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急转直下的巴西疫情：下葬需排队，校车变灵车

在写这篇稿子之前，我重新看了去年三月写给世界说的文章 ，同样是关于新冠疫情，但在一年之后回到当时那个时间点，仍然很难想象这种病毒会给巴西和巴西人带来怎样的重创与巨变。

亲历巴西震中一年

去年二月巴西狂欢节期间，我由于担心疫情传播而拒绝了朋友的出门邀请，那时曾有本地朋友对此表示不以为然：“都是自己吓自己。”

今年开年以来，巴西已多次因为疫情严重而登上新闻头条。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市在去年10月就有76%的居民感染过新冠，但2021年新年后60天内死亡4430人，群体免疫的假设被现实打破。之后，全国ICU爆满、医疗设备短缺的新闻同样也不鲜见，比如使用兽用麻醉剂插管、病人因缺乏氧气罐窒息死亡，等等。

生活在巴西的疫情震中圣保罗州，新学期开始后我接连收到学校发布的讣告邮件，甚至出现了一天连续四五封的情况。之前基本是教师父母去世，而今年收到的邮件，则变成了老师去世。有一天，我所在的班级群聊里突然出现了一条消息：“你们好，我是路易斯的妈妈，他在昨天下午去世了，很遗憾他没能和大家一起上课。”在那一瞬间，那些好像很遥远、很理性的新闻和数据，就突然跳到了你的生活面前，尤其是你能明显地感受到，死亡人群的年龄下降了。

参加路易斯网络葬礼的时候，公告中提到，由于死亡人数的增长远超往年，教堂墓地数量不足，需要等待新墓地挖掘出来才能下葬。

而这已经算比较好的情况了——由于公立墓地人员不足、坑位有限，圣保罗市政府批准墓地夜间增挖。而圣保罗市第二大的墓园“瀑布新村”更是无奈之下选择将原有尸体移除，以举行新的葬礼。

社会隔离期间失业的校车司机也有了新的工作——校车直接改装为灵车，向墓园运送遗体。

是天灾，更是人祸

目前很多新闻认为巴西疫情如此严重是由于病毒变体，作为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我对此并不了解。但是在巴西，防疫不当的问题可能远远高于病毒本身。

回顾巴西一年以来疫情的发展，最初主要在东南部经济发达的各州市出现，最初的感染者大部分是出国旅游后将病毒带回巴西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疫情初期，一部分感染者本身非富即贵，能够受到较好的医疗照顾，即使对于只能接受公立医疗的社会贫困人群，由于初期传播中感染者所在的州市经济普遍较为发达，医疗基础相对优越，感染治愈率也比较高。

以我所在的圣保罗州为例，疫情开始前，其成人ICU的数量为8295床位，相当于每万人1.81床，甚至超过法国和西班牙全国ICU床位的数量，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充足的医疗资源保障了较低的死亡率，而这又似乎印证了巴西总统的那句名言：“新冠只是小感冒”。

这种宣传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由于政府和总统明确清晰的指导政策，尽管确实大部分市民遵守隔离政策闭门不出，但巴西社会的“迷惑行为”仍在一年来轮番上演。

去年4月，圣保罗市为应对疫情在帕卡恩布球场设立的“方舱医院”被舆论攻击为面子工程，也被急于恢复球赛的球迷抵制，最终在7月初协议到期前拆除。一些度假景区为了挽回游客，甚至开辟“患者专区”，专门接待患有新冠后治愈的游客。显然，至少前去的游客并不清楚新冠病毒可以二次感染。为防止人群聚集而关闭公园之后，街上随处可见跑步骑车的健身人群。甚至有网红医生站出来，在社交媒体上普及Covid-19的“无害性”。

不幸的是，其中非常著名的网红安东尼后来被证实为护士专业，已于今年4月死于新冠病毒。

2020年11月，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下降3个月后，政府开始放松隔离政策。于是，憋了一年的巴西民众在圣诞节、新年、狂欢节的连续节日中，逐渐恢复了社交活动。12月21日至28日圣诞周内，圣保罗市共有48.2万人乘坐城际公交，去往沿海旅游，或回到内陆探亲。

流动的人口增加了传染的风险，而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则使得疫情向内陆快速蔓延。一方面，经过一年的传染，圣保罗、里约等先发地区的医疗资源逐渐到达饱和，医疗资源也无法满足假期过后疯涨的感染患者。另一方面，许多内陆州市的医疗条件本就简陋，更难以应对激增的病例，这就导致了内陆城市的医疗供给不足和死亡病例的大幅上升。

如果以圣保罗州和亚马孙州为例进行比较，截至4月20日，圣保罗州累计确诊276,9360例，每10万人死亡人数为195.2。同时，亚马孙州累计确诊病例36,4762例，不到圣保罗的七分之一，但每10万人死亡299.9人，远高于前者。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今年3月，全国27个州中已有25个ICU病床饱和度超过80%。

至暗时刻：转折能否出现？

3月25日，巴西新冠死亡人数达到30万门槛，对于政府防疫措施不力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多，医疗专业人士公开谴责政府在搞“死亡政治”，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和病死率，也让这个三月成了很多巴西人描述里的生命“至暗时刻”。

除了数字本身，最近的统计数据还给人一种新冠患者死亡年龄层下降的感觉，分阶段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三月，30至59岁患者的病死数量已占总病死数量的26.9%，超过四分之一。

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人们相信病毒主要对老年人有害，因而中青年成为超市、药房、物流、工厂等隔离期间仍在运行的公共场所的主要流动人员。2021年新一轮高峰里许多中青年患者为二次感染，这可能出现抗体依赖增强效应（ADE），增加了这一年龄层人群的救治风险。此外，考虑到巴西全民疫苗接种计划优先在老年人中普及，这种统计数据变化也可能是由于高龄患病老年人的死亡率在下降。

与其把3月看成最危险的时刻，倒不如说是在吃饱苦头、尝过教训之后，巴西的联邦政府终于开始承认疫情对国家的巨大伤害，3月底，巴西的内政危机明显加剧，就疫情多次传达错误信息的外交大臣埃内斯托·阿劳霍终于被迫辞职，但随后发生了总统波索纳罗一天内撤换六名内阁成员的惊人一幕，随后，为抗议波索纳罗解职国防部长，巴西三军总司令同天递交辞呈，反对党再次要求启动对总统的弹劾程序。

看上去是政治冲突，但实际上几乎每一起矛盾背后都能追溯到双方对于防疫措施的巨大分歧，3月30日辞职的陆军总司令普约尔就以支持严格的封锁措施著称。4月，国会也成立了委员会，要审查波索纳罗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

在民间，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全民居家隔离的重要性。目前，接种疫苗、积极防疫被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

但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我感受到了另一重隐忧：普通民众现在将拯救危局的希望全盘寄托在“疫苗”这个灵丹妙药上，但却对“疫苗”本身的局限性知之甚少，甚至不少受教育水平相当高的朋友，都相信“一针疫苗，终身有效”。如果在接种疫苗后仍有人患病去世，或者仅仅是疫苗供给短缺，会不会造成对疫苗信誉的反噬，乃至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