伯，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没了。”
“为什么我每日奋战在患者身边，却救不了自己最亲的人。”
张霓一岁时，爸爸因车祸去世，随后妈妈改嫁。“在我30年的人生中，是大伯和奶奶把我带大的。”她说，虽然按辈分唤了几十年大伯，但在她的内心，早已认定了这个替她遮风挡雨的“爸爸”。
大伯不是不知道她科室的电话，可过去十几年，再急的事也不会打，怕影响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她工作的时候打给她，也是最后一次。
这些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的样子，“爸爸”的话，在泪水打湿的枕上，在张霓的脑海闪回。
有段时间，张霓忙得四五天都没时间去探望。一天去的时候，发现大伯一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都没有起身。追问之下，才知道大伯痛风发作，行走困难，已经坐在椅子上睡了4天。
“他有脑梗、高血压、风湿，还有心脏病，他总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很好，吃得也很好，让我在一线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张霓哭着说，可之前给他送去的菜，分明都在冰箱里发霉了，他动弹不了，每天都在啃面包。
寂静的夜，她与“爸爸”一遍遍在心里拉勾：“来世，请让我尽未完的孝道，我们再做亲人可好？”
生命接力，78岁重症的卢爷爷救回来了
匆匆料理完大伯后事，张霓便向护士长申请重返一线。护士长让她多休整两天，她说：“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抢救患者，我的亲人已经没了，不能再让更多人失去亲人，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1月初，78岁的卢金活老人在打乒乓球时，不慎接触到被感染的球友，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1月9日进入同济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此前，卢爷爷患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入院后病情逐渐加重，1月18日一度出现危重症状。
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湖北省医疗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带领医护人员对卢金活进行了20天的全力救治，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月29日，卢金活老人治愈出院，成为全省首个高龄重症患者的治愈病例。
“卢爷爷终于挺下来了！”她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不光是我，我们病区整个医护团队都护理过他。”她说，即使在重病期间，卢爷爷也坚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再难受也努力吃东西，配合治疗，从未放弃。
逝去与重生间，张霓对生命的重量，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看着病床上的患者，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救他！”她要让这些生命，替大伯爸爸好好活下去。
日记的最后，她给“爸爸”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爱的人不在了，我会找一个天使，让他替我来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