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单身人口超2.39亿人”，
“城市30岁人群未婚率超30%”……
当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
养老问题也应运而生：
第一批单身、丁克，老去之后
要找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
▲
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年近40岁的Rebecca面临着很多单身女性特有的生活难题
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规定，
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监护人，
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前为自己设立意定监护人，
以便自己失能失智后，
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
他们中，包括子女定居海外的空巢老人，
终身未育的初代丁克，
丧偶、丧子的高龄老人等。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
一条采访了全国最早代理意定监护的律师之一、
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
以及一位办理过几十起意定监护公证案例的公证员，
和他们探讨：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意定监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普通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去保障自己意外发生后的合法权益？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2017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
《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
为什么来做意定监护？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出现意外要做手术了，我希望Ta来帮我签字”。通常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全麻的重大的手术、需要涉及二次决定的，可能才需要意定监护人来帮忙决策。
另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
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我住哪？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
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
《欢乐颂》里，安迪继承了祖父的遗产
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也会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委托人哪张卡？一旦当事人进入失能失智状态，是把房子卖了治病？还是出租后把租金用于医疗照护？
一般我们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还会建议客户做一份遗嘱。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监护状态，往往离生命终点也就不太远了。
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
“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
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跟他们聊方案就非常容易。
在我办理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侄女、表兄妹，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
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前规划，以防自己老去后没人照护孩子。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
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
“我们还会在方案里加入一些委托事宜。曾经有一位客户，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他的三只小狗，后来，我做了她监护人的监督人，加了小狗常去的宠物店的店员微信”/《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剧照
我最年轻的客户是98年的，她来找我的时候，25岁都没满。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警惕的，但仔细聊完之后发现不是，两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因为单位里有码农猝死了，她们就发现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所以我就帮她俩办理了。
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画图的方式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需求。我们会议室里有面白板，我就反复给出一系列假设，如果你残了，他瘫了，孩子发生意外了，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经常从下午聊到天黑。
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
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
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规划，如果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因为不管是伴侣，还是闺蜜，其实很少有人会在日常交流里讨论生老病死。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
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
“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坐在公证处，看当事人录音录像的时候，我感觉我像个“证婚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反复强调，意定监护的权利跟婚姻不同，但这个过程比结婚麻烦多了。结婚很多时候是激情和冲动的产物，没点荷尔蒙上脑，人是很难结婚扯证的。
但是做意定监护，你就被我这么反复追问，还无数次地假设了生死，联想不曾预料的极端局面，你还愿意当我的监护人，这一定是个理性的决定。
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需求，估计在未来才能看到。
但不管在哪个群体里，找到我做意定监护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
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 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
现在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又是独生子女，未来，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就很难了，更别说找第二顺位的监护人了。
我们这代人都是“线上e线下i”，不像爸妈那代人，跟邻居、同事都有比较鲜活的联系。所以我也经常跟我的一些客户建议，平时对你同事的孩子好一点，你知道吧？如果你同事也没孩子，那就对领导的孩子好一点吧。（笑）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
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费超与医生商量老人的治疗方案，代签字
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
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
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
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沟通、支持，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法定节假日，我们也都会到长辈的家中看望他们。
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
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子女里，其实不少拥有很高的文凭，长辈们有时候会哀叹，是自己的道德教育出了错。
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电影《入殓师》剧照
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让我感慨的是，人生就很多时候它可能不那么绚丽，也不那么精彩，它真的是很平凡的一生。
我们送终的第一位长辈，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过世的晚上刚好是除夕。
费超和机构工作人员给过世的老人落葬
我们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紧急联系电话，医院给我们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长辈已经独自过世了。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呼吸骤停，应该是他肺部的肿瘤发生了突变，引起了压迫。
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因为之前做意定监护都是纸面上的，这次是真正地在践行承诺，送走他的最后一程。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2019年，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在婚姻中很挣扎的母亲。当时她已经患有重病，丈夫却在这个时候出轨了，她担心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丈夫会不会对自己做出伤害，毕竟手术的材料全要丈夫签署。所以她就委任自己20岁的儿子作为意定监护人。
这个故事里，配偶才是她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这位母亲优先了儿子的排序。
这些年，我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差不多有四五十例，其中超过2/3的群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健康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风险，他们会担心突然患病无法自理，所以设立意定监护的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
意定监护流程图
这个群体里，包括失独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主动选择做丁克的老人很少，大多还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单身”的，比如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她做人工辅助生殖。
珠三角地区的家庭观念相对保守，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意定监护人，一些老人也会选择生活里遇到的年轻后辈。随着这两年监护组织的逐步推开，对于那些找不到意定监护人的老人，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监护组织。
作为公证员，我们首先要考察两人的情感关系和信任基础，我会和双方单独谈话，也会通过各种资料交叉验证。
曾经有一个离异的老伯伯找到我们，想指定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子作为他的意定监护人。我一开始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摸不清，但了解过后，发现他们是师徒关系，年轻的时候，徒弟跟随了他很多年，老伯也见证了徒弟的成家立业。两人是忘年交。
日本的社会监护服务体系，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相对成熟的运作
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前后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做出了最后的公证。
一位丧偶的爷爷，一生未育，唯一的直系亲属是争过他财产的养女。这位爷爷来公证处的时候，带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照顾爷爷多年，帮爷爷维过权，两人还一起上过电视。
很快，我们发现小伙子是一家医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两人是买保健品时候相识的。基于这个背景，我就谨慎地核查了两人的关系和背景。
我们首先了解了爷爷的家庭关系情况，包括查人事档案、户籍，询问旁系亲属。之后我们联系了爷爷年轻时候待过的单位，街道居委，询问近几年是谁去帮他办理养老金的，谁会日常帮他上传核酸报告等等。
这个案例里我们还找律师进行了介入，因为涉及爷爷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后来我们发现爷爷的侄女、姨甥对他是挺有感情的，而小伙子也在尽心尽力地上门照顾老人。经过沟通，最后各方商定由爷爷的侄女担任意定监护人，把小伙子作为实际照管人，等于说降低了小伙子的决定权。
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无论是对于意定监护人，还是照管人，当事人通常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财产馈赠。试想，一个人无限付出却没有回报，久而久之就成了道德绑架，监护很难长久。
但另一方面，涉及金钱的问题，容易和人性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加入意定的监督条款进去，以防引发“谋财害命”的事情发生。
大多数老人不太懂法，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带协议草稿。我会问出他们的想法，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意愿，从日常生活、医疗备案到财产管理，然后共同去起草一份协议。一般来说，每份协议有20条左右的条款，此外还有当事人家庭背景和关系的陈述。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民法典》实施后的半年里，推出了司法解释，对于意定监护的细节认定，我们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电影《妈妈！》中，女儿罹患阿兹海默后，逐渐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大多都是“委任代理+意定监护”的组合。委任代理和意定监护的关系就像是时间进度条上的不同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具体来说，一个人要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监护阶段”，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除了医学上的司法鉴定，一般还需要经过法院的流程，当事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开始进入监护阶段。
但当一些意外突然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但还没来得及去法院裁定，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协议的约定先启动“委任代理”阶段。
意定监护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条上也只有几行字而已，未来还需要制度上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当我们拿着这份意定监护资格证明的时候，保险机构、医院、银行认不认？
这几年，光我们公证处的文书框架都已经修正了10几个版本了，相信在更多人的实践中，它也会慢慢走向成熟。
“全国单身人口超2.39亿人”，
“城市30岁人群未婚率超30%”……
当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
养老问题也应运而生：
第一批单身、丁克，老去之后
要找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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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年近40岁的Rebecca面临着很多单身女性特有的生活难题
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规定，
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监护人，
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前为自己设立意定监护人，
以便自己失能失智后，
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
他们中，包括子女定居海外的空巢老人，
终身未育的初代丁克，
丧偶、丧子的高龄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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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
一条采访了全国最早代理意定监护的律师之一、
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
以及一位办理过几十起意定监护公证案例的公证员，
和他们探讨：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意定监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普通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去保障自己意外发生后的合法权益？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2017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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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
为什么来做意定监护？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出现意外要做手术了，我希望Ta来帮我签字”。通常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全麻的重大的手术、需要涉及二次决定的，可能才需要意定监护人来帮忙决策。
另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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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
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我住哪？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
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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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里，安迪继承了祖父的遗产
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也会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委托人哪张卡？一旦当事人进入失能失智状态，是把房子卖了治病？还是出租后把租金用于医疗照护？
一般我们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还会建议客户做一份遗嘱。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监护状态，往往离生命终点也就不太远了。
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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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
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跟他们聊方案就非常容易。
在我办理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侄女、表兄妹，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
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前规划，以防自己老去后没人照护孩子。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
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
▲
“我们还会在方案里加入一些委托事宜。曾经有一位客户，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他的三只小狗，后来，我做了她监护人的监督人，加了小狗常去的宠物店的店员微信”/《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剧照
我最年轻的客户是98年的，她来找我的时候，25岁都没满。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警惕的，但仔细聊完之后发现不是，两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因为单位里有码农猝死了，她们就发现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所以我就帮她俩办理了。
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画图的方式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需求。我们会议室里有面白板，我就反复给出一系列假设，如果你残了，他瘫了，孩子发生意外了，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经常从下午聊到天黑。
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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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
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规划，如果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因为不管是伴侣，还是闺蜜，其实很少有人会在日常交流里讨论生老病死。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
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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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坐在公证处，看当事人录音录像的时候，我感觉我像个“证婚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反复强调，意定监护的权利跟婚姻不同，但这个过程比结婚麻烦多了。结婚很多时候是激情和冲动的产物，没点荷尔蒙上脑，人是很难结婚扯证的。
但是做意定监护，你就被我这么反复追问，还无数次地假设了生死，联想不曾预料的极端局面，你还愿意当我的监护人，这一定是个理性的决定。
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需求，估计在未来才能看到。
但不管在哪个群体里，找到我做意定监护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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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 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
现在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又是独生子女，未来，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就很难了，更别说找第二顺位的监护人了。
我们这代人都是“线上e线下i”，不像爸妈那代人，跟邻居、同事都有比较鲜活的联系。所以我也经常跟我的一些客户建议，平时对你同事的孩子好一点，你知道吧？如果你同事也没孩子，那就对领导的孩子好一点吧。（笑）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
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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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超与医生商量老人的治疗方案，代签字
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
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
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
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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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沟通、支持，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法定节假日，我们也都会到长辈的家中看望他们。
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
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子女里，其实不少拥有很高的文凭，长辈们有时候会哀叹，是自己的道德教育出了错。
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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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入殓师》剧照
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让我感慨的是，人生就很多时候它可能不那么绚丽，也不那么精彩，它真的是很平凡的一生。
我们送终的第一位长辈，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过世的晚上刚好是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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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超和机构工作人员给过世的老人落葬
我们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紧急联系电话，医院给我们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长辈已经独自过世了。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呼吸骤停，应该是他肺部的肿瘤发生了突变，引起了压迫。
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因为之前做意定监护都是纸面上的，这次是真正地在践行承诺，送走他的最后一程。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2019年，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在婚姻中很挣扎的母亲。当时她已经患有重病，丈夫却在这个时候出轨了，她担心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丈夫会不会对自己做出伤害，毕竟手术的材料全要丈夫签署。所以她就委任自己20岁的儿子作为意定监护人。
这个故事里，配偶才是她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这位母亲优先了儿子的排序。
这些年，我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差不多有四五十例，其中超过2/3的群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健康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风险，他们会担心突然患病无法自理，所以设立意定监护的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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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定监护流程图
这个群体里，包括失独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主动选择做丁克的老人很少，大多还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单身”的，比如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她做人工辅助生殖。
珠三角地区的家庭观念相对保守，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意定监护人，一些老人也会选择生活里遇到的年轻后辈。随着这两年监护组织的逐步推开，对于那些找不到意定监护人的老人，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监护组织。
作为公证员，我们首先要考察两人的情感关系和信任基础，我会和双方单独谈话，也会通过各种资料交叉验证。
曾经有一个离异的老伯伯找到我们，想指定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子作为他的意定监护人。我一开始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摸不清，但了解过后，发现他们是师徒关系，年轻的时候，徒弟跟随了他很多年，老伯也见证了徒弟的成家立业。两人是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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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会监护服务体系，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相对成熟的运作
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前后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做出了最后的公证。
一位丧偶的爷爷，一生未育，唯一的直系亲属是争过他财产的养女。这位爷爷来公证处的时候，带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照顾爷爷多年，帮爷爷维过权，两人还一起上过电视。
很快，我们发现小伙子是一家医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两人是买保健品时候相识的。基于这个背景，我就谨慎地核查了两人的关系和背景。
我们首先了解了爷爷的家庭关系情况，包括查人事档案、户籍，询问旁系亲属。之后我们联系了爷爷年轻时候待过的单位，街道居委，询问近几年是谁去帮他办理养老金的，谁会日常帮他上传核酸报告等等。
这个案例里我们还找律师进行了介入，因为涉及爷爷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后来我们发现爷爷的侄女、姨甥对他是挺有感情的，而小伙子也在尽心尽力地上门照顾老人。经过沟通，最后各方商定由爷爷的侄女担任意定监护人，把小伙子作为实际照管人，等于说降低了小伙子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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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无论是对于意定监护人，还是照管人，当事人通常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财产馈赠。试想，一个人无限付出却没有回报，久而久之就成了道德绑架，监护很难长久。
但另一方面，涉及金钱的问题，容易和人性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加入意定的监督条款进去，以防引发“谋财害命”的事情发生。
大多数老人不太懂法，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带协议草稿。我会问出他们的想法，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意愿，从日常生活、医疗备案到财产管理，然后共同去起草一份协议。一般来说，每份协议有20条左右的条款，此外还有当事人家庭背景和关系的陈述。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民法典》实施后的半年里，推出了司法解释，对于意定监护的细节认定，我们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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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妈妈！》中，女儿罹患阿兹海默后，逐渐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大多都是“委任代理+意定监护”的组合。委任代理和意定监护的关系就像是时间进度条上的不同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具体来说，一个人要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监护阶段”，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除了医学上的司法鉴定，一般还需要经过法院的流程，当事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开始进入监护阶段。
但当一些意外突然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但还没来得及去法院裁定，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协议的约定先启动“委任代理”阶段。
意定监护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条上也只有几行字而已，未来还需要制度上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当我们拿着这份意定监护资格证明的时候，保险机构、医院、银行认不认？
这几年，光我们公证处的文书框架都已经修正了10几个版本了，相信在更多人的实践中，它也会慢慢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