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艾莉森·伯劳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将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撤销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招生资格。
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哈佛，其“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认证将被撤销，国际学生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校园。理由是哈佛未能提供有关国际学生的信息，并指控其校园存在反犹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
尽管在听证会前，政府改变立场，表示给予哈佛30天时间以通过行政程序对撤销认证决定提出异议，但伯劳斯法官认为，为了保护哈佛及其国际学生的权益，有必要维持现状，直到行政程序完成。
可以说，哈佛胜了第一步。接下来，法院将进入对政府行为动机的审查阶段，哈佛大学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的行为是出于对其自由派立场的不满。
通常，政府在移民和教育政策拥有相当的裁量权，但是如果哈佛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政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选择性惩罚”，法庭可能判决政府的行为违反宪法，包括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与学术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以及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等。
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艾莉森·伯劳斯，2014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以处理涉及哈佛的多起影响力广泛的案件闻名。
比较著名的是2019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案，伯劳斯法官裁定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未对亚裔美国申请者构成非法歧视。这一裁决虽然在上诉中获得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但在2023年被最高法院推翻，裁决违宪，因而该案被视为平权时代的法律转折点。
在这次哈佛诉政府案中，伯劳斯法官的裁决不仅对哈佛大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面对政府政策变化时的法律地位产生深远影响。
哈佛大学举行支持国际学生的集会。纽约时报
自由派大学与保守派政府的正面对撞
自1636年建校以来，哈佛就是美式精英教育的原点。美国大学不仅培养人才、产出知识，也建立和输出一整套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人才培养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作为自由派价值观的象征，哈佛长期代表着精英主义、多元文化与“政治正确”的理念，也因此频繁出现在保守派舆论对“自由派大本营”的批评之中。
而特朗普的政治崛起甫始，就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与大学自治基础上的高教秩序发起了正面冲击，最终将这场冲突推向了这起广受关注的诉讼。他“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风格，与哈佛所象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学术规范和精英信仰形成了尖锐对立。在特朗普的语言体系中，哈佛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标杆，而是所谓的“觉醒工厂”（woke factory）——这是一个在保守派话语中用来形容高校灌输自由派理念、推崇政治正确的贬义词。
近年来，以哈佛为代表的自由派高校，逐渐成为“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主阵地。所谓“觉醒”，原本源于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反思，但这一理念被扩展为涵盖种族、性别、性取向、环境正义与殖民批判等议题的政治正确规范。哈佛等校纷纷设立“多元与包容办公室”、取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雕像、审查教材与课程叙事，并在招生、招聘与校园治理中强化“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尤其在录取中强调“平权考量”，将族裔背景纳入重要标准。
哈佛还推动“种族正义”与“结构性平权”，如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引入反种族主义课程，引发了对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受限的担忧。部分保守派学者与异见学生因观点不合主流而被边缘化，甚至被迫离开，使得“觉醒”从倡导公正滑向话语规范的政治化。
对特朗普阵营而言，这类高校代表的已不是自由与进步，而是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泡沫”，也因此成为其政治反击的集中目标。
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指责哈佛大学
特朗普政府推出这几项项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行政措施：包括限制外国学生签证、切断部分联邦研究资金、重新定义高校在宗教与言论自由方面的责任等。这些政策表面上以国家安全、学术中立为名，实际上却集中指向一个目标——削弱自由派高校在美国舆论与知识系统中的结构性优势地位。
自由派高校，尤其是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常春藤盟校，在美国长期占据舆论与知识系统的结构性高地。这种优势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是精英人才的培养路径。从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媒体主编、跨国公司高管，其校友网络与国家治理、资本力量之间高度耦合。
其次它们在话语生产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无论是政策研究、社会议题还是文化标准，这些高校的学者与研究机构通过期刊、智库、主流媒体专栏等形式构建着“可被讨论”的议题边界，并赋予某些观点以正当性。
再者，作为全球留学生最集中的学术机构之一，它们也承担着“美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角色，间接塑造着国际社会对美国制度与文化的认知框架。
这种结构性优势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战后科学研究体制的集中化、大型慈善基金会的持续资助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长达数十年的制度性累积中，自由派高校逐渐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核心节点，也是美国精英阶层与公共理性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因此，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对其施加制裁或削弱时，所引发的抵抗与反弹，并非只是学界与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对美国自身知识体制权力结构的深度触动。
权利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哈佛大学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另一项诉讼，挑战特朗普政府之前宣布冻结其约30亿美元联邦研究资金的决定，该案的听证会定于2025年7月举行。
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学生贷款计划与政策性教育项目。从生物医药到人工智能，许多哈佛实验室依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拨款维持前沿研究，而本科生及研究生也大量依靠联邦提供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
根据官方数据，哈佛大学在2024年财年，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总额为6.86亿美元，占该校所有受资助研究收入的约68% 。但总体而言，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占哈佛总运营收入的11%。
这使得哈佛虽然在名义上具备制度自主权，但在行政资源、资金安全与政策导向上，却始终处于一种“既自主又依赖”的微妙关系中——既代表学术自治的象征，也难以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的制度框架。
原则上，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和学生补贴拥有一定裁量权，私立大学并非有享有固定拨款的制度保障。政府可以选择不资助某个机构，但不能因其理念或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因为一旦这种权力被用于“政治性打压”或立场歧视，就将构成对大学言论自由的侵犯。
哈佛正是以此为由提出申诉。如果哈佛能证明政府这些行政措施并非出于管理或程序考量，而是因为哈佛的自由派倾向对其打压，政府就可能因为违宪而败诉。
类似的案例有：2001年的德克萨斯州“艾斯派兰萨和平与正义中心案”，法院裁定当地政府因该组织的左翼立场撤销拨款，构成“观点歧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政府虽有财政裁量权，但不得因政治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哈佛若能举证联邦政策带有类似动机，理论上有望获得宪法支持。
不过，和第一项诉讼一样，政府对哈佛是否构成违宪打压，最终仍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哈佛能否举证“政治动机”的存在。
在以程序正义为审判核心的联邦司法体系中，法院通常对“动机不纯”的认定极为审慎，更倾向于基于程序与证据本身做出判断。这也意味着，即便舆论认为这是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最终能否获得法律胜利，仍取决于证据与程序。
美国高校科研经费来源
上诉之路，第一巡回上诉法庭的政治光谱
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之后，鉴于双方都非常强硬，预计一定会上诉，这就意味着，本案将顺理成章地踏入美国联邦诉讼体系的“第二层”。
美国的联邦诉讼体系一般分为三层：第一：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负责事实审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Circuit Court），负责程序复核与法律判断；第三：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只受理极少数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案件。
简言之，可以类比为三层结构：初审法院、复审法院与终审法院，分别负责事实查明、法律审查与最终裁决。
因此，在美国，重大争议性案件常常会经历“三级跳”。本案在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后，可以预见败诉方会提起上诉，案件将进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而最终是否进入最高法院，将取决于巡回上诉法院能否形成清晰的裁判逻辑——从目前来看，进入最高法院的前景几乎不可避免。
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设在波士顿，负责马萨诸塞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司法复审。
第一巡回上诉法庭非常具有特色：尽管规模不大，仅有六位现任法官，但它却是美国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中，唯一一个清一色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组成的法院。这个罕见的政治倾向“纯色”的特点，使得其裁决风格在学界和媒体间常被认为偏向自由主义立场。无论是处理同性婚姻、宗教自由，还是学校言论案件，该法院都曾做出过引发全国讨论的判例。
因此，倘若此案进入复审程序，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政治色彩及过往立场，无疑将成为外界预测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背景下，这场诉讼接下来会在什么样的法律气候中继续推进，其实不难猜。毕竟，在涉及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宪法权利等议题上，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一向对政府的“越界行为”格外敏感。哈佛若继续胜诉，多少也在预料之中。
但无论结果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诉讼不会止步于此。而真正决定此案命运走向的，不在波士顿，而在华盛顿。
终局如何？黑色法袍上隐约的红蓝光谱
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体系的终审机关，拥有解释宪法、裁决全国性法律争议的最高权威。由九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拥有推翻下级法院裁决的终审权，更被视为美国政治与社会深层分歧的“最终出口”。许多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案子，最终都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政治倾向性一向备受关注，而如今的九位法官中，六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三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这种“6比3”的构成，使得最高法院被很多人视为保守主义阵营在制度框架内的最后堡垒。
有趣的是，不仅这种6:3的具保守派倾向与具自由派倾向的法官构成引人瞩目，而且，九位法官中，出身哈佛的大法官有四位，还有一位曾在哈佛长期任教，因此哈佛在最高法院被认为占有“半壁江山”。
但是，四位出身哈佛的大法官，保守派倾向和自由派倾向各有两位，加上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经常出现的“关键摇摆票”，这就使未来此案件如果进入最高法院，不仅充满精彩看点，而且前景充满变量。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地时间5月2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艾莉森·伯劳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将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撤销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招生资格。
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哈佛，其“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认证将被撤销，国际学生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校园。理由是哈佛未能提供有关国际学生的信息，并指控其校园存在反犹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
尽管在听证会前，政府改变立场，表示给予哈佛30天时间以通过行政程序对撤销认证决定提出异议，但伯劳斯法官认为，为了保护哈佛及其国际学生的权益，有必要维持现状，直到行政程序完成。
可以说，哈佛胜了第一步。接下来，法院将进入对政府行为动机的审查阶段，哈佛大学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政府的行为是出于对其自由派立场的不满。
通常，政府在移民和教育政策拥有相当的裁量权，但是如果哈佛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政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选择性惩罚”，法庭可能判决政府的行为违反宪法，包括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与学术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以及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等。
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艾莉森·伯劳斯，2014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她以处理涉及哈佛的多起影响力广泛的案件闻名。
比较著名的是2019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案，伯劳斯法官裁定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未对亚裔美国申请者构成非法歧视。这一裁决虽然在上诉中获得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但在2023年被最高法院推翻，裁决违宪，因而该案被视为平权时代的法律转折点。
在这次哈佛诉政府案中，伯劳斯法官的裁决不仅对哈佛大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面对政府政策变化时的法律地位产生深远影响。
哈佛大学举行支持国际学生的集会。纽约时报
自由派大学与保守派政府的正面对撞
自1636年建校以来，哈佛就是美式精英教育的原点。美国大学不仅培养人才、产出知识，也建立和输出一整套围绕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人才培养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作为自由派价值观的象征，哈佛长期代表着精英主义、多元文化与“政治正确”的理念，也因此频繁出现在保守派舆论对“自由派大本营”的批评之中。
而特朗普的政治崛起甫始，就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与大学自治基础上的高教秩序发起了正面冲击，最终将这场冲突推向了这起广受关注的诉讼。他“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风格，与哈佛所象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学术规范和精英信仰形成了尖锐对立。在特朗普的语言体系中，哈佛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标杆，而是所谓的“觉醒工厂”（woke factory）——这是一个在保守派话语中用来形容高校灌输自由派理念、推崇政治正确的贬义词。
近年来，以哈佛为代表的自由派高校，逐渐成为“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主阵地。所谓“觉醒”，原本源于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反思，但这一理念被扩展为涵盖种族、性别、性取向、环境正义与殖民批判等议题的政治正确规范。哈佛等校纷纷设立“多元与包容办公室”、取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雕像、审查教材与课程叙事，并在招生、招聘与校园治理中强化“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尤其在录取中强调“平权考量”，将族裔背景纳入重要标准。
哈佛还推动“种族正义”与“结构性平权”，如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引入反种族主义课程，引发了对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受限的担忧。部分保守派学者与异见学生因观点不合主流而被边缘化，甚至被迫离开，使得“觉醒”从倡导公正滑向话语规范的政治化。
对特朗普阵营而言，这类高校代表的已不是自由与进步，而是一种脱离现实、背离传统的“精英泡沫”，也因此成为其政治反击的集中目标。
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指责哈佛大学
特朗普政府推出这几项项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行政措施：包括限制外国学生签证、切断部分联邦研究资金、重新定义高校在宗教与言论自由方面的责任等。这些政策表面上以国家安全、学术中立为名，实际上却集中指向一个目标——削弱自由派高校在美国舆论与知识系统中的结构性优势地位。
自由派高校，尤其是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常春藤盟校，在美国长期占据舆论与知识系统的结构性高地。这种优势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是精英人才的培养路径。从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媒体主编、跨国公司高管，其校友网络与国家治理、资本力量之间高度耦合。
其次它们在话语生产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无论是政策研究、社会议题还是文化标准，这些高校的学者与研究机构通过期刊、智库、主流媒体专栏等形式构建着“可被讨论”的议题边界，并赋予某些观点以正当性。
再者，作为全球留学生最集中的学术机构之一，它们也承担着“美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角色，间接塑造着国际社会对美国制度与文化的认知框架。
这种结构性优势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全球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战后科学研究体制的集中化、大型慈善基金会的持续资助等因素密切相关。在长达数十年的制度性累积中，自由派高校逐渐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核心节点，也是美国精英阶层与公共理性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因此，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对其施加制裁或削弱时，所引发的抵抗与反弹，并非只是学界与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对美国自身知识体制权力结构的深度触动。
权利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哈佛大学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另一项诉讼，挑战特朗普政府之前宣布冻结其约30亿美元联邦研究资金的决定，该案的听证会定于2025年7月举行。
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其资金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学生贷款计划与政策性教育项目。从生物医药到人工智能，许多哈佛实验室依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拨款维持前沿研究，而本科生及研究生也大量依靠联邦提供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
根据官方数据，哈佛大学在2024年财年，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总额为6.86亿美元，占该校所有受资助研究收入的约68% 。但总体而言，联邦资助的研究经费占哈佛总运营收入的11%。
这使得哈佛虽然在名义上具备制度自主权，但在行政资源、资金安全与政策导向上，却始终处于一种“既自主又依赖”的微妙关系中——既代表学术自治的象征，也难以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的制度框架。
原则上，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和学生补贴拥有一定裁量权，私立大学并非有享有固定拨款的制度保障。政府可以选择不资助某个机构，但不能因其理念或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因为一旦这种权力被用于“政治性打压”或立场歧视，就将构成对大学言论自由的侵犯。
哈佛正是以此为由提出申诉。如果哈佛能证明政府这些行政措施并非出于管理或程序考量，而是因为哈佛的自由派倾向对其打压，政府就可能因为违宪而败诉。
类似的案例有：2001年的德克萨斯州“艾斯派兰萨和平与正义中心案”，法院裁定当地政府因该组织的左翼立场撤销拨款，构成“观点歧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案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政府虽有财政裁量权，但不得因政治立场而选择性撤资。哈佛若能举证联邦政策带有类似动机，理论上有望获得宪法支持。
不过，和第一项诉讼一样，政府对哈佛是否构成违宪打压，最终仍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哈佛能否举证“政治动机”的存在。
在以程序正义为审判核心的联邦司法体系中，法院通常对“动机不纯”的认定极为审慎，更倾向于基于程序与证据本身做出判断。这也意味着，即便舆论认为这是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最终能否获得法律胜利，仍取决于证据与程序。
美国高校科研经费来源
上诉之路，第一巡回上诉法庭的政治光谱
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之后，鉴于双方都非常强硬，预计一定会上诉，这就意味着，本案将顺理成章地踏入美国联邦诉讼体系的“第二层”。
美国的联邦诉讼体系一般分为三层：第一：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负责事实审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Circuit Court），负责程序复核与法律判断；第三：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只受理极少数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案件。
简言之，可以类比为三层结构：初审法院、复审法院与终审法院，分别负责事实查明、法律审查与最终裁决。
因此，在美国，重大争议性案件常常会经历“三级跳”。本案在联邦地区法院裁决后，可以预见败诉方会提起上诉，案件将进入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而最终是否进入最高法院，将取决于巡回上诉法院能否形成清晰的裁判逻辑——从目前来看，进入最高法院的前景几乎不可避免。
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设在波士顿，负责马萨诸塞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司法复审。
第一巡回上诉法庭非常具有特色：尽管规模不大，仅有六位现任法官，但它却是美国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中，唯一一个清一色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组成的法院。这个罕见的政治倾向“纯色”的特点，使得其裁决风格在学界和媒体间常被认为偏向自由主义立场。无论是处理同性婚姻、宗教自由，还是学校言论案件，该法院都曾做出过引发全国讨论的判例。
因此，倘若此案进入复审程序，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政治色彩及过往立场，无疑将成为外界预测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背景下，这场诉讼接下来会在什么样的法律气候中继续推进，其实不难猜。毕竟，在涉及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宪法权利等议题上，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一向对政府的“越界行为”格外敏感。哈佛若继续胜诉，多少也在预料之中。
但无论结果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诉讼不会止步于此。而真正决定此案命运走向的，不在波士顿，而在华盛顿。
终局如何？黑色法袍上隐约的红蓝光谱
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体系的终审机关，拥有解释宪法、裁决全国性法律争议的最高权威。由九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拥有推翻下级法院裁决的终审权，更被视为美国政治与社会深层分歧的“最终出口”。许多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案子，最终都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政治倾向性一向备受关注，而如今的九位法官中，六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三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这种“6比3”的构成，使得最高法院被很多人视为保守主义阵营在制度框架内的最后堡垒。
有趣的是，不仅这种6:3的具保守派倾向与具自由派倾向的法官构成引人瞩目，而且，九位法官中，出身哈佛的大法官有四位，还有一位曾在哈佛长期任教，因此哈佛在最高法院被认为占有“半壁江山”。
但是，四位出身哈佛的大法官，保守派倾向和自由派倾向各有两位，加上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经常出现的“关键摇摆票”，这就使未来此案件如果进入最高法院，不仅充满精彩看点，而且前景充满变量。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