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提出“有条件的年轻人毕业后可以考虑啃几年老”的观点，引发广泛讨论。
梁永安教授表示，“啃老”并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而是重要的自我探索过程。年轻人毕业后无须急于工作，应当趁年轻挖掘兴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即使花两三年探索世界后没有很快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还是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不出意外地，这一番言论在网络上遭遇了群嘲。“家里是农民怎么啃”“那样应届生身份就没了”“我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养不活自己都会感觉很羞愧”，大多对梁教授这个意见嗤之以鼻。
联想到曾经有个热搜，“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今天舆论场上的专家面貌，确实让人一言难尽。现在只要看到“专家”两个字，我马上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嘴角一抽。
这些专家到底怎么了？
01
今天的专家，特别爱在年轻人的话题上发言，教导年轻人怎么做人。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教导年轻人是最容易的——不需要多少专业背景，只要年纪大一点就可以，最好还会两句鸡汤体的片汤话。
于是就会发现，今天教导年轻人的专家，几乎来自各个领域。研究经济的、房地产的，学文学的、新闻的，几乎都可以站出来说两句。就算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似乎还有“年纪”让人无话可说。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年轻人话题是最有流量的。毕竟，像“热搜”“流量”这样的东西，终归是由年轻人推动的。
所以，你很少看到专家建议老年人养老金怎么花，大多是教育年轻人：
“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为了钱而工作”“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
这一个个言论，简直魔性。
图/网络
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怀疑这些专家的动机：他们不会是像他们自己经常批判的那样，是“哗众取宠”“流量至上”吧？
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抹掉专家的头衔，如果是过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说这些话，倒也没那么刺耳。
他们跟我讲讲怎么买房，建议生生孩子，其实也能理解，一般人听到也就一笑而过。因为你知道，你没法对他们期待更多。作为乡里乡亲，他们能提供的视野，也只到这个层次。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专家，一个个头衔煊赫，他们跟你谈的也无非就在这个层面，这大概就让人有点烦躁了：最起码，你别让我听两遍啊。
02
当然，教导年轻人做事，并不必然就是错的。
就像人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种话，估计年轻人就很受用。
今天的很多专家发言，细究之下会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事实上在扮演社会问题的鸡汤化转译。
比如所谓可以啃老、不必急着找工作、不要为了钱工作，可以先开阔视野、人生探索、自我积累云云，这事实上回避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代年轻人的求职、收入、权益保障困境。
图/视频截图
在这种看似循循善诱的话语里，看似柔软绵密，实则是把冷峻的铁板包裹其中了。由此，公共问题被个人化了，现实问题被内在化了——你只要做好自己，调整内心的态度，问题就消失了。
这并不可能，也早就注定了这些专家建议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一个稍微动一下脑子的反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可买不起怎么办呢？
建议“没有工作的人把闲置的房产出租”，可没有房产怎么办呢？
建议“年轻人找工作不能只考虑收入”，可是生活怎么办呢？
从根本上说，这些专家存在一个错位：你们的论说对象，不应该是年轻人；公共机构、行业组织、社会规则，这些才是应该去建言的地方。
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靠纳税人经费支撑起来的公立大学或机构，拿着财政经费保障的工资，到头来只是跟年轻人说两句不经意间透着傲慢和优越感的话，说话对象都要挑个“软柿子”，又何必呢？
03
这些专家，或许也知道自己的话会招骂，但依然乐此不疲地说，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名利心使然，没法拒绝舆论曝光度的引诱。
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丧失公共性，依然在就社会问题发声。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这是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时兴起的一种知识阶层。面向社会发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
就像康德所说：“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只有进入公共场合，知识分子才具备了基本的资格。就像哪怕和专家话语同构的七大姑八大姨，她们之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她们的话没有进入公共场合，当然，这是个好事。
而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并没有比这些老家亲戚高出多少，其实也是在挥霍自己的公信力，导致像“专家”这样的头衔被污名化。
当然，这些发言者倒未见得在乎，毕竟受损的是集体，受益的是本人，没有人会想着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负责。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损失：人们对知识权威祛魅，对人文素养轻视，对道德感召力不屑，一种原子化的、个体化的、无价值化的观点碎片，成为一种狼奔豕突的公共情绪。
在今天，“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文明”会被说成“圣母”，“权利”会被说成“打拳”，一切都在娱乐、调侃性和不屑中被解构。
就好像今天对文科的轻视，补课老师也可以对一个专业发起挑战。看上去，这轻视的是一种学科，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谓的社会关怀都显得虚无、荒唐，最好的学者，就是那些理工科，“毋需多言、给我产品”就好。人们只崇拜刚性的工业力量，而非柔软的人文思索。
对此，人们也没什么办法反驳。专业声誉，恰恰是在很多学者犬儒化的发言中，自己丢掉的。
也很难评价这个现象是好是坏。人们丧失了某种公共信任，至少每个人都更“自信”了，更加“勇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更热闹了，这个现状，人们终究是要接受的。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提出“有条件的年轻人毕业后可以考虑啃几年老”的观点，引发广泛讨论。
梁永安教授表示，“啃老”并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而是重要的自我探索过程。年轻人毕业后无须急于工作，应当趁年轻挖掘兴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即使花两三年探索世界后没有很快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还是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不出意外地，这一番言论在网络上遭遇了群嘲。“家里是农民怎么啃”“那样应届生身份就没了”“我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养不活自己都会感觉很羞愧”，大多对梁教授这个意见嗤之以鼻。
联想到曾经有个热搜，“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今天舆论场上的专家面貌，确实让人一言难尽。现在只要看到“专家”两个字，我马上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嘴角一抽。
这些专家到底怎么了？
01
今天的专家，特别爱在年轻人的话题上发言，教导年轻人怎么做人。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教导年轻人是最容易的——不需要多少专业背景，只要年纪大一点就可以，最好还会两句鸡汤体的片汤话。
于是就会发现，今天教导年轻人的专家，几乎来自各个领域。研究经济的、房地产的，学文学的、新闻的，几乎都可以站出来说两句。就算质疑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似乎还有“年纪”让人无话可说。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年轻人话题是最有流量的。毕竟，像“热搜”“流量”这样的东西，终归是由年轻人推动的。
所以，你很少看到专家建议老年人养老金怎么花，大多是教育年轻人：
“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为了钱而工作”“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
这一个个言论，简直魔性。
图/网络
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怀疑这些专家的动机：他们不会是像他们自己经常批判的那样，是“哗众取宠”“流量至上”吧？
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抹掉专家的头衔，如果是过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说这些话，倒也没那么刺耳。
他们跟我讲讲怎么买房，建议生生孩子，其实也能理解，一般人听到也就一笑而过。因为你知道，你没法对他们期待更多。作为乡里乡亲，他们能提供的视野，也只到这个层次。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专家，一个个头衔煊赫，他们跟你谈的也无非就在这个层面，这大概就让人有点烦躁了：最起码，你别让我听两遍啊。
02
当然，教导年轻人做事，并不必然就是错的。
就像人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种话，估计年轻人就很受用。
今天的很多专家发言，细究之下会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事实上在扮演社会问题的鸡汤化转译。
比如所谓可以啃老、不必急着找工作、不要为了钱工作，可以先开阔视野、人生探索、自我积累云云，这事实上回避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当代年轻人的求职、收入、权益保障困境。
图/视频截图
在这种看似循循善诱的话语里，看似柔软绵密，实则是把冷峻的铁板包裹其中了。由此，公共问题被个人化了，现实问题被内在化了——你只要做好自己，调整内心的态度，问题就消失了。
这并不可能，也早就注定了这些专家建议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一个稍微动一下脑子的反驳。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要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可买不起怎么办呢？
建议“没有工作的人把闲置的房产出租”，可没有房产怎么办呢？
建议“年轻人找工作不能只考虑收入”，可是生活怎么办呢？
从根本上说，这些专家存在一个错位：你们的论说对象，不应该是年轻人；公共机构、行业组织、社会规则，这些才是应该去建言的地方。
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靠纳税人经费支撑起来的公立大学或机构，拿着财政经费保障的工资，到头来只是跟年轻人说两句不经意间透着傲慢和优越感的话，说话对象都要挑个“软柿子”，又何必呢？
03
这些专家，或许也知道自己的话会招骂，但依然乐此不疲地说，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名利心使然，没法拒绝舆论曝光度的引诱。
另一方面大概也是要证明，自己没有丧失公共性，依然在就社会问题发声。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这是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同时兴起的一种知识阶层。面向社会发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属性。
就像康德所说：“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只有进入公共场合，知识分子才具备了基本的资格。就像哪怕和专家话语同构的七大姑八大姨，她们之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她们的话没有进入公共场合，当然，这是个好事。
而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并没有比这些老家亲戚高出多少，其实也是在挥霍自己的公信力，导致像“专家”这样的头衔被污名化。
当然，这些发言者倒未见得在乎，毕竟受损的是集体，受益的是本人，没有人会想着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负责。
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损失：人们对知识权威祛魅，对人文素养轻视，对道德感召力不屑，一种原子化的、个体化的、无价值化的观点碎片，成为一种狼奔豕突的公共情绪。
在今天，“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文明”会被说成“圣母”，“权利”会被说成“打拳”，一切都在娱乐、调侃性和不屑中被解构。
就好像今天对文科的轻视，补课老师也可以对一个专业发起挑战。看上去，这轻视的是一种学科，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谓的社会关怀都显得虚无、荒唐，最好的学者，就是那些理工科，“毋需多言、给我产品”就好。人们只崇拜刚性的工业力量，而非柔软的人文思索。
对此，人们也没什么办法反驳。专业声誉，恰恰是在很多学者犬儒化的发言中，自己丢掉的。
也很难评价这个现象是好是坏。人们丧失了某种公共信任，至少每个人都更“自信”了，更加“勇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更热闹了，这个现状，人们终究是要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